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中·答罗整庵少宰书 正心诚意

〔1〕某顿首启：昨承教及《大学》，拨舟匆匆，未能奉答。晓来江行稍暇，复取手教而读之。恐至赣后人事复纷沓，先具其略以请。来教云;“见道固难，而体道尤难。道诚未易明，而学诚不可不讲：恐未可安于所见而遂以为极则也。”幸甚幸甚!何以得闻斯言乎?其敢自以为极则而安之乎?正思就天下之道以讲明之耳。而数年以来，闻其说而非笑之者有矣，诟訾之者有矣，置之不足较量辨议之者有矣，其肯遂以教我乎?其肯遂以教我，而反复晓谕，恻然惟恐不及救正之乎?然则天下之爱我者，固莫有如执事之心深且至矣，感激当何如哉!夫“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孔子以为忧。而世之学者稍能传习训詀，即皆自以为知学，不复有所谓讲学之求，可悲矣!夫道必体而后见，非已见道而后加体道之功也：道必学而后明，非外讲学而复有所谓明道之事也。然世之讲学者有二，有讲之以身心者，有讲之以口耳者。讲之以口耳，揣摸测度，求之影响者也：讲之以身心，行著习察，实有诸己者也。知此，则知孔门之学矣。

〔2〕来教谓某“《大学》古本之复，以人之为学但当求之于内，而程、朱‘格物’之说不免求之于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补之传。”非敢然也。学岂有内外乎?《大学》古本乃孔门相传旧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脱误而改正补缉之，在某则谓其本无脱误，悉从其旧而已矣。失在于过信孔子则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传也。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且旧本之传数千载矣，今读其文词，即明白而可通，论其工夫，又易简而可人：亦何所按据而断其此段之必在于彼，彼段之必在于此，与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补?而遂改正补缉之，无乃重于背朱而轻于叛孔已乎?

〔3〕来教谓“如必以学不资于外求，但当反观、内省以为务，则‘正心诚意’四字亦何不尽之有，何必于入门之际，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诚然诚然!若语其要，则“修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诚意”?“诚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详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此所以为“精一”之学，此正不可不思者也。夫理无内外，性无内外，故学无内外。讲习、讨论，未尝非内也;反观、内省，未尝遗外也。夫谓学必资于外求，是以己性为有外也，是“义外”也，用智者也;谓反观、内省为求之于内，是以己性为有内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无内外也。故曰：“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学矣。“格物”者，《大学》之实下手处，彻首彻尾，自始学至圣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门之际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用力，日可见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岂有内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则谓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则谓之“心”，以其主宰之发动而言则谓之“意”，以其发动之明觉而言则谓之“知”，以其明觉之感应而言则谓之“物”：故就物而言谓之“格”，就知而言谓之“致”，就意而言谓之“诚”，就心而言谓之“正”。正者，正此也;诚者，诚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谓穷理以尽性也;天下无性外之理，无性外之物。学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认理为外，认物为外，而不知“义外”之说，孟子盖尝辟之，力至袭陷其内而不觉，岂非亦有似是而难明者欤?不可以不察也!

〔4〕凡执事所以致疑于“格物”之说者，必谓其是内而非外也，必谓其专事于反观、内省之为，而遗弃其讲习讨论之功也，必谓其一意于纲领、本原之约，而脱略于支条、节目之详也，必谓其沈溺于枯槁、虚寂之偏，而不尽于物理、人事之变也。审如是，岂但获罪于圣门，获罪于朱子，是邪说诬民，叛道乱正，人得而诛之也：而况于执事之正直哉?审如是，世之稍明训诂，闻先哲之绪论者，皆知其非也：而况执事之高明哉?凡某之所谓“格物”，其于朱子九条之说，皆包罗统括于其中：但为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谓毫厘之差耳。无毫厘之差，而千里之缪，实起于此，不可不辨。

〔5〕孟子辟杨、墨，至于“无父、无君”。二子亦当时之贤者，使与孟子并世而生，未必不以之为贤;墨子兼爱，行仁而过耳，，杨子为我，行义而过耳，此其为说亦岂诚灭理乱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则比于禽兽、夷狄，所谓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也。今世学术之弊，其谓之学仁而过者乎?谓之学义而过者乎?抑谓之学不仁、不义而过者乎?吾不知其于洪水、猛兽何如也。孟子云;“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杨、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时，天下之尊信杨、墨，当不下于今日之崇尚朱说：而孟子独以一人呶呶于其间，噫，可哀矣!韩氏云：“佛、老之害甚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坏之先，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呜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众方嘻嘻之中，而犹出涕嗟若，举世恬然以趋，而独疾首蹙额以为忧，此其非病狂丧心，殆必诚有大苦者隐于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其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而然。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所未考，虽不必尽出于晚年，固多出于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调停，以明此学为重。平生于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一旦与之背驰，心诚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为此。“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盖不忍抵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与之抵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则道不见也。执事所谓“决与朱子异”者，仆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损于己者，己必恶之;然则某今日之论，虽或于朱子异，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过也必文。某虽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

〔6〕执事所以教，反复数百言，皆以未悉鄙人“格物”之说;若鄙说一明，则此数百言皆可以不待辨说而释然无滞，故今不敢缕缕，以滋琐屑之渎，然鄙脱非面陈囗析，断亦未能了了于纸笔间也。嗟乎!执事所以开导启迪于我者，可谓恳到详切矣，人之爱我，宁有如执事者乎!仆虽甚愚下，宁不知所感刻佩服：然而不敢遽舍其中心之诚然而姑以听受云者，正不敢有负于深爱，亦思有以报之耳。秋尽东还，必求一面，以卒所请，千万终教!

·正心诚意·

答罗整庵少宰书

罗整庵(公元1465——1547年)，即罗钦顺，字允升，号整庵。明代江 西泰和人。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少宰(明清吏部侍郎的别称)。学术上主张理得于天而具于心，理气本为一物，著有《困知记》。陽明先生的这封回信写于正德十五年，罗的信见于《困知记》附录卷五。参见《明儒学案》卷四十七。

【原文】

某顿首启：昨承教及《大学》，发舟匆匆，未能奉答。晓来江 行稍暇，复取手教而读之。恐至赣后人事复纷沓，先具其略以请。来教云：“见道固难，而体道尤难。道诚未易明，而学诚不可不讲。恐未可安于听见而遂以为极则也。”

幸甚幸甚!何以得闻斯言乎?其敢自以为极则而安之乎?正思就天下之道以讲明之耳。而数年以来，闻其说而非笑之者有矣，诟訾之者有矣，置之不足较量辨议之者有矣，其肯遂以教我乎?其肯遂以教我，而反复晓喻，恻然惟恐不及救正之乎?然则天下之爱我者，固莫有如执事之心深且至矣，感激当何如哉!夫“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孔子以为忧。而世之学者稍能传习 训诂，即皆自以为知学，不复有所谓讲学之求，可悲矣!夫道必体而后见，非已见道而后加体道之功也。道必学而后明，非外讲学而复有所谓明道之事也。然世之讲学者有二，有讲之以身心者，有讲之以口耳者。讲之以口耳，揣摸测度，求之影响者也。讲之以身心，行著习 察，实有诸己者也。知此，则知孔门之学矣。

【译文】

鄙人顿首谨启： 昨天幸蒙无倦教诲《大学》，因乘船匆匆，未能作答。清早，在船上稍有空闲，把您的信取出又阅了一遍。到江 西后只怕事务纷繁，首先在此略作答复，并请批评指正。 来信写道：“见道固然困难，若要体认道就会更困难。道的确不容易理解，但是，学也确实不能不讲。恐怕不能把自己的观点看成为学问的最高标准了。”

十分荣幸!我岂能听到这番话呢?我怎敢自以为达到最高标准而心安理得呢?我正想就天下之道而加以讲明。多少年来，对于我的学说，天下之人，有的讥讽，有的辱骂，有的不屑一顾。这些人愿意教导我吗?愿意一再开导我使我明白，只怕不能够救正我吧?但是，在天下钟爱我的人中，还有谁象您如此的深切周到，我该如何感激您的。孔子对“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深感忧虑。但今天的学者只要读了几天书，略懂一点训诂，就自以为能够知道学问了，就不再去讲究探求了，真可悲!道，必须体察后才有所见，并非见道后才下体察道的功夫。道，必须通过学习 才能理解，并非在讲学之外还有明道之事。然而，现在讲学的人有两种，其一用身心来讲学，其二用口耳来讲学。用口耳讲学的，揣测估摸，讲的尽是捕风捉影、似是而非的内容。用身心讲学的，所言所行，的确是自己具备的东西。能够知道这些，也就深谙孔子的学说了。

〔评析〕

孔子说过：“我不是生下来就有知识的人，而是爱好古典加之勤奋探究而求得知识的人啊。”他还说：“圣，我还不能够;我只是不厌其烦地求索并且不知疲倦地教诲人的呀。”所以，他对于那种学业颓废，识见偏颇的人极为恼火，批评这种人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又不徙，不善不能改。”陽明先生在这坦露了自己与孔老夫子同样的忧虑。

【原文】

来教谓某《大学》古本之复，以人之为学但当求之于内，而程、朱格物之说不免求之于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补之传。非敢然也。学岂有内外乎?《大学》古本乃孔门相传旧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脱误而改正补缉之，在某则谓其本无脱误，悉从其旧而已矣。失在于过信孔子则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传也。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且旧本之传数千载矣，今读其文词，即明白而可通，论其工夫，又易简而可入。亦何所按据而断其此段之必在于彼，彼段之必在于此，与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补?而遂改正补缉之，无乃重于背朱而轻于叛孔已乎?

【译文】

在来信中，您认为我之所以要恢复《大学》的旧本，主要是由于我认为人的学问仅该在内心探求，而程、朱格物的观点不免要到心外去探求。因而我就删除了朱熹重分章节的作法，削减了他所增补的传。 我不敢这样做。学，它怎会有内外之分?《大学》的旧本亦是孔子相传的旧本，朱熹怀疑它有遗漏错误之处而重新加以改正补充，我则认为《大学》旧本并未有遗漏错误之处，就全部根据旧本罢了。我或许有过分信任孔子的过失，并非有意否决朱熹重分章节的作法，并删削他增补的传。学问最贵在心中有所获得。我心中认为是错误的，即便是孔子的言论，我也不敢说它是正确的，何况那些比不上孔子的人?我在心里认为是正确的，即便是平常人的言论，我也不敢认为是错误的，何况还是孔子呢?再者，旧本已继承流传了几千年，现在读来，在文词方面朗朗上口;就工夫而言，既简易又可行。又凭借什么来肯定这段必须在那里，而那段必须在这里呢?这里是否缺少了什么，而那里又需要补充什么呢?并且，随即加以改正并适当补充，您是不是把背离朱熹看得过重，而把违逆孔子看得过轻呢?

〔评析〕

陽明先生在这里再次阐扬了“心即理”，“心外无物”的命题。既然“心外无物”、“心外无事”，万事万物都是天地之心的“心”发用流行的结果，那么人心便是完满自足的，包涵着万物的理，不能从外面添加一分。如果离心求理，实际上是“以吾心之良知未足”，大为失算的了。

【原文】

来教谓：“如必以学不资于外求，但当反观内省以为务，则正心诚意四字亦何不尽之有，何必于入门之际，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诚然诚然!若语其要，则“修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诚意”?“诚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详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此所以为“精一”之学，此正不可不思者也。夫理无内外，性无内外，故学无内外。讲习 讨论，未尝非内也;反观内省，未尝遗外也。夫谓学必资于外求，是以己性为有外也，是“义外”也，“用智”者也。谓反观内省为求之于内，是以己性为有内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无内外也。故曰：“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学矣。“格物”者，《大学》之实下手处，彻首彻尾，自始学至圣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门之际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用力，日可见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了，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岂有内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则谓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则谓之心，以其主宰之发动而言则谓之意，以其发动之明觉而言则谓之知，以其明觉之感而言则谓之物。故就物而言谓之格，就知而言谓之致，就意而言谓之诚，就心而言谓之正。正者，正此也;诚者，诚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谓穷理以尽性也。天下无性外之理，无性外之物。学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认理为外，认物为外，而不知义外之说，孟子盖尝辟之。乃至袭陷其内而不觉，岂非亦有似是而难明者欤?不可以不察也。

凡执事所以致疑于格物之说者，必谓其是内而非外也;必谓其专事于反观内省之为，而遗弃其讲习 讨论之功也;必谓其一意于纲领本原之约，而脱略于支条节目之详也;必谓其沉溺于枯槁虚寂之偏，而不尽于物理人事之变也。审如是，岂但获罪于圣门，获罪于朱子?是邪说诬民，叛道乱正，人得而诛之也。而况于执事之正直哉?审如是，世之稍明训诂，闻先哲之绪论者，皆知其非也。而况执事之高明哉?凡事之所谓格物，其于朱子九条之说，皆包罗统括于其中。但为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谓毫厘之差耳。无毫厘之差，而千里之缪，实起于此，不可不辨。

【译文】

来信写道：“若认为学问根本不必到心外寻求，仅应该专心返身自省，那么，“正心诚意”四个字不是全部包容了吗?又何必在学问的着手处用格物这一功夫让人迷惑不解呢?” 正是，正是!若讲学问的主宰，“修身”二字已经足够，又为什么非要讲“正心”呢?“正心”二字已经足够，又为什么非要讲“诚意”呢?“诚意”二字已经足够，又为什么非要讲’致知、格物”呢?只是因为学问的工夫详尽周密。然而，简而言之也只有一件事，如此才是“精一”的学问，这里正是不得不深思的。理没有内外之分，性也没有内外之分，所以学也没有内外之分。讲习 讨论，未曾不是内;返身自省，未曾就摒弃了外。若以为学问一定要到心外寻求，那就是认为自己的性还有外在的部分，这正是“义外”，正是“用智”。若以为返身自省是在心内寻求，那就是认为自己的性还有内在的部分，这正是“有我”，正是“自私”。这两种见解都不明白性无内外之分。所以说：“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从此处可以知道格物的主张了。“格物”是《大学》切实的着手处，自首至尾，自初学至成圣人，唯这一个工夫而已，并非只在入门时有这一工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均是为了修身。格物，使人所用的功夫每天有能看见之处。因此，格物是格其心中的物，格其意中的物，格其知中的物。正心，就是正其物的心。诚意，就是诚其物的意。致知，就是致其物的知。这里怎么会有内外彼此的区别?理仅有一个。从理的凝聚上来说称为性，从凝聚的主宰处来说称为心，从主宰的发动上来说称为意，从发动的明觉上来说称为知，从明觉的感应上来说称为物。所以，从物上来说称为格，从知上来说称为致，从意上来说称为诚，从心上来说称为正。正，就是正的这个东西;诚，就是诚的这个东西;致，就是致的这个东西;格，就是格的这个东西，全是所谓的穷尽天理而尽性。天下，并没有性外之理，并没有性外之物。圣人的学说不光明，主要是因为世上的儒生主张理是外在的，主张物是外在的，但不知晓以义为外的观点，孟子曾反驳过，以致于重蹈覆辙而不自觉。此处岂不是也有好象是而难以说明的地方吗?这是需要明察的。

之所以您对我的格物观点心存疑虑，因为您认定它是内而非外;认定它只肯定返身自省而摒除了讲学探讨的功夫;认定它只一心注重简约的纲领本源，而忽视了详细的细节条目;认定它深陷于枯槁虚寂之中，而不能穷尽物理人事的变化。若真如此，哪里只是圣学的罪人、朱子的罪人呢?这是用异端邪说欺骗百姓，这是背道离经，人人都可以讨伐诛灭他。更何况您这样正直的人?若真如此，世上略懂一些训诂，知晓一点先哲言论的人，也都能明白它是错误的，更何况您这样贤明的人?我所讲的格物，把朱熹所谓的九条全囊括进去了。然而，我的格物有中心，其作用与朱熹的不同。这正是人们说的有毫厘之差。但在此处，差之毫厘即可产生失之千里的错误，所以不得不辨明。

〔评析〕

精于专一，是儒、道、释三家共同追求的境界。心一，就能虚旷;虚旷，就能接纳事物;精一，就能穷尽事理。虚旷、精一，就是“修身”、“正心”、“诚意”和“格物”。精一于事的人，能够认识事物;精一于道的人，能够全面认识事物。精一于事的人，劳思于“千算”;精一于道的人，只在“一算”。

【原文】

孟子辟杨、墨至于无父、无君。二子亦当时之贤者，使与孟子并世而生，未必不以之为贤。墨子兼爱，行仁而过耳。杨子为我，行义而过耳。此其为说，亦岂灭理乱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则比于禽兽 、夷狄，所谓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也。今世学术之弊，其谓之学仁而过者乎?谓之学义而过者乎?抑谓之学不仁、不义而过者乎?吾不知其于洪水、猛兽何如也。孟子云：“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杨、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时，天下尊信杨、墨，当不下于今日之崇尚朱说。而孟子独以一人呶呶于其间。噫。可哀矣!韩氏云：“佛、老之害，甚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坏之先，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 其亦不量其力， 果见其身之危， 莫之救以死也。”

呜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众方嘻嘻之中，而犹出涕嗟若;举世恬然以趋，而独疾首蹙额以为忧。此其非病狂丧心，殆必诚有大苦者隐于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某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而然。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所未考，虽不必尽出于晚年，固多出于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调停，以明此学为重。平生于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一旦与之背驰，心诚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为此。“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盖不忍牴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与之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则道不见也。执事所谓决与朱子异者，仆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己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损于己者，己必恶之。然则某今日之论，虽或于朱子异，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过也必文”。某虽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

【译文】

孟子严厉指责杨朱、墨子是“无父无君”。其实，杨、墨也是当时的贤士。假若他们与孟子同时，也未必不被称为贤者。墨子主张“兼爱”，是行仁过了头;杨朱主张“为我”，是行义过了头。他们的学说，并不是要灭天理乱纲常而眩惑天下，但是，其所产生的弊端，孟子比为禽兽 夷狄，这也就是所讲的用学术来灭杀天下后世。如今，世上的学术毛病，能说是学仁太过分了吗?能说是学义太过分了吗?还是学不仁、不义太过分了呢?如果与洪水猛兽相比，我不知道他们会怎样?孟子说：“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孟子的时代，杨墨学说充盈天下，人人推崇，不亚于今天的人推崇朱熹的观点，其时，才孟子一人与他们争辩。唉，真可悲!韩愈说：“佛、老之害，甚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坏之先，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

哎!若我者，更是不自量力，的确认识到了自身面临的危险，至死也不能挽救这种局面了。正当众人在欣喜欢悦时，我则流泪叹息;正当世人怡然自得地同流合污时，我则独自忧心忡忡疾首蹙额。此种情况，若非我神经错乱丧失理智，那么，一定是有极大的痛苦潜藏心中。此种情况，若非达到天下至仁的人，那么，谁又能明察呢。我著写《朱子晚年定论》，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其中，书上年代的早晚，的确有些未经考证，虽不一定都是出自晚年，但大部分是写于晚年的。我的本意在于婉转调停朱陆的论争，重要的是讲明圣学。我生平对于朱熹的学说奉若神明，一旦与它背道而驰，心里的确也很难受，因此，无奈才作了《朱子晚年定论》。“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不忍心与朱熹的学说相抵触，这是我的本心!无奈之下与它抵触，是因为道原本如此。不作直说，道就不能显现啊!您认为我是执意要与朱熹不同，我岂敢自我欺骗?道，原本是天下公有的道;学，原本是天下公有的学，并不是朱熹可以个人私有的，也不是孔子可以个人私有的。对天下公有的东西，只得秉公而论。所以，对于正确言论，即便与自己的不同，也对自己有益;对于错误言论，即便与自己的相同，也对自己有损害。对自己有益的，一定会喜欢它;对自己有害的，一定会厌恶它。那么，我今天所讲的即使与朱熹不同，未必不是他所喜欢的。“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然而，“小人之过也必文”。我虽然没有出息，是不肖之人，但对待朱熹岂敢用，小人之心啊!

〔评析〕

圣人的仁、义之心宛若大盘里的水，平平正正地放着不动，浑浊之物就会沉淀，而清明之物就会浮在上面，可以照见人的须眉，观察人的面色;如果微风吹过，浑浊之物又会浮于水面，清明之物则会混于其中，以至模糊自身的本体。

【原文】

执事所以教，反复数百言，皆以未悉鄙人格物之说。若鄙说一明，则此数百言皆可以不待辨说而释然无滞，故今不敢缕缕，以滋琐屑之渎。然鄙说非面陈口析，断亦未能了了于纸笔间也。嗟乎!执事所以开导启迪于我者，可谓恳到详切矣。人之爱我，宁有如执事者乎?仆虽甚愚下，宁不知所感刻佩服?然而不敢遽舍其中心之诚，然而姑以听受云者，正不敢有负于深爱，亦思有以报之耳。秋尽东还，必求一面，以卒所请，千万终教。

【译文】

您的谆谆教诲，反复数百言，都是因为不理解我的格物主张。如果认识了我的主张，那么，您所讲的都可以不用辩论，也能毫无疑问。所以，我不敢再细细述说，以免累赘。但是，我的主张若不当面陈述，用纸笔一下子是很难说清楚的。哎!您对我的开导启示，可以说是诚恳而又周详了。钟爱我的人，谁又能象您这样呢?虽然我很愚蠢，怎么能不感激佩服您呢?但是，我不敢毅然舍弃心中真切的想法来听从您的教诲，正因为不敢辜负您的深厚，也想以此来报答您。秋后返家时，一定去拜见您，以满足当面请教的心愿，万望不吝赐教。

〔评析〕

此段文字是学生对先生表示的敬佩之情，也是全信内容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