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

　　公叔文子的家臣僎和文子一同做了卫国的大夫。孔子知道了这件事以后说：“(他死后)可以给他‘文'的谥号了。”

　　这段话是讲卫国大夫『公叔文子』。「公叔文子」，根据郑康成的批注，他说他是卫献公的孙子，叫做拔，或者也称为发。他的家臣是『大夫僎』，「僎」是这个家臣的名字。家臣也称为「大夫」，这是因为公叔文子自己推荐的，推荐给卫君，所以这里讲『与文子同升诸公』。这个「诸」当之于来讲，就是他的家臣僎跟文子一同升于公朝，一同来商议国家大事，一同事君。也就是说，他这个家臣的地位跟自己是平等了，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提拔他自己的下属跟自己平级。所以孔子听到这个事情，『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这个「文」，是公叔文子的谥号，就是他死了以后由国君给他一个封号，这个封号为文。

　　根据《礼记.檀弓篇》说明，这是《雪公讲要》里面引用的，「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请谥于君」。公叔文子死了，去世了，卒就是去世，他的儿子戍，戍是儿子的名字，就请卫国的国君封一个谥号，叫请谥于君。「君曰」，卫国的国君就说了，「夫子听卫国之政，修其班制，以与四邻交，卫国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这是《礼记.檀弓篇》上的记载。国君怎么回答?儿子要请国君给他的父亲封一个谥号，国君于是就封了，封了一个「文」这个谥号，理由是什么?夫子听卫国之政，这个夫子是指公叔文子，他在卫国做大夫，听政于朝，修其班制，对国家也有贡献，对国家的制度有很多好的修改，使到朝纲比较正了。以与四邻交，跟四方外国交往。卫国之社稷不辱，使到卫国不受辱，这个还是很有功绩的，所以不亦文乎，就给他封了个谥号叫文。这是卫国国君给他封谥号的原因，跟孔子这里讲的就不一样。孔子讲，说公叔文子为什么「可以为文矣」，就是他能够将他自己的家臣推举出来，跟自己同朝事君。这两个原因不一样。

　　《刘氏正义》，这是清朝刘宝楠《论语正义》，「引钱氏坫《论语后录》说」，《论语后录》是钱坫著作的。「周书谥法」，按照周朝的那种礼法来给人安谥号，安「文」这个谥号有六等，就是六种不同的等级。第一个是「经天纬地」，这就是圣人了;「道德博厚」，这个可以称为贤人;「学勤好问」，这都是很贤能的品德，好学好问、很勤劳;「慈惠爱民」，勤政爱民;「愍民惠礼」，愍就是慈愍，对百姓很有慈愍的心，给百姓以恩惠，也很讲究礼仪;最后一个，「锡民爵位」，就是给百姓封爵位，意思就是说提拔百姓中的人才。这里头六等，「并无修制交邻、不辱社稷等例」，这跟卫国国君讲的就不一样了。卫国国君说公叔文子之所以为「文」，是因为修其班制，以与四邻交，使卫国之社稷不辱。这个是卫国国君自己编出来的，没有符合礼法，在周礼里头没有。所以，在这里孔子就纠正，卫国国君这样安谥号的理由不正确，于是说了一个正确的理由，就是他能够举荐家臣出来事君。

　　确实这样也是很大的心量，为国家举贤才，自己不一定很有贤才，但是他能举贤才的话，这也是对国家很大的贡献。因此，按照周书谥法这六个等级来讲，可以符合最后一个，叫锡民爵位，就是赐给没有爵位的人这样的爵位，就是给他们做官的机会，让他们同朝任大夫。因为在春秋时期，很多的大夫都是世袭的，并不是举荐起来的，而孔子本人非常推崇任人唯贤，他对那种世袭的制度并不是非常的推崇，他主张任人唯贤，所以他赞叹齐桓公任管仲。对齐桓公来讲，管仲他是阶下囚，但是鲍叔牙能够举荐管仲，齐桓公就任用，任他为相，最后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于是孔子赞叹管仲之仁，前面我们有学过。

　　可见得孔子他的思想里头，不是推崇世袭制度，而是任人唯贤举贤才的制度。前面我们学过仲弓曾经问政于孔子，孔子就教给他三个方面，「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你怎么办好政治?你把自己的这些底下官员的工作分配好，职务有什么样的工作范围，这叫先有司，先要安排分工，各司其职。然后赦小过，不要追究小过错，要宽容、宽恕。最后讲举贤才，举贤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孔子在这里等于说纠正了卫国国君谥号不如礼的地方，而且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公叔文子能够举荐贤才的赞赏。

　　蕅益大师批注当中说到，「卓吾云：因他谥文子，故曰可以为文」。李卓吾先生就事论事，说公叔文子已经被封了谥号叫文子，所以说可以为文。换句话说，孔老夫子对于公叔文子是赞赏的。底下说，「文字不必太泥。总之，极其许可之词」。孔老夫子就是许可、赞许公叔文子这样的一个功绩，因此说可以为文。那他所赞叹的，不是卫君所说的修制交邻、不辱社稷，赞叹是举贤才。可见一个国家，贤才多么重要!而能举贤才之人，就像伯乐能够挑出千里马，一个国家肯定会有贤才，但是有谁能够举荐，这就不多了，因此说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我们找千里马，其实要找是找得到的，但是没人去找，伯乐就是很会看马的人，伯乐不常有。因此对一个国家来讲，伯乐是至为重要，没有伯乐就不可能有千里马，千里马就被埋没了。

　　在佛法里面，我们也看到有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就是举贤才。我们知道禅宗六祖惠能大师，这是从唐朝到现在，没有人不知道他的，咱们广东人。他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出身也比较贫寒，父亲早逝，他陪着母亲过，很孝顺，每日砍柴为生，没有读过书。可是他根性很利，偶尔有一次听到人家念《金刚经》，就悟了，于是请问这《金刚经》你从哪请的，我也想去学。读经的人告诉他，从黄梅五祖那里请的，你可以上那去。大家看到惠能很好学，根性也很利，预知他将来会有很大成就，所以都出钱来帮助他赡养母亲，让他没有后顾之忧，于是他就上黄梅去了，去拜师。后来，果然在五祖会下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做了祖师，禅宗第六祖。得了五祖衣钵，南下，潜伏了十五年方才出来，到了广州。

　　广州当时很有名的一座寺院，叫法性寺，就是现在的光孝寺。当时的住持和尚是印宗法师，是远近闻名，法缘殊胜，很多的弟子。惠能大师，当时也就是四十岁上下的一个人，还是很年轻，没人知道他得了衣钵。来到了法性寺之后，遇到印宗法师，印宗法师跟他一交流，发现他不同凡响，不是普通人，一问之下才知道原来他正是禅宗六祖。印宗法师不简单，立刻给他剃度，让他出家，当时惠能还没出家，还是在家人。给他剃了度、出了家之后，反过来拜惠能大师为师。印宗法师，那在南方多高的威望，他这一拜六祖惠能大师为师，立刻全部的信徒都皈依惠能大师，于是才使惠能大师法缘殊胜，把禅宗发扬光大。当时，佛法是盛极一时。

　　我们看看印宗法师也不是普通人，你看他能举荐惠能，举荐给佛门，让大家认识惠能。如果没有他这样一表演，没人认识惠能大师，很平常的一个人，又没文化，谁能想到他是衣钵传人?而且更难得的是，印宗法师是惠能的剃度师父，反过来还拜他为师，等于拜徒弟为师，这种做法普通人做不出来。你想想，就好像同朝官员，这个人是我提拔起来的，他等于是我师门里出来的弟子，现在我要拜他为师，我把他推为宰相，我听候他发落，这个一般人做不出来。连公叔文子，他能做到的，仅仅是把自己的家臣提拔到跟他地位平等，没有比他地位高。所以这种做法，不是大心量的人，不是真正大公无私的人，做不出来。稍有一点私心，有一个自他的分别，想着凭什么他要高过我，你有这一个念头，做不出来，就会有嫉妒，自己就会傲慢，这就障住了利益大众的缘了。如果是障着的是佛法，障着众生的法身慧命，那个因果就重了。所以夫子在这里赞许公叔文子的做法，说他可以为文，这里头有很深的意思，让我们学习。

　　可惜当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的人，能够极力的举荐孔子，让孔子真正做大夫，可以帮助一个国家兴盛起来。当然，兴盛这个国家，孔子不只是为了这一个国家，更重要的为一天下，治国、平天下。一个国他做好了，用什么做好?用礼乐之治。孔子他有一套经世的学问，把周公之治复兴起来了，那这个国家可以做天下的样板，天下各国就效法这个国家，那就天下太平了，这就能恢复周公之治。孔子他有这样的理想在，他要找一个国家做样板。他真的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把握，所以《论语》上头讲，他说「茍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你真的要用我给你治国，三年有大成，大成就。这是我们深信，很可惜众生没福，当时没有一个国家能重用孔子。所以孔子也发出这样的感叹，自己的运气连公叔文子的家臣都不如，没人举荐他。所以，可见得当伯乐的多么重要，能够为国家举出一个圣贤人才出来，这是对于国家、对人民第一大功德。

　　僎：音xún，人名。公叔文子的家臣。

　　升诸公：公，公室。这是说僎由家臣升为大夫，与公叔文子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