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中·答聂文蔚 人即天地之心

〔1〕春闲远劳迂途，枉顾问证，惓倦此情，何可当也!已期二三同志，更处静地，扳留旬日，少效其鄙见，以求切劘之益：而公期俗绊，势有不能，别去极怏怏，如有所失。忽承笺惠，反复千余言，读之无甚浣慰，中间推许太过，盖亦奖掖之盛心，而规砺真切，思欲纳之于贤圣之域，又托诸崇一以致其勤勤恳恳之怀，此非深交笃爱何以及是：知感知愧，且惧其无以堪之也。虽然，仆亦何敢不自鞭勉，而徒以感愧辞让为乎哉!其谓“思、孟、周、程无意相遭于千载之下，与其尽信于天下，不若真信于一人;道固自在，学亦自在，天下信之不为多，一人信之不为少”者，斯固君子“不见是而无闷”之心，岂世之谫谫屑屑者知足以及之乎!乃仆之情，则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间，而非以计人之信与不信也。

〔2〕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无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冶，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见善不啻若己出，见恶不啻若己人，视民之饥溺犹己之饥溺，而一夫不获，若己推而纳诸沟中者，非故为是而以蕲天下之信己也，务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尧、舜、三王之圣，言而民莫不信者，致其良知而言之也;行而民莫不说者，致其真知而行之也。是以其民熙熙皞皞，杀之不怨，利之不庸，施及蛮貊，而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为其良知之同也。呜呼!圣人之治天下，何其简且易哉!

〔3〕后世良知之学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轧，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琐僻陋之见，狡伪阴邪之术，至于不可胜说：外假仁义之名，而内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实，诡辞以阿俗，矫行以干誉：损人之善而袭以为己长，讦人之私而窃以为己直：忿以相胜而犹谓之徇义，险以相倾而犹谓之疾恶;妒贤忌能而犹自以为公是非，恣情纵欲而犹自以为同好恶;相陵相贼，自其一家骨肉之亲，已不能无尔我胜负之意、彼此藩篱之形，而况于天下之大，民物之众，又何能一体而视之?则无怪于纷纷籍籍而祸乱相寻于无穷矣。

〔4〕仆诚赖天之灵，偶有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由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则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见其若是，遂相与非笑而诋斥之，以为是病狂丧心之人耳。呜呼，是奚足恤哉!吾方疾痛之切体，而暇计人之非笑乎?人固有见其父子兄弟之坠溺于深渊者，呼号匍匐，裸跣颠顿，扳悬崖壁而下拯之。士之见者，方相与揖让谈笑于其旁，以为是弃其礼貌衣冠而呼号颠顿若此，是病狂丧心者也。故夫揖让谈笑于溺人之旁而不知救，此惟行路之人，无亲戚骨肉之情者能之，然已谓之无恻隐之心，非人矣;若夫在父子兄弟之爱者，则固未有不痛心疾首，狂奔尽气，匍匐而拯之，彼将陷溺之祸有不顾，而况于病狂丧心之讥乎?而又况于蕲人信与不信乎?呜呼!今之人虽谓仆为病狂丧心之人，亦无不可矣。天下之人，皆吾之心也：天下之人犹有病狂者矣，吾安得而非病狂乎?犹有丧心者矣，吾安得而非丧心乎?

〔5〕昔者孔子之在当时，有议其为谄者，有讥其为佞者，有毁其未贤，诋其为不知礼，而侮之以为东家丘者，有嫉而沮之者，有恶而欲杀之者，晨门、荷蒉之徒，皆当时之贤士，且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欤?”“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虽子路在升堂之列，尚不能无疑于其所见，不悦于其所欲往，而且以之为迂，则当时之不信夫子者，岂特十之二三而已乎?然而夫子汲汲遑遑，若求亡子于道路，而不暇于暖席者，宁以蕲人之知我、信我而已哉?盖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疾痛迫切，虽欲已之而自有所不容已，故其言曰：“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欲洁其身而乱大伦。”“果哉，未之难矣!”呜呼!此非诚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孰能以知夫子之心乎?若其遯世无闷，乐天知命者，则固无入而不自得，道并行而不相悖也。

〔6〕仆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道为己任;顾其心亦已稍加疾痛之在身，是以彷徨四顾，将求其有助于我者，相与讲去其病耳。今诚得豪杰同志之士，扶持匡翼，共明良知之学于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以相安相养，去其自私自利之蔽，一洗谗妒胜忿之习，以济于大同，则仆之狂病固将脱然以愈，而终免于丧心之患矣，岂不快哉?嗟乎!今诚欲求豪杰同志之士于天下，非如吾文蔚者，而谁望之乎?如吾文蔚之才与志，诚足以援天下之溺者，今又既知其具之在我，而无假于外求矣，循是而充，若决河注海，孰得而御哉?文蔚所谓一人信之不为少，其又能逊以委之何人乎?

〔7〕会稽素号山水之区，深林长谷，信步皆是，寒暑晦明，无时不宜，安居饱食，尘嚣无扰，良朋四集，道义日新，优哉游哉，天地之闲宁复有乐于是者?孔子云：“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仆与二三同志方将请事斯语，奚暇外慕?独其切肤之痛，乃有未能恝然者，辄复云云尔。咳疾暑毒，书札绝懒，盛使远来，迟留经月，临歧执笔，又不觉累纸，盖于相知之深，虽已缕缕至此，殊觉有所未能尽也。

二书

〔8〕得书，见近来所学之骤进，喜慰不可言。谛视数过，其间虽亦有一二未莹彻处，却是致良知之功尚未纯熟，到纯熟时自无此矣：譬之驱车，既已由于康庄大道之中或时横斜迂曲者，乃马性末调，衔勒不齐之故，然已只在康庄大道中，决不赚入旁蹊曲径矣，近时海内同志，到此地位者曾末多见，喜慰不可言，斯道之幸也!贱躯旧有咳嗽畏热之病，近入炎方，辄复大作。主上圣明洞察，责付甚重，不敢遽辞：地力军务冗沓，皆舆疾从事。今却幸已平定，已具本乞回养病，得在林下稍就清凉，或可瘳耳。人还，伏枕草草，不尽倾企外惟浚一简幸达致之。

〔9〕来书所询，草草奉复一二：近岁来山中讲学者，往往多说“勿忘、勿助”工夫甚难。问之，则云“才着意便是助，才不着意便是忘”，所以甚难。区区因问之云“忘是忘个甚么?助是助个甚么?”其人默然无对，始请问。区区因与说，我此闲讲学，却只说个“必有事焉”，不说“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时时去“集义”。若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时间断，此便是忘了，即须二勿忘”：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时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须“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间提撕警觉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间断，即不须更说“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须更说“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简易!何等洒脱自在!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工，而乃悬空守着一个“勿忘、勿助”，此正如烧锅煮饭，锅内不曾渍水下米，而乃专去添柴放火，不知毕竟煮出个甚么物来!吾恐火候未及调停，而锅已先破裂矣。近日，专在“勿忘、勿助”上用工者，其病正是如此：终日悬空去做个“勿忘”，又悬空去做个“勿助”，奔奔荡荡，全无实落下手处，究竟工夫，只做得个沈空守寂，学成一个痴騃汉，才遇些子事来，即便牵滞纷扰，不复能经纶宰制。此皆有志之士，而乃使之劳苦缠缚，担搁一生，皆由学术误人之故，甚可悯矣!

〔10〕夫“必有事焉”只是“集义”，“集义”只是“致良知”。说“集义”则一时末见头脑，说“致良知”即当下便有实地步可用功;故区区专说“致良知”。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著实去致良知，便是“诚意”，著实致其良知，而无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著实致良知，则自无忘之病：无一毫意必固我，则自无助之病。故说“格、致、诚、正”，则不必更说个“忘、助”。孟子说“忘、助”，亦就告子得病处立方。告子强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专说助长之害。告子助长，亦是他以义为外，不知就自心上“集义”，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以如此。若时时刻刻就自心上“集义”，则良知之体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纤毫莫遁，又焉“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弊乎?孟子“集义”、“养气”之说，固大有功于后学，然亦是因病立方，说得大段，不若《大学》“格、致、诚、正”之功，尤极精一简易，为彻上彻下，万世无弊者也。

〔11〕圣贤论学，多是随时就事，虽言若人殊，而要其工夫头脑，若合符节。缘天地之间，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故凡就古人论学处说工夫，更不必搀和兼搭而说，自然无不吻合贯通者，才须搀和兼搭而说，即是自己工夫未明彻也。近时有谓“集义”之功，必须兼搭个“致良知”而后备者，则是“集义”之功尚未了彻也：“集义”之功尚未了彻，适足以为“致良知”之累而已矣。谓“致良知”之功，必须兼搭一个“勿忘、勿助”而后明者，则是“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彻也;“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彻也，适足以为“勿忘、勿助”之累而已矣。若此者，皆是就文义上解释牵附，以求混融凑泊，而不曾就自己实工夫上体验，是以论之愈精，而去之愈远。文蔚之论，其于大本达道既已沛然无疑，至于“致知”、“穷理”及“忘、助”等说，时亦有搀和兼搭处，却是区区所谓康庄大道之中，或时横斜迂曲者，到得工夫熟后，自将释然矣。

〔12〕文蔚谓“致知”之说，求之事亲、从兄之间，便觉有所持循者，此段最见近来真切笃实之功。但以此自为不妨，自有得力处，以此遂为定说教人，却未免又有因药发病之患，亦不可不一讲也。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怛。若是从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即是事亲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矣：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即是从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矣。故致得事君的良知，便是致却从兄的良知，致得从兄的良知，便是致却事亲的良知。不是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却须又从事亲的良知上去扩充将来。如此，又是脱却本原，著在支节上求了。良知只是一个，随他发见流行处，当下具足，更无去来，不须假借。然其发见流行处，却自有轻重厚薄，毫发不容增减者，所谓天然自有之中也。虽则轻重厚薄，毫发不容增减，而原又只是一个：虽则只是一个，而其间轻重厚薄，又毫发不容增减：若可得增减，若须假借，即已非其真诚恻怛之本体矣;此良知之妙用，所以无方体，无穷尽，语大天下莫能载，语小天下莫能破者也。

〔13〕孟氏“尧舜之道，孝弟而已”者，使就人之良知发见得最真切笃厚、不容蔽昧处提省人，于人于事君、处友、仁民、爱物、与凡动静语默间，皆只是致他那一念事亲、从兄真诚恻怛的良知，即自然无不是道。盖天下之事虽千变万化，至于不可穷诘，而但惟致此事亲，从兄一念真诚恻怛之良知以应之，则更无有遗缺渗漏者，正谓其只有此一个良知故也。事亲、从兄一念良知之外，更无有良知可致得者。故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所以为“惟精惟一”之学，放之四海而皆准，“施谐后世而无朝夕”者也。文蔚云：“欲于事亲、从兄之间，而求所谓良知之学。”就自己用功得力处如此说，亦无不可：若曰致其良知之真诚恻怛以求尽夫事亲，从兄之道焉，亦无不可也。明道云：“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其说是矣。

〔14〕“臆、逆、先觉”之说，文蔚谓“诚则旁行曲防，皆良知之用”，甚善甚善!闲有搀搭处，则前已言之矣。惟浚之言，亦未为不是。在文蔚须有取于惟浚之言而后尽，在惟浚又须有取于文蔚之言而后明：不然，则亦未免各有倚着之病也。舜察迩言而询刍荛，非是以迩言当察，刍荛当询，而后如此，乃良知之发见流行，光明圆莹，更无挂碍遮隔处，此所以谓之大知;才有执着意必，其知便小矣。讲学中自有去取分辨，然就心地上着实用工夫，却须如此方是。

〔15〕“尽心”三节，区区曾有“生知、学知、困知”之说，颇已明白，无可疑者。盖尽心、知性、知天者，不必说存心、养性，事天，不必说夭寿不贰、修身以俟，而存心、养悾与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存心、养性、事天者，虽未到得尽心、知天的地位，然已是在那里做个求到尽心、知天的工夫，更不必说夭寿不贰，修身以俟，而夭寿不贰，修身己俟之功已在其中矣。譬之行路，尽心、知天者，如年力壮健之人，既能奔走往来于数千里之间者也：存心、事天者，如童稚之年，使之学习步趋于庭除之间者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者，如襁褓之孩，方使之扶穑傍壁，而惭学起立移步者也。既已能奔走往来于数千里之间者，则不必更使之于庭除之间而学步趋，而步趋于庭除之间，自无弗能矣。既已能步趋于庭除之间，则不必更使之扶墙傍壁而学起立移步，而起立栘步自无弗能矣。然学起立移步，便是学步趋庭除之始，学步趋庭除，便是学奔走往来于数千里之基，固非有二事，但其工夫之难易则相去悬绝矣。心也，性也，天也，一也。故及其知之成功则一。然而三者人品力量，自有阶级，不可躐等而能也。细观文蔚之论，其意以恐尽心、知天者，废却存心、修身之功，而反为尽心、知天之病：是盖为圣人忧工夫之或间断，而不知为自己忧工夫之未真切也。吾侪用工，却须专心致志，在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上做，只此便是做尽心、知天工夫之始：正如学起立移步，便是学奔走千里之始。吾方自虑其不能起立移步，而岂遽其不能奔走千里，又况为奔走千里者而虑其或遗忘于起立移步之习哉?文蔚识见本自超绝迈往，而所论云然者，亦是未能脱去旧时解说文义之习，是为此三段书分疏比合，以求融会贯通，而自添许多薏见缠绕，反使用功不专一也;近时悬空去做勿忘、勿助者，其意见正有此病，最能耽误人，不可不涤除耳。

〔16〕所谓“尊德性而道问学”一节至当归一，更无可疑。此便是文蔚曾着实用功，然后能为此言。此本不是险僻难见的道理，人或意见不同者，还是良知尚有纤翳潜伏，若除去此纤翳，即自无不洞然矣。

〔17〕已作书后，移卧檐间，偶遇无事，遂复答此文蔚之学既已得其大者，此等处久当释然自解，本不必屑屑如此分疏：但承相爱之厚，千里差人远及，谆谆下问，而竟虚来意，又自不能已于言也。然直憨烦缕已甚，恃在信爱，当不为罪，惟浚处及谦之崇一处，各得转录一通寄视之，尤承一体之好也。

 ·人即天地之心·

答聂文蔚

聂文蔚（公元1487——1563年），即聂豹，字文蔚，号双江 。江 西永丰人。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少傅。1545年，被捕入狱。出狱即居家十年，后被起用为平陽知府，修兵练卒，整顿地方军务，颇有政绩。其学主张“归寂”之说，并在入狱后三年，著成《困辨录》一书，在“心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归寂”说，表现出不同于王学的思想特色。但他对王陽明却极为崇拜，王陽明在浙江 时曾与之相见，王死后，聂立位北面再拜，始称门生。参见《明儒学案》卷十七。

【原文】

春间远劳迂途枉顾，问证惓惓，此情何可当也？已期二三同志，更处静地，扳留旬日，少效其鄙见，以求切靡之益。而公期俗绊，势有不能，别去极怏怏如有所失。忽承笺惠，反复千余言，读之无甚浣慰。中间推许太过，盖亦奖掖之盛心。而规砺真切，思欲纳之于贤圣之域。又托诸崇一以致其勤勤恳恳之怀，此非深交 笃爱何以及是？知感知愧，且惧其无以堪之也。虽然，仆亦何敢不自鞭勉，而徒以感愧辞让为乎哉？其谓“思、孟、周、程无意相遭于千载之下，与其尽信于天下，不若真信于一人。道固自在，学亦自在，天下信之不为多，一人信之不为少”者，斯固君子“不见是而无闷”之心。岂世之谫谫屑屑者知足以及之乎？乃仆之情，则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间。而非以计人之信与不信也。

【译文】

春季，有劳您自远方绕道光临寒舍，又不知疲倦地问辩求证，此等真情，我岂敢担当？本来，我与几位朋友相约，找一个安静之所，住上十天半月，探讨一下我的现点，以便在彼此切磋中有所裨益。然而，您因公务在身，不能久留，分别后，我郁郁寡欢，若有所失。忽然之间收到您的来信，前后数千言，读后甚感欣慰。信中对我的过奖之处，不过是您对我的鼓励提携之情。其中的规劝砥砺，真切感人，是想促进我入圣贤之列。另外，又拜托崇一，让他转达您的殷切关怀，若不是交往亲密，爱心深厚，又怎能如此？我既感激又愧疚，担心辜负您对我的一片心意。即便这样，我又岂敢不鞭策勉励自己，而只在那里感愧谦让呢？您认为“子思、孟子、周敦颐和二程，他们无意于在千年之后遇到知音，与其让天下人都相信，倒不如让一个人真相信。道依然存在，学问也依然存在，全天下人都去信奉它不为多，一个人真信它也不为少。”这固然是君子“不见是而无闷”之心，但世上浅薄鄙陋之人又怎能明白这一点呢？而在我而言，其中有许多不得已而为之的现象，并不是斤斤计较于别人是否信奉它。

〔评析〕

百川源流虽有不同，但都归于大海，大海并不以“我”为大；百家从事的事业不同， 而都以治世为要， 治世并非都是图谋称王称霸； 《诗》、《春秋》的创作虽不同时，但都是在衰世中创作出来的，它的创作并没有考虑后世人奉其为经典。事物的效果并不一定与动机相符，是非曲直还得历史作评论。

【原文】

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无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见善不啻若己出，见恶不啻若己入，视民之饥溺，犹己之饥溺，而一夫不获，若己推而纳诸沟中者。非故为是而以蕲天下之信己也，务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尧、舜、三王之圣，言而民莫不信者，致其良知而言之也。行而民莫不说者，致其良知而行之也。是以其民熙熙皞皞，杀之不怨，利之不庸，施及蛮貊，而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为其良知之同也。呜呼！圣人之治天下，何其简且易哉！

【译文】

人即天地之心。天地万物与我原本是一体。平民百姓遭受的困苦荼毒，又有哪一件不是自己的切肤之痛？不知道自身的疼痛，是没有是非之心的人。人的是非之心，根本不须考虑就能知道，根本不须学习 就能具备，这就是所谓的良知。良知存在于人心之内，没有圣贤和愚笨的区别，古今天下都是一样的。世上的君子，只要一心致其良知，就自然能辨别是非，具有共同的好善厌恶之心。待人若待己，爱国如爱家，从而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若能如此，想让国家治理不好也办不到。古人看到善就象自己做了好事；看到恶就象自己做了坏事；把百姓的饥饿困苦看成是自己的饥饿困苦；只要有一个人没有安顿好，就觉得是自己把他推进了陰沟。这样做，并不是想以此来获得天下人的信任，而是一心致其良知以求自己心安罢了。尧、舜、禹、汤等圣人，他们说的话百姓们没有不信任的，这是因为，他们所说的也只是推致了自己的良知；他们做的事百姓们没有不喜欢的，这是因为，他们所作的也只是推致了自己的良知。因此，他们的百姓和乐而满意，即便被处死也没有怨恨之心，百姓们获得利益，圣人不引以为功。把这些推广到蛮夷地区，凡是有血气的人无不孝敬自己的父母，因为他们的良知是相同的。哎！圣人治理天下，是何等的简单易行！

〔评析〕

一天，田子作完功课后对同学说：“尧时天下太平。”宋子说：“圣人的治理，是否就是为了达到天下太平？”彭蒙在一旁抢着说：“这是圣法的治理，不是圣人的治理。”宋子问：“圣人与圣法有什么区别？”彭蒙说：“圣人的治理，只能治理一代，而圣法的治理，则是无往不治。这是惠及万代的事，也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可见，圣人之所以成为圣，是因为他得了圣法的缘故。

【原文】

后世良知之学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轧，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琐僻陋之见，狡伪陰邪之术，至于不可胜说。外假仁义之名，而内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实，诡辞以阿俗，矫行以于誉。损人之善而袭以为己长，讦人之私而窃以为己直。忿以相胜而犹谓之徇义。险以相倾而犹谓之疾恶，妒贤忌能而犹自以为公是非，恣情纵欲而犹自以为同好恶。相陵相贼，自其一家骨肉之亲，已不能无尔我胜负之意，彼此藩篱之形，而况于天下之大，民物之众，又何能一体而视之？则无怪于纷纷籍籍而祸乱相寻于无穷矣。

【译文】

时光流逝。后来，良知的学问不再光明，天下之人，各用自己的私心巧智彼此倾轧。所以，人们各具自己的打算，于是，那些偏僻浅陋的见解，陰险诡诈的手数不计其数。一部分人以仁义为招牌，在暗处干着自私自利的事。他们用狡辨来迎合世俗，用虚伪来沽名钓誉，掠他人之美来作为自己的长处，攻击别人的隐私来显示自己的正派。因为怨恨而压倒别人，还要说成是追求正义；陰谋陷害，还要说成是嫉恶如仇；妒忌贤能，还自认为是主持公道；恣纵情 欲，还自认为是爱憎分明。人与人之间彼此蹂躏 ，互相迫害，即使是骨肉之亲，互相也不能没有争强好胜的心思，彼此间隔膜丛生。更何况对于广大的天下，众多的百姓，纷繁的事物，又怎么能把它们看作是与我一体呢？如此，天下动荡不安，战乱频频而没有止境，因而也就见惯而不怪了。

〔评析〕

善于治国的人，政令明确，所以不需要施用智谋和计术；朴实忠厚的人，不善于机巧和权变，他们在道德准则面前就感到畏惧；奸诈虚伪的人，善于伪装自己却不能保护自己，最终总是逃不脱法律的制裁。所以，尧舜时只需要把道德摆在第一位，如今不得不把法律摆在前面。

【原文】

仆诚赖天之灵，偶有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由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则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见其若是，遂相与非笑而诋斥之，以为是病狂丧心之人耳。呜呼，是奚足恤哉？吾方疾痛之切体，而暇计人之非笑呼？人固有见其父子兄弟之坠溺于深渊者，呼号匍匐，裸跣颠顿，扳悬崖壁而下拯之。士之见者，方相与揖让谈笑于其旁，以为是弃其礼貌衣冠而呼号颠顿若此，是病狂丧心者也。故夫揖让谈笑于溺人之旁而不知救，此惟行路之人，无亲戚骨肉之情者能之。然已谓之无恻隐之心，非人矣。若夫在父子兄弟之爱者，则固未有不痛心疾首，狂奔尽气，匍匐而拯之，彼将陷溺于祸而不顾，而况于病狂丧心之讥乎？而又况于蕲人信与不信乎！呜呼！今之人虽谓仆为病狂丧心之人，亦无不可矣。天下之人，皆吾之心也。天下之人犹有病狂者矣，吾安得而非病狂乎？犹有丧心者矣，吾安得而非丧心乎？

【译文】

托上天的洪福，我在偶然间发现了良知学说，认为只有致良知后天下才能得到治理，从而清明太平。所以，每当想到百姓的困苦，我就十分沉痛，于是，我不顾自己是个不肖无才之人，希望用良知来挽救百姓，拯治天下，也是不自量力。天下人看到我这样，于是都来讥讽、诽谤我，说我是丧心病狂的人。哎，这还有什么可顾虑的？我正有着切肤的疼痛，又哪有空闲对别人的讥讽斤斤计较呢？如果有人看到他的父子兄弟坠入深渊，一定会大喊大叫，不顾弃鞋丢帽，奋不顾身地下去解救他。士人们看到这种情况，则在一旁作揖打恭，谈笑风生，认为这个人丢弃衣帽、大喊大叫，一定是个精神失常的心。看到有人落水，依然在那里礼让谈笑而不去救落水之人，这只有没有亲戚骨肉之情的山野之人才这样做。但是，孟子已说过：“无恻隐之心，非人矣。”如果是有父子兄弟爱心的人看见了，一定会痛心疾首，奔走呼号，竭尽全力，乃至爬着也要去解救他们。此时，他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哪还有精力去在乎被讥笑为精神失常呢？又岂会去期望别人的信或不信呢？唉！如今虽有人认为我是精神失常的人，也无关紧要了。天下人的心，都是我的心。天下的人中也有精神失常的，我又怎么不能精神失常呢？天下也有心理变态 的人，我又怎么不能心理变态 呢？

〔评析〕

王陽明创立心学体系后，并没有立即为朝廷所推崇，也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朱学的官学地位，相反被程朱的信徒指斥为“伪学”、“异端”，王陽明甚至被诬为“病狂丧心之人”。为了免遭压制和打击，以求心学的倡扬，1514年王陽明转任南京鸿胪寺卿后，汇集有关朱熹论心性修养的34封书信编成《朱子晚年定论》，阐发前人提出过的朱、陆“早异晚同”之说，试图以此弥合朱、陆的差异。而这种“朱陆差异”说，无论在论证的方法还是在内容上都有较多的差误，时人即有指出者。但明中叶后，随着心学的繁盛，此论却影响极大。

【原文】

昔者孔子之在当时，有议其为陷者，有讥其为佞者，有毁其未贤，诋其为不知礼，而侮之以为东家丘者，有嫉且诅之者，有恶而欲杀之者，晨门、荷蒉之徒，皆当时之贤士，且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欤。？”“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虽子路在升堂之列，尚不能无疑于其所见，不悦于其所欲往，而且以之为迂，则当时之不信夫子者，岂特十之二三而已乎？然而夫子汲汲遑遑，若求亡子于道路，而不暇于暖席者，宁以蕲人之知我、信我而已哉？盖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疾痛迫切，虽欲已之而自有所不容已，故其曰言：“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欲洁其身而乱大伦。”“果哉，末之难矣！”呜呼！此非诚以天地万物者为一体者，孰能以知夫子之心乎？若其“遁世无闷”，“乐天知命”者，则固“无入而自得”，“道并行而不相悖”也。

【译文】

春秋末年，孔子积极推行他的政治主张，其时，社会上人有的数落他阿谀奉承，有的讥讽他花言巧语，有的诽谤他不是圣贤，有的诋毁他不懂礼节，有的侮辱他是东家的孔丘，有的因妒忌而败坏他的名声，有的憎恨他而要他的命，即使当时象晨门、荷蒉这样的贤明之士，也说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他的弟子子路虽学有所成，尚且还不能对孔子完全相信，孔子去见南子，他表示极大的不满。孔子的“先正名”竟被子路说成是迂腐。可见，当时不相信孔子的人何止十分之二、三呢？但是，孔子依然汲汲遑遑，仿佛在路上寻找失踪的儿子，成天四处奔波，坐不暖席，这样做难道是为了别人能了解、相信自己吗？究其原因是因为他有天地万物一体的仁爱之心，深感病痛紧迫，即使不想管也身不由己。因此他说：“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欲洁其身而乱大伦”，“果哉！末之难矣！”哎！若非真诚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人，又有谁能理解孔子的心情呢？世上如许“遁世无闷”、“乐天知命”的人，自然可以“无入而不自得”和“道并行而不相悖”了！

〔评析〕

孔子在政治上失官后便开始周游列国，前后十四年奔波于中原各国之间，企图实现他的政治抱负，但最终仍怀才不遇。回鲁后他把余年之力集中于教学和整理古代典籍上。孔子一生，道路坎坷，惶惶然奔走列国而得不到重用。但他并不悲观，始终怀有一种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精神。他勤学不辍，诲人不倦，对社会事务怀有极大的热情和责任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原文】

仆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道为己任。顾其心亦已稍知疾痛之在身，是以徬徨四顾，将求其有助于我者，相与讲去其病耳。今诚得豪杰同志之士，扶持匡翼，共明良知之学于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以相安相养，去共自私自利之蔽，一洗谗妒胜忿之习 ，以济于大同。则仆之狂病固将脱然以愈，而终免于丧心之患矣。岂不快哉！嗟乎！今诚欲求豪杰同志之士于天下，非如吾文蔚者，而谁望之乎？如吾文蔚之才与志，诚足以援天下之溺者，今又既知其具之在我，而无假于外求矣，循是而充，若决河注海，孰得而御哉？文蔚所谓一人信之不为少，其又能逊以委之何人乎？

【译文】

鄙人无才，岂敢以孔圣人的道作为己任。仅是我心中也稍稍知晓身上的病疾，所以才徘徊不前，四处张望，希望寻找到一个能帮助我的人，和我并肩设法消除我的病疾。如今，若能有志向道合的杰出人才来扶持匡正我，共同使良知之学光大于天下，让全天下的人都懂得致其良知，藉以彼此帮助、启发，剔除自私自利的毛病，将谗言、嫉妒、好胜、忿恨等恶习 荡涤干净，以实现天下大同。如此，我的精神失常将会即刻痊愈，再也不会有心理变态 的反常现象了。岂不快哉？哎呀！现在在天下真要寻觅志同道合的杰出人才，除了您我又寄希望于谁呢？您的才能和志向，足以能够拯救天下受难的劳苦大众。如今，既然明白一切皆在我心，不必向外索求，根据这个并加以发展，就如同江 河决口入注大海，还有什么能抵御呢？正如您所言，即使一个人真信奉也不少，为倡明良知学，您又能辞让给天下的哪一个人呢？

〔评析〕

古代圣人，所以不畏艰难和曲折，苦苦上下求索，正是为了教化于世，拯救于民。为天下人的忧虑而忧虑，是个人的快乐；为天下人谋求福利的辛苦，是个人的幸运。在圣人的心目中，只计算运气的周转规律，不计算命的坎坷得失。

【原文】

会稽素处山水之区。深林长谷，信步皆是，寒暑晦明，无时不宜，安居饱食，尘嚣无扰，良朋四集，道义日新，优哉游哉！天地之间宁复有乐于是者？孔子云：“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仆与二三同志方将请事斯语，奚暇外慕？独其切肤之痛，乃有未能恝然者，辄复云云尔。咳疾暑毒，书札绝懒，盛使远来，迟留经月，临歧执笔，又不觉累纸，盖于相知之深，虽已缕缕至此，殊觉有所未能尽也。

【译文】

会稽素有山清水秀之美称。深林长谷，比目皆是。春夏秋冬，气候适宜。安居饱食，幽静无声，良朋聚集，讲明道义，这是多么的逍遥自在！天地之间还有比此更让人感到高兴的吗？孔子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我和数位同志，正想按照孔子的话去做，又哪有空余时间去向外寻求呢？唯独这切肤之痛，却不能无动于衷，所以写了上面的一番话。咳嗽又加上暑热，对写信我心灰意懒。您派人远来，逗留月余，临行执笔，不觉间写了这些。毕竟我们相知甚深，虽谈了这么多，仍觉言不尽兴。

〔评析〕

孔子说过：“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生难得一知音，酒逢知已千杯少。陽明先生即使身有小恙，仍与朋友作长篇笔谈，且言犹未尽，意兴盎然。古来学者的心境都是如此光景。

·致其良知·

此信为陽明先生与聂文蔚的第二封论学书信。 此书于嘉靖七年(1528年)十月写于广西，为王陽明的绝笔书信。

【原文】

得书，见近来所学之骤进，喜慰不可言。谛视数过，其间虽亦有一二未莹彻处，却是致良知之功尚未纯熟，到纯熟时自无此矣。譬之驱车，既已由于康庄大道之中，或时横斜迂曲者，乃马性未调，衔勒不齐之故，然已只在康庄大道中，决不赚入旁踩曲径矣。近时海内同志，到此地位者曾未多见，喜慰不可言，斯道之幸也!贱躯旧有咳嗽畏热之病，近入炎方，辄复大作。主上圣明洞察，责付甚重，不敢遽辞。地方军务冗沓，皆舆疾从事。今却幸已平定，已具本乞回养病，得在林下稍就清凉，或可廖耳。人还，伏枕草草，不尽倾企。外惟浚一简幸达致之。

【译文】

来信已收到，得知您最近在学问上大有进步，欣喜难以言表。认真阅览数遍，其中呈还有一两处不太透彻，那仅是因为致良知的功夫尚未纯熟，当功夫纯熟时，这种现象自然会不复存在。例如赶马车，已经行走在康庄大道上，有时出现的迂回曲折，那是由于马性还未调养好，或者是缰绳马勒还不够整齐，但已经在康庄大道之上，拐到小道上的情况绝对是不会有的。最近，海内诸多朋友中达到您这一步的尚不多见，我甚感欣慰。这正是圣道的一大幸事。从前我就有咳嗽怕热的疾病，近来在炎热的地方，病情复发得更厉害。皇上英明洞察，托付的责任重大，又不敢推辞。地方上的众多军务，均是带病处理的，好在如今动乱已经平定，并向皇上呈请回家养病，若能在家乡避暑，也许能够痊愈。我即将返乡，伏枕写信，诉不尽倾慕和企盼。另外，捎给惟浚(陈九川)的书信请代为转达。

〔评析〕

这封信是王陽明给好友聂文蔚(名豹，江 西永丰人，官至兵部尚书)的第二封信，也是王陽明的绝笔书信。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十月写于广西。其时王陽明肺病再度加剧，遂上疏告归故里，十一月二十九日，归途中卒于江 西南安。

【原文】

来书所询，草草奉复一二。近岁来山中讲学者，往往多说勿忘勿助工夫甚难。问之，则云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所以甚难。区区因问之云“忘是忘个甚么?助是助个甚么?”其人默然无对，始请问。区区因与说，我此间讲学，却只说个“必有事焉”，不说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时时去“集义”。若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时间断，此便是忘了，即须“勿忘”。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时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须“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间提撕警觉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间断，即不须更说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须更说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简易!何等洒脱自在!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工，而乃悬空守著一个“勿忘勿助”，此正如烧锅煮饭，锅内不曾渍水下米，而乃专去添柴放火，不知毕竟煮出个甚么物来!吾恐火候未及调停，而锅已先破裂矣。近日，一种专在勿忘勿助上用工者，其病正是如此。终日悬空去做个勿忘，又悬空去做个勿助，渀渀荡荡，全无实落下手处，究竟工夫，只做得个沉空守寂，学成一个痴呆汉。才遇些子事来，即便牵滞纷扰，不复能经纶宰制。此皆有志之士，而乃使之劳苦缠缚，担搁一生，皆由学术误人之故，甚可悯矣。

【译文】

来信所问的问题，草草略作答复。近年来山上讲学的人，常常说勿忘勿助的工夫很艰难。向他们询问个中原由，他们以为刚用了一点心意就是助、稍不用心就是志，所以很难掌握。我接着问他们：“忘是忘个甚么?助是助个甚么?”他们不能作答，反过来问我。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讲学只说一个“必有事焉”，不说勿忘勿助“必有事焉”，就是每时每刻去“集义”。若时刻都用“必有事”的工夫，有时又出现间断，这就是忘，就必须“勿忘”。时刻都用“必有事”的工夫，有时又想求速效，这就是助，就必须“勿助”。这种工夫都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在其中起着提醒警觉的作用。如果工夫本来没有间断，就不用说“勿忘”;本来不想求速效，就不用说“勿助”。这工夫是何等的明白简易、何等的洒脱自在!此刻不到“必有事”上下功夫，则空守着一个“勿忘勿助”，这就有如生火做饭，锅里还未烧水下来，而一味去添柴加火，最终不知能烧出个什么名堂?只怕还没调好火候，灶上的锅早已先行破裂了。最近，那些专门在“勿忘勿助”上用功的人，他们犯的毛病正是如此。成天凭空去做一个勿忘的工夫，又凭空去做一个勿助的工夫，无边无际，完全没有切实的下手处，到头来工夫也只做个死守空寂，变成一个痴呆汉。刚碰到一点难题，就心烦意乱，不能妥善应付，及时作处理。这些人都是志士仁人，但是忧劳困苦，错过了一生时光，这都是学术耽误了他们，太可悲了!

〔评析〕

《荀子·劝学》中有这样一段话：“蚯蚓没有锐利的爪牙，没有强劲的筋骨，在地上层吃泥土，在地下层喝泉水，它的用心是一致的。螃蟹八只脚，两个螯，没有鲇鱼、鳝鱼的窝，它就无处藏身，它的用心是浮躁的。所以，没有沉默的意志的，就没有光明的智慧;没有隐微的行为，就没有显著的功勋。”

【原文】

夫“必有事焉”只是“集义”，集义只是致良知。说集义则一时未见头脑，说致良知即当下便有实地步可用功。故区区专说致其良知。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著实去致良知，便是诚意，著实致其良知，而无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著实致良知，则自无忘之病。无一毫意必固我，则自无助之病。故说格、致、诚、正，则不必更说个忘助。孟子说忘助，亦就告子得病处立方。告子强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专说助长之害。告子助长，亦是他以义为外，不知就自心上“集义”，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以如此。若时时刻刻就自心上“集义”，则良知之体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纤毫莫遁，又焉“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弊乎?孟子“集义”、“养气”之说，固大有功于后学，然亦是因病立方，说得大段，不若《大学》格、致、诚、正之功，尤极精一简易，为彻上彻下，万世无弊者也。

【译文】

“必有事焉”仅为“集义”，“集义”仅为“致良知”。说到集义时，或许一时还把握不住关键所在。说到致良知，那么一时间就可实地用功了。所以我只说致良知，随时在事上致良知，就是格物。实实在在地去致良知，就是诚意。实实在在地致良知而无丝毫的意、必、固、我，就是正心。实实在在地致良知，自然不会有忘的毛病;无丝毫的意、必、固、我，也自然不会有助的毛病。因此，说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时，也就不用再说勿忘勿助了。孟子主张勿忘勿助，也是就告子的毛病而言的。告子主张强制人心，这是犯了助的毛病，所以孟子只谈助长的危害。告子的助长，亦是因为他以为义是外在的，不懂得在自己的心上“集义”、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所以才有了助长的毛病。若时时从己心上去“集义”，那以，良知本体自会洞明，自会明辨是非，丝毫也不能逃脱。又怎么会有“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的毛病呢?孟子“集义”、“养气”的主张，对后来的学问固然有很大贡献，但他也是因病施药，说个大约，不比《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十分精一简炼，彻头彻尾，永无弊病。

〔评析〕

王陽明为了论证“致良知”说，强调《大学》、《中庸》的宗旨是合一的。他认为，《中庸》的“慎独”就是《大学》的“致知”，“慎”就是“致”，就是个人的内心省察和主观努力;“独”就是“良知”，是主宰天地万物的绝对本体。所以，“慎独”即“致其良知”，也就是求得本体的工夫。与孟子“集义”说大同小异。

【原文】

圣贤论学，多是随时就事，虽言若人殊，而要其工夫头脑，若合符节。缘天地之间，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故凡就古人论学处说工夫，更不必搀和兼搭而说，自然无不吻合贯通者。才须搀和兼搭而说，即是自己工夫未明彻也。近时有谓集义之功，必须兼搭个致良知而后备者，则是集义之功尚未了彻也。集义之功尚未了彻，适足以为致良知之累而已矣。谓致良知之功，必须兼搭一个勿忘勿助而后明者，则是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彻也。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彻也，适足以为勿忘、勿助之累而已矣。若此者，皆是就文义上解释牵附，以求混融凑泊，而不曾就自己实工夫上体验，是以论之愈精，而去之愈远。文蔚之论，其于大本达道既已沛然无疑，至于致知、穷理及忘助等说，时亦有搀和兼搭处，却是区区所谓康庄大道之中，或时横斜迂曲者，到得工夫熟后，自将释然矣。

【译文】

圣贤讲学，常常是因时事而发。他们所说的好象各不相同，但其中工夫的根本却是一致的。在天地之间，原本仅有这个性，仅有这个理，仅有这良知，仅有这件事。因此，只要是就古人论学上说工夫，就不用掺杂搭配，自然地吻合贯通。若认为需要掺杂搭配地讲解，那是因为自己的工夫不够纯熟。近来，有人认为集义的功夫必须搭配良知后才能完备，这是他们对集义工夫的理解还不透彻。集义的功夫还不透彻，正好成了致良知的负担。主张致良知这一功夫必须与勿忘勿助搭配起来才能明白，这是因为致良知的功夫还不纯熟，致良知的功夫不纯熟，又正好成了勿忘勿助的负担。这些都是在文义上勉强地解释，以求融汇贯通，还未曾就自己实在的工夫上体悟，所以说得越细致，就会相差得越远。您的观点，在“大本达道”上不存问题。至于致知、穷理、勿忘勿助等观点，有时也有掺杂搭配之处，但这正好是我上面讲的，在康庄大道上出现的迂回曲折的情况。等到功夫纯熟后，这种情况自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评析〕

圣贤们的学说，虽说法不一，其中的内涵是一致的;人所处的环境天各有别，但本性、智能没有什么两样。本性，虽是我们所不能造作的，然而是可以转化的;致知、穷理的功夫，虽是我们原本没有的，然而可以造作。所以，道，不是天道，也不是地道，终归还是人道。人道，就是“良知”。

【原文】

文蔚谓致知之说，求之事亲、从兄之间，便觉有所持循者，此段最见近来真切笃实之功。但以此自为不妨，自有得力处。以此遂为定说教人，却未免又有因药发病之患，亦不可不一讲也。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使是忠，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怛。若是从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即是事亲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矣;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即是从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矣。故致得事君的良知，便是致却从兄的良知。致得从兄的良知，便是致却事亲的良知。不是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却须又从事亲的良知上去扩充将来。如此，又是脱却本原，著在支节上求了。良知只是一个，随他发见流行处，当下具足，更无去来，不须假借。然其发见流行处，却自有轻重厚薄，毫发不容增减者，所谓天然自有之中也。虽则轻重厚薄，毫发不容增减，而原又只是一个。虽则只是一个，而其间轻重厚薄，又毫发不容增减。若可得增减，若须假借，即已非其真诚恻怛之本体矣。此良知之妙用所以无方体，无穷尽，“语大天下莫能载，语小天下莫能破”者也。

【译文】

你认为致知的主张，从孝亲敬兄中寻求就感觉到有所依循。从这里可看出您近来的真切笃实的工夫。然而，您从此处下功夫自然无妨，但也得有着力之处。若认为这是可以用来教导别人的定论，难免又会出现吃药而生病的情况，在这里不得不对此作个辩说。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的显现处，唯有一个真诚恳切，这就是良知本体。所以，推致这良知的真诚恳切去侍奉父母就是孝，推知这良知的真诚恳切去尊敬兄长就是悌，推知这良知的真诚恳切去辅佐君主就是忠。这唯一个良知，唯一个真诚恳切。如果尊敬兄长的良知不能推致其真诚恳切，也就是侍奉父母的良知不能推致其真诚恳切。如果辅佐君主的良知不能推致其真诚恳切，也就是尊敬兄长的良知不能推致其真诚恳切。因此，能致辅佐君主的良知，就是能致尊敬兄长的良知。能致尊敬兄长的良知，就是能致侍奉父母的良知。但并不是说如果不能致辅佐君主的良知，就必须从侍奉父母的良知上去延伸出辅佐君主的良知来。若如此，就又脱离了根本，而局限于细枝末节上了。良知只是一个，随着良知的显现和作用，它本身就是完善的，不用再去寻求，也不用到别处转借。然而，良知的显现与作用处，自然有重轻厚薄的区别，不客丝毫的增减。这正是程颐所谓的“天然自有之中”。其中的重轻厚薄虽不容增减分毫，但良知本体只是一个。虽本体只是一个，但其中的重轻厚薄又不容增减分毫。若能增减，能求借，也就不是真诚恳切的本体了。之所以良知的妙用无方位、无形体，无穷无尽，“语大天下莫能载，语小天下莫能破”，其原因正在此。

〔评析〕

明代初期，程朱理学确定了思想、学术上的统治地位。到明代中期，社会统治秩序的极端动荡、朝政的日益腐败，已使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发生了动摇。于是，王陽明便将是非标准移植到人的内心，认为心不仅生化天生万物、伦理纲常，即便是六经学术也只是“吾心之常道”;良知具足而完满无缺，因此就成为是非善恶的唯一准则。

【原文】

孟氏“尧舜之道，孝弟而已”者，是就人之良知发见得真切笃厚、不容蔽昧处提省人，使人于事君、处友、仁民、爱物、与凡动静语默间，皆只是致他那一念事亲从兄真诚恻怛的良知，即自然无不是道。盖天下之事，虽千变万化，至于不可穷诘。而但惟致此事亲从兄一念真诚恻怛之良知以应之，则更无有遗缺渗漏者，正谓其只有此一个良知故也是。事亲从兄一念良知之外，更无有良知可致得者。故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所以为“惟精惟一”之学，放之四海而皆准，施诸后世而无朝夕者也。文蔚云：“欲于事亲从兄之间，而求所谓良知之学。”就自己用功得力处如此说，亦无不可。若曰致其良知之真诚恻怛以求尽夫事亲从兄之道焉，亦无不可也。明道云：“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其说是矣。

【译文】

孟子认为“尧舜之道，孝悌而已”，这是从人的良知最真切笃实、不容隐藏的地方提醒人，让人在辅佐君主、结交 朋友、仁爱百姓、喜爱事物和动静语默中，都只是一心地去推致他那孝亲敬兄的真诚恳切的良知，如此就自然会处处大道。天下之事虽千变万化，乃至无穷无尽，但只要推致这孝亲敬兄的真诚恳切的良知去应付千变万化，就不存在疏漏的问题，这正是因为只有一个良知的原因。除了一心孝亲敬兄的良知外，再别无其它的良知可致。因此，孟子才说了“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的话。这正是“惟精唯一”的学问，放之四海而皆准，在后世施行也无一例外。您说：“想在孝亲敬兄之间，寻求良知的学问”，就自己用功的着手处而言，亦无不可。若说要从致其良知的真诚恳切中求得尽到孝亲敬兄之道，也未尝不可。程颢说：“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少，谓是仁之本则不可。”这句话说的十分正确(其实，在《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中，这句话应为程颐所言)。

〔评析〕

凡是治理国家，必先从事于治本，然后才去治末。所谓本，不是指的耕耘种植，而指的从事于治人。所谓从事于治人，不是指的让贫穷的人变富，而是指的致力于根本。致力于根本，没有比孝道更重要的了，儒家的仁、义就是以孝为本。

【原文】

“臆”、“逆”、“先觉”之说，文蔚谓“诚则旁行曲防，皆良知之用”。甚善甚善!间有搀搭处，则前已言之矣。惟浚之言，亦未为不是。在文蔚须有取于惟浚之言而后尽，在惟浚又须有取于文蔚之言而后明。不然，则亦未免各有倚著之病也。舜察迩言而询刍荛，非是以迩言当察，刍荛当询，而后如此。乃良知之发见流行，光明圆莹，更无挂碍遮隔处，此所以谓之大知。才有执著意必，其知便小矣。讲学中自有去取分辨，然就心地上着实用工夫，却须如此方是。

【译文】

诸如“不臆不信”、“不逆诈”、“先觉”等主张，您认为只要能诚，即便是羊肠小道、迂曲防御，也均为致良知的作用。这种观点很正确，对于其中的有些掺杂搭配的问题，我在前面已经作了解释。惟浚(陈九川)所言，也不能说是错误的。就您而言，应该汲取惟浚的主张才完备，而就惟浚而言，又必须汲取您的主张才能更明白，不然，难免有各执一词的偏执毛病。虞舜爱思考浅近的话，并且向樵夫请教。这并非浅近的话应当去思考，而是舜认为当向樵夫请教，所以他才这样做。这正是舜的良知显现作用，其良知光明圆净，没有一点障碍和遮蔽，所以他被称为“大知”。只要舜沾了一点执着和意、必，他的“知”就小了。在讲学中，自然有取舍和分辨，但是，在心地上切实用功，只有这样才算可以了。

〔评析〕

一天，有个学生问孔夫子：“先生，你的学问是怎么来的?”孔子回答道：“我也没有特殊之处，只因从小爱好学习 ，后来知识积累渐渐多了，终于明白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整套道理，我的眼界从此便开阔了。”舜的大知也是这样得来的。

【原文】

“尽心”三节，区区曾有生知、学知、困知之说。颇已明白，无可疑者。盖尽心、知性、知天者，不必说存心、养性，事天，不必说“夭寿不二、修身以俟”。而存心、养性与“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存心、养性、事天者，虽未到得尽心、知天的地位，然已是在那里做个求到尽心、知天的工夫，更不必说“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譬之行路，尽心、知天者，如年力壮健之人，既能奔走往来于数千里之间者也。存心、事天者，如童稚之年，使之学习 步趋于庭除之间者也。“夭寿不二、修身以俟”者，如襁褓之孩，方使之扶墙傍壁，而渐学起立移步者也。既已能奔走往来于千里之间者，则不必更使之于庭除之间而学步趋，而步趋于庭除之间，自无弗能矣。既已能步趋于庭除之间，则不必更使之扶墙傍壁而学起立移步，而起立移步自无弗能矣。然学起立移步，便是学步趋庭除之始，学步趋庭除，便是学奔走往来于数千里之基，固非有二事，但其工夫之难易则相去悬绝矣。心也，性也，天也，一也。故及其知之成功则一。然而三者人品力量，自有阶级，不可躐等而能也。细观文蔚之论，其意以恐尽心、知天者，废却存心、修身之功，而反为尽心、知天之病。是盖为圣人忧工夫之或间断，而不知为自己忧工夫之未真切也。吾侪用工，却须专心致志，在“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上做，只此便是做尽心、知天工夫始。正如学期起立移步，便是学奔走千里之始。吾方自虑其不能起立移步，而岂遽其不能奔走千里，又况为奔走千里者而虑其或遗忘于起立移步之习 哉?文蔚识见本自超绝迈往，而所论云然者，亦是未能脱去旧时解说文义之习 ，是为此三段书分疏比合，以求融合贯通，而自添许多意见缠绕，反使用功不专一也。近时悬空去做勿忘勿助者，其意见正有此病，最能耽误人，不可不涤除耳。

【译文】

“尽心”等三个方面(参见《徐爱录》有关内容)，我曾经用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和困而知之的观点来说明，已经十分清楚了，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对于尽心、知性、知天的人，不需再讲存心、养性、事天，也不需再讲“夭寿不二，修身以俟”。因为，存心、养性和“修身以俟”的功夫已在尽心、知性、知天中间了。能够存心、养性、事天的人，虽没有达到尽心、知天的程度，但已是在用尽心、知天的功夫，也就不用说“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了。因为“夭寿不二，修身以俟”的功夫已在存心、养性、事天之中了。例如行路这件事，尽心、知天的人，仿佛年轻力壮的人，能够在上千里的路程中来回奔跑。存心、事天的人，仿佛年少的儿童，仅能在院子中学习 走路。“夭寿不二，修身以俟”的人，仿佛襁褓中的婴孩，只可让他扶着墙壁慢慢学习 站立移步。既然已经能在数千里的路上来回奔跑，就不必再要他在院子中学习 走路，因为在院子中走路已不成问题。既然已经能在院子中走路，就不必再要他扶着墙壁学习 站立移步，因为站立移步已不成问题。然而，学习 站立移步是在院子中学习 走路的基础;在院子中学习 走路，是数千里来回奔跑的基础，两者之间原本是一回事，但其间工夫的难易程度却相差甚远。就心、性、天而言，其本质是相同的，所以它们的效果也相同。但是，尽心、知性、知天三种人的人品与才力有高低之分，不能超越等级而行动。认真琢磨您的观点后，我认为，您是担心尽心、知天的人，会因摒弃了存心、修身的工夫，相反会对尽心、知天有所损害。这是忧虑圣人的工夫会有间断，而不懂得应该为自己的工夫还不够真切而忧虑。我们的工夫，必须一心一意地在“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上做，如此就是尽心、知天工夫的开端。正如学习 站立移步，是学习 奔走千里的开端。如今，我忧虑的是不能站立移步，又怎会去忧虑不能奔走千里呢?又怎会为那些已能奔走千里的人去忧虑他会忘掉站立移步的本领呢?您的见识本来超然出众，但就您所说而言，还是不能摆脱从前解说文义的习惯，因此您才把知天、事天、夭寿不二看成三部分，并加以分析、比较、综合，以求融汇贯通，而又增加了许多自己模棱两可的意见，反而使工夫不能专一。近来，凭空去做勿忘勿助工夫的人，他们也是犯了同样的毛病，这毛病误人匪浅，不能不彻底剔除。

〔评析〕

孔子《论语》开篇就说：“学而时习 之。”对于学过的功课、读过的书，必须不间断地反复温 习 ，才能加深理解，锻炼记忆，产生新知，所以孔夫子把它放在交 友切磋、道德学问之首，以示对之重视。朱熹说过：“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谓学;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谓习 。”又说：此乃“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可见其贵。

【原文】

所谓尊德性而道问学一节，至当归一，更无可疑。此便是文蔚曾著实用功，然后能为此言。此本不是险僻难见的道理，人或意见不同者，还是良知尚有纤翳潜伏。若除去此纤翳，即自无不洞然 矣。 已作书后，移卧檐间，偶遇无事，遂复答此。文蔚之学既已得其大者，此等处久当释然自解，本不必屑屑如此分疏。但承相爱之厚，千里差人远及，谆谆下问，而竟虚来意，又自不能已于言也。然直戆烦缕已甚，恃在信爱，当不为罪。惟浚处及谦之、崇一处，各得转录一通寄视之，尤承一体之好也。右南大吉灵录

【译文】

您所讲的尊德性和道问学这一节，认为其间是恰当统一的，再无可疑之处。这便是您曾切实用功后才能作如是说。这原本不是艰涩难懂的道理。有的人持不同意见，主要是因为其良知中还隐藏着细微的尘埃。若将这些尘埃荡涤干净，良知自会洞然光明了。 信写完后，移卧屋檐下，偶尔无别的事，就又添了几句。您的学问已将关键问题抓住了，这些问题待天长日久后自会理解，原本无需作如此的琐细讲解。然而，承蒙您的关爱，不远千里派人赶来虚心请教，为了不辜负您的一片心意，当然不可不说。但是，我又说得过于直率、琐碎了。依仗您对我的厚爱，我想不会得罪于您的。我这一封信请转录几份，分别寄给惟浚、谦之、崇一等人阅览，尤承一体之好。 以上为南元善摘录

〔评析〕

良知如水性。水性是想清澈的，然而沙土、石子使它变得污秽了;人性是想平正的，嗜欲使它受到伤害，只有圣人能够遗忘万物而反归本性。所以，圣人不用智慧来役使万物，不用欲望 来惑乱平和。然而，不闻道，不致知，就无以返归本性;不通达于事物，就不能清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