《猴哥带你读懂史记》
结束语
第五十讲、《史记》中隐藏的两大思维
不知不觉,我们的《史记》课程,终于到了最后一讲。
《史记》是以人为基本单元写成的作品,在前面的课程里,我们已经解读过27种人格类型,有礼贤下士的主公(信陵君)、急公好义的斗士(鲁仲连)、最负盛名的刺客(荆轲)、白手起家的开国帝王(刘邦)、千古名相(萧何)、功高盖主的统帅(韩信)等等,他们中的有些人,身处同一时代,有着同样的追求,但结局却大不一样。有人功成名就,有人归隐山林,有人含冤而死。
经过近一个月的学习,你可能也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人的命运如此不同?
当然,这里面的影响因素有很多,从性格、能力、出身,乃至运气、资源等等角度,都可以给出一番解释。但是在我看来,影响人命运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人的思维方式。
在《史记》的这些人物身上,我读到了两种重要的思维模式,一种我称为人际思维,就是把自己当作独立的个体,立足个体与个体的关系来看世界;一种我称为组织思维,也就是把自己看作组织中的一员,立足个体和组织、组织和组织的关系来看世界。
在这门《史记》课里,我希望你不光是了解到27种人格类型的标签,以及这些人格原型在历史上的发展和传承,也不要忘记透过个体命运的种种选择,把握他们的思维方式,找到造成他们命运的影响因素。在我看来,只有这样,才能帮你更好地读懂、读透《史记》。
所以,在今天这最后一讲里,我会结合《史记》中的关联案例,为你具体讲讲《史记》中隐藏的这两种思维,它们又是如何影响历史人物的命运的。
人际思维
我们先来看人际思维。
说到这种思维方式,你可能觉得,这我不陌生,中国向来被认为是一个熟人社会,遇到什么棘手的问题,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去找熟人、托关系,这不就是人际思维吗?
但是我要说的人际思维并不是这种思维,而是把一切关系都变成,或类比为人际关系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的好处,是可以通过看清关键人物之间的厉害关系,从而快速选择自己的立场和策略。
在《史记》里,有一批积极运用人际思维,为自己谋求出路,实现阶层跃升的人,那就是活跃在战国的游士和客卿。
最典型的,就是我在课程里给你讲过的伍子胥(夫差、勾践)。他原本是一个楚国人,后来受到迫害,远逃到了吴国。作为外来人,他先搞清楚了吴国的核心人物关系——吴国的公子光想要称王,想除掉吴王僚;而吴王僚志大才疏,并没有真正战胜楚国的意志和决心。
于是,伍子胥决定和公子光合作,他引荐刺客专诸,帮助公子光成功继承王位。伍子胥这才得以进入吴国高层,成为新吴王身边的重要人物,启动了他的复仇计划。
伍胥知公子光有内志,欲杀王而自立,未可说以外事,乃进专诸于公子光,退而与太子建之子胜耕于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夺太子建秦女生子轸,及平王卒,轸竟立为后,是为昭王。
吴王僚因楚丧,使二公子将兵往袭楚。楚发兵绝吴兵之后,不得归。吴国内空,而公子光乃令专诸袭刺吴王僚而自立,是为吴王阖庐。阖庐既立,得志,乃召伍员以为行人,而与谋国事。(《史记·伍子胥列传》)
除了伍子胥,司马迁笔下的苏秦、张仪、范雎,也都是善于运用人际思维的人。这些人行事作风的共通之处,就是当他们要完成一个目标的时候,都是先搞清楚掌权的人是谁,互相之间的关系如何,再利用这些人之间的关系,帮助自己快速发展。正是因为对人际思维的巧妙运用,让他们在风云变化的战国,占据了一席之地。
但是,这种思维方式也潜藏着一个弊端。那就是容易潜意识地,把一切关系都想象成人际关系,用个体道德去评判、处理各种复杂关系。
《史记》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莫过于宋襄公。
宋襄公是春秋时期的宋国君主,以“让国”、“仁义”闻名于诸侯。齐桓公死后,齐国内乱,他出兵帮齐国平定内乱,不图任何回报,可谓高风亮节。但是,这个人的下场却很悲惨。
宋襄公企图继承齐桓公的霸业而与另一个大国楚国,爆发了著名的泓水之战。
当时,楚强宋弱。宋襄公明明有机会趁着楚国军队渡河,还没列好阵型的时候迅速发动攻击,占据上风。但是宋襄公却坚持不用,非要等楚国军队渡过河、列好阵来打自己。用宋襄公的话说,这是“不困人于厄”,也就是他不愿意趁人之危,坚持要等到敌人排好队列,进行公平决战。
结果,宋军被楚军打得惨不忍睹,宋国人都怨恨宋襄公不及早发动进攻。而宋襄公战败之后,第一个来落井下石的国家就是他当年帮助过的齐国。
十三年夏,宋伐郑。子鱼曰:“祸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郑。襄公将战,子鱼谏曰:“天之弃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与楚成王战于泓。楚人未济,目夷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济击之。”公不听。已济未陈,又曰:“可击。”公曰:“待其已陈。”
陈成,宋人击之。宋师大败,襄公伤股。国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于厄,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兵以胜为功,何常言与!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战为?”(《史记·宋微子世家》)
对宋襄公的这个悲惨下场,历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认为宋襄公太蠢,智商不足;一种认为宋襄公太善良,道德水准太高,在礼崩乐坏的春秋,宋襄公的失败,是时代的悲剧。
但在我看来,这两种回答都没有抓住关键。造成宋襄公悲剧命运的不是道德,也不是战术战法,这里面的关键在于,宋襄公是在一个错误的地方运用了人际思维。
宋襄公讲义气,重感情,做事不求回报,在人际关系层面,这都是美德。但是,在春秋时期,组织与组织间的竞争越来越残酷,宋襄公作为一个国君,却只立足于个体看问题,用个人的道德偏好,来处理组织间的问题。客观上来说,这是在用集体利益,换取他个人的道德名声,最终落得惨败的下场。而且失败之后,没有人同情他,更没有人赞美他。
类似地,吴王夫差以为他可以用自己的宽容大度来感化越王勾践,换来吴越两国的和平;韩信寄希望于他和刘邦的感情纽带,让刘邦在建立大一统帝国之后还封自己为诸侯王,这都是在用人际思维去处理组织之间的问题,都是缺乏组织思维的体现,而他们最后也都付出了惨重代价。
组织思维
说到这里,我就要为你介绍第二个概念,组织思维。
说到组织,大家都能理解,小到社团、公司,大到国家,都是一个组织。如果说人际思维是以个人好恶、关系远近为准则,那么组织思维,则是以集体利益和成败为基准。
那么,在《史记》中,有谁是特别善于利用组织思维处理问题呢?在我看来,正是汉高祖,刘邦。
最著名的一个例子莫过于,楚汉争霸打到后期,打成了消耗战,而且楚军越来越不占优势。这个时候,项羽为了打破僵局,威胁刘邦,如果不立即开城投降,就把他的父亲烹杀,也就是下油锅。没想到,刘邦很淡定地说,当年你我曾经约为兄弟,我爹也是你爹。既然兄弟你想吃爹的肉,吃就是了,别忘了给你大哥我也留一碗。
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桮羹。” (《史记·项羽本纪》)
从个体道德的角度看,自己的父亲深陷困境,而刘邦不但不为所动,居然还提出“分我一杯羹”。很多人读到这一段,往往对刘邦的人品非常不齿。
但问题是,如果当时刘邦成功被项羽威胁,开城投降又会怎样呢?项羽会放过他的父亲吗?也许会,也许不会。但可以肯定的是,投降就意味着刘邦的事业彻底失败。乱世之中,那么多人追随刘邦,刘邦的失败就是他们的集体失败。如果刘邦因为自己亲爹遭到劫持,选择投降,弃组织于不顾,就不会有后来楚汉争霸的胜利。
刘邦的选择,也许是因为他的冷血无情,也许另有原因,但在我看来,至少客观结果上,这是组织思维的一种体现。刘邦的选择是符合组织的利益的,也符合他作为一个组织中人的角色。这也提醒我们,组织道德和个体道德,并不完全吻合。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个体道德去评价一个组织里的人。
除了刘邦,《史记》中还有很多人物,我认为也是具有组织思维的,比如做到了萧规曹随的曹参,懂得包容不同声音的汉文帝,通过参与组织运营保住儿子和自己地位的吕雉,都体现了高超的组织智慧。
当然,人际思维和组织思维也并不矛盾,一个人可以同时拥有这两种思维。关键在于,什么时候使用哪一种思维,这才是影响事情走向,乃至命运转折的要素。在今天,这仍然是我们反观自己的两个重要维度。
最后,我想说的一点是,想要读透《史记》,要花费的功夫远不止听完我这50讲课程。而读懂《史记》中的人物,除了从时间、空间、人格这三个维度去解读,也必定有各种不同的角度。在这门课程里,我选择了我认为最重要的几个方向,带你一起领略了《史记》的魅力,并在最后一讲,为你做了一次梳理。
课程结束之际,再次感谢你的全程参与。希望这门课能帮助你打开一扇新的大门,在历史中洞察当下,在经典里超越自我,活出一个更加挥洒自如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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