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卷六十八

　　◎兵四

　　○清理军伍 训练 赏功 火器 车船 马政

　　明初，垛集令行，民出一丁为军，卫所无缺伍，且有羡丁。未几，大都督府言，起吴元年十月，至洪武三年十一月，军士逃亡者四万七千九百余。于是下追捕之令，立法惩戒。小旗逃所隶三人，降为军。上至总旗、百户、千户，皆视逃军多寡，夺俸降革。其从征在外者，罚尤严。十六年，命五军府檄外卫所，速逮缺伍士卒，给事中潘庸等分行清理之。明年，从兵部尚书俞纶言，京卫军户绝者，毋冒取同姓及同姓之亲，令有司核实发补，府卫毋特遣人。二十一年，诏卫所核实军伍，有匿己子以养子代者，不许。其秋，令卫所着军士姓名、乡贯为籍，具载丁口以便取补。又置军籍勘合，分给内外，军士遇点阅以为验。

　　成祖即位，遣给事等官分阅天下军，重定垛集军更代法。初，三丁已上，垛正军一，别有贴户，正军死，贴户丁补。至是，令正军、贴户更代，贴户单丁者免；当军家蠲其一丁徭。

　　洪熙元年，兴州左屯卫军范济极言勾军之扰。富峪卫百户钱兴奏言：“祖本涿鹿卫军，死，父继，以功授百户。臣已袭父职，而本卫犹以臣祖为逃军，屡行勾取。”帝谓尚书张本曰：“军伍不清，弊多类此。”已而宣宗立，军弊益滋，黠者往往匿其籍，或诬攘良民充伍。帝谕兵部曰：“朝廷于军民，如舟车任载，不可偏重。有司宜审实毋混。”乃分遣吏部侍郎黄宗载等清理天下军卫。三年敕给事、御史清军，定十一条例，榜示天下。明年复增为二十二条。五年，从尚书张本请，令天下官吏、军旗公勘自洪、永来勾军之无踪者，豁免之。六年，令勾军有亲老疾独子者，编之近地，余丁赴工逋亡者例发口外，改为罚工一年，示优恤焉。八年，免苏州卫抑配军百五十九人，已食粮止令终其身者，千二百三十九人。先是，苏、常军户绝者，株累族党，动以千计，知府况钟言于朝，又常州民诉受抑为军者七百有奇，故特敕巡抚侍郎周忱清理。

　　正统初，令勾军家丁尽者，除籍；逃军死亡及事故者，或家本军籍，而偶同姓名，里胥挟雠妄报冒解，或已解而赴部声冤者，皆与豁免。定例，补伍皆发极边，而南北人互易。大学士杨士奇谓风土异宜，濒于夭折，请从所宜发戍。署兵部侍郎邝埜以为紊祖制，寝之。成化二年，山西巡抚李侃复请补近卫，始议行。十一年，命御史十一人分道清军，以十分为率，及三分者最，不及者殿。时以罪谪者逃故，亦勾其家丁。御史江昂谓非“罚弗及嗣”之义，乃禁之。

　　嘉靖初，捕亡令愈苛，有株累数十家，勾摄经数十年者，丁口已尽，犹移覆纷纭不已。兵部尚书胡世宁请“屡经清报者免勾。又避役之人必缓急难倚，急改编原籍。卫所有缺伍，则另选舍余及犯罪者充补。犯重发边卫者，责卖家产，阖房迁发，使绝顾念。庶卫卒皆土着，而逃亡益鲜”。帝是其言。其后，用主事王学益议，制勾单，立法详善。久之，停差清军御史，宽管解逃军及军赴卫违限之科。清军官日玩愒，文卷磨灭，议者复请申饬。

　　万历三年，给事中徐贞明言：“勾军东南，资装出于户丁，解送出于里递，每军不下百金。大困东南之民，究无补于军政。宜视班匠例，免其解补，而重征班银，以资召募，使东南永无勾补之扰，而西北之行伍亦充。”郧阳巡抚王世贞因言有四便：应勾之户，乐于就近，不图避匿，便一；各安水土，不至困绝，便二；近则不逃，逃亦易追，便三；解户不至破家，便四。而兵部卒格贞明议，不行。后十三年，南京兵部尚书郭应聘复请各就近地，南北改编。又言“应勾之军，南直隶至六万六千余，株连至二三十万人，请自天顺以前竟与释免”。报可，远近皆悦。然改编令下，求改者相继。明年，兵部言“什伍渐耗，边镇军人且希图脱伍”。有旨复旧，而应聘之议复不行。

　　凡军卫掌于职方，而勾清则武库主之。有所勾摄，自卫所开报，先核乡贯居止，内府给批，下有司提本军，谓之跟捕；提家丁，谓之勾捕。间有恩恤开伍者。洪武二十三年，令应补军役生员，遣归卒业。宣德四年，上虞人李志道充楚雄卫军，死，有孙宗皋宜继。时已中乡试，尚书张本言于帝，得免。如此者绝少。户有军籍，必仕至兵部尚书始得除。军士应起解者，皆佥妻；有津给军装、解军行粮、军丁口粮之费。其册单编造皆有恒式。初定户口、收军、勾清三册。嘉靖三十一年，又编四册，曰军贯，曰兜底，曰类卫、类姓。其勾军另给军单。盖终明世，于军籍最严。然弊政渐丛，而扰民日甚。

　　明太祖起布衣，策群力，取天下。即位后，屡命元勋宿将分道练兵，而其制未定。洪武六年，命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六部议教练军士律：“骑卒必善驰射枪刀，步兵必善弓弩枪。射以十二矢之半，远可到，近可中为程。远可到，将弁百六十步、军士百二十步；近可中，五十步。彀弩以十二矢之五，远可到，蹶张八十步，划车一百五十步；近可中，蹶张四十步，划车六十步。枪必进退熟习。在京卫所，以五千人为率，取五之一，指挥以下官领赴御前验试，馀以次番试。在外都司卫所，每卫五千人，取五之一，千户以下官领赴京验试。余以次番试。军士步骑皆善，将领各以其能受赏，否则罚。军士给钱六百为道里费。将领自指挥使以下，所统军士三分至六分不中者，次第夺俸；七分以上，次第降官至为军止。都指挥军士四分以上不中，夺俸一年；六分以上罢职。”后十六年，令天下卫所善射者十选一，于农隙分番赴京较阅，以优劣为千百户赏罚，边军本卫较射。二十年，命卫士习射于午门丹墀。明年复令：“天下卫所马步军士，各分十班，将弁以荫叙久次升者统之，冬月至京阅试。指挥、千百户，年深惯战及屯田者免。仍先下操练法，俾遵行。不如法及不娴习者，罚。”明年，诏五军府：“比试军士分三等赏钞，又各给钞三锭为路费，不中者亦给之。明年再试不如式，军移戍云南，官谪从征，总小旗降为军。武臣子弟袭职，试骑步射不中程，令还卫署事，与半俸，二年后仍试如故者，亦降为军。”

　　文皇即位，五驾北征，六师尝自较阅。又尝敕秦、晋、周、肃诸王，各选护卫军五千，命官督赴真定操练，陕西、甘肃、宁夏、大同、辽东诸守将，及中都留守、河南等都司，徐、宿等卫，遣将统马步军分驻真定、德州操练，侯赴京阅视。

　　景泰初，立十团营。给事中邓林进《轩辕图》，即古八阵法也，因用以教军。成化间，增团营为十二，命月二次会操，起仲春十五日，止仲夏十五日，秋、冬亦如之。弘治九年，兵部尚书马文升申明洪、永操法，五日内，二日走阵下营，三日演武。武宗好武勇，每令提督坐营官操练，又自执金鼓演四镇卒。然大要以恣驰骋、供嬉戏，非有实也。

　　嘉靖六年定，下营布阵，止用三叠阵及四门方营。又令每营选枪刀箭牌铳手各一二人为教师，转相教习。及更营制，分兵三十枝，设将三十员，各统三千人训练，择精锐者名选锋，厚其校艺之赏。总督大臣一月会操者四，余日营将分练。协理大臣及巡视给事、御史随意入一营，校阅赏罚，因以择选锋。帝又置内营于内教场，练诸内使。

　　隆庆初，命各营将领以教练军士分数多寡为黜陟。全营教练者加都督佥事，以次减；全不教练者降祖职一级，革任回卫。三年内教练有成，操协大臣奖谕恩录；无功绩者议罚。规制虽立，然将卒率媮惰，操演徒为具文。

　　先是，浙江参将戚继光以善教士闻，尝调士兵，制鸳鸯阵破倭。至是已官总兵。穆宗从给事中吴时来请，命继光练兵蓟门。蓟兵精整者数十年。继光尝着《练兵实纪》以训士。一曰练伍，首骑，次步，次车，次辎重；先选伍，次较艺，总之以合营。二曰练胆气，使明作止进退及上下统属、相友相助之义。三曰练耳目，使明号令。四曰练手足，使熟技艺。五曰练营阵，详布阵起行、结营及交锋之正变。终之以练将。后多遵用之。

　　赏功之制，太祖时，大赏平定中原、征南诸将及云南、越州之功。赏格虽具，然不豫为令。惟二十九年命沿海卫所指挥千百户获倭一船及贼者，升一级，赏银五十两，钞五十锭，军士水陆擒杀贼，赏银有差。

　　永乐初，以将士久劳，命礼部依太祖升赏例，参酌行之。乃分奇功、首功、次功三等，其赏之轻重次第，率临时取旨，亦不豫为令。十二年定：“凡交锋之际，突出敌背杀败贼众者，勇敢入阵斩将搴旗者，本队已胜、别队胜负未决、而能救援克敌者，受命能任事、出奇破贼成功者，皆为奇功。齐力前进、首先败贼者，前队交锋未决、后队向前败贼者，皆为首功。军行及营中擒获奸细者，亦准首功。余皆次功。”又立功赏勘合，定四十字，曰：“神威精勇猛，强壮毅英雄。克胜兼超捷，奇功奋锐锋。智谋宣妙略，刚烈效忠诚。果敢能安定，扬名显大勋。”编号用宝，贮内府印绶监。当是时，稽功之法甚严。

　　正统十四年，造赏功牌，有奇功、头功、齐力之分，以大臣主之。凡挺身突阵斩将夺旗者，与奇功牌。生擒瓦剌或斩首一级，与头功牌。虽无功而被伤者，与齐力牌。盖专为瓦剌入犯设也。是后，将士功赏视立功之地，准例奏行。北边为上，东北边次之，西番及苗蛮又次之，内地反贼又次之。世宗时，苦倭甚，故海上功比北边尤为最。

　　北边，自甘肃迤东，抵山海关。成化十四年例：“一人斩一级者，进一秩，至三秩止。二人共斩者，为首进秩同。壮男与实授，幼弱妇女与署职。为从及四级以上，俱给赏。领军官部下五百人者，获五级，进一秩。领千人者，倍之。”正德十年重定例：“独斩一级者升一秩。三人共者，首升署一秩，从给赏。四五六人共者，首给赏，从量赏。二人共斩一幼敌者，首视三人例，从量赏。不愿升者，每实授一秩，赏银五十两，署职二十两。”嘉靖十五年定，领军官千、把总，加至三秩止，都指挥以上，止升署职二级，余加赏。

　　东北边，初定三级当北边之一。万历中，改与北边同。

　　番寇苗蛮，亦三级进一秩，实授署职，视北边。十级以上并不及数者给赏。万历三年，令陕西番寇功，视成化中例，军官千总领五百人者，部下斩三十级，领千人者六十级，把总领五百人者十级，领千人者三十级，俱进一秩，至三秩止。南方蛮贼，宣德九年例，三级以上及斩获首贼，俱升一秩，余加赏。正德十六年，定军官部下斩百级者升署一秩，三百级者实授一秩，四百级者升一秩，余功加赏。

　　倭贼，嘉靖三十五年定：“斩倭首贼一级，升实授三秩，不愿者赏银百五十两。从贼一级，授一秩。汉人胁从一级，署一秩。阵亡者，本军及子实授一秩。海洋遇贼有功，均以奇功论。”万历十二年更定，视旧例少变，以贼众及船之多寡，为功赏之差。复定海洋征战，无论倭寇、海贼，勘是奇功，与世袭。云南夷贼，擒斩功次视倭功。

　　内地反贼，成化十四年例，六级升一秩，至三秩止，幼男妇女及十九级以上与不及数者给赏。正德七年，定流贼例：“名贼一级，授一秩，世袭，为从者给赏。次贼一级，署一秩。从贼三级及阵亡者，俱授一秩，世袭。重伤回营死者，署一秩。”又以割耳多寡论功，最多者至升二秩，世袭。先是，五年宁夏功，后嘉靖元年江西功，俱视流贼例。崇祯中，购闯、献以万金，爵封侯，余贼有差，以贼势重，变常格也。

　　其俘获人畜、器械，成化例，俱给所获者。其论功升秩，成化十四年例，军士升一秩为小旗，舍人升一秩给冠带，以上类推。嘉靖四十三年定，都督等官无阶可升者，所应袭男荫冠带。万历十三年定，都指挥使升秩者，不授都督，赏银五十两，升俸者半之。其有司民兵，隆庆六年定，视军人例。

　　自洪、宣以后，赏格皆以斩级多少豫定。条例渐多，幸弊日启。正德间，副使胡世宁言：“两军格斗，手眼瞬息，不得差池，何暇割级？其获级者或杀已降，或杀良民，或偶得单行之贼、被掠逃出之人，非真功也。宜选强明刚正之员，为纪功官，痛惩此弊。”时弗能行。故事，镇守官奏带，例止五名。后领兵官所奏有至三四百名者，不在斩馘之列，别立名目，曰运送神枪，曰赍执旗牌，曰冲锋破敌，曰三次当先，曰军前效劳。冒滥之弊，至斯极已。

　　古所谓炮，皆以机发石。元初得西域炮，攻金蔡州城，始用火。然造法不传，后亦罕用。

　　至明成祖平交阯，得神机枪炮法，特置神机营肄习。制用生、熟赤铜相间，其用铁者，建铁柔为最，西铁次之。大小不等，大者发用车，次及小者用架、用桩、用托。大利于守，小利于战。随宜而用，为行军要器。永乐十年，诏自开平至怀来、宣府、万全、兴和诸山顶，皆置五炮架。二十年，从张辅请，增置于山西大同、天城、阳和、朔州等卫以御敌。然利器不可示人，朝廷亦慎惜之。

　　宣德五年，敕宣府总兵官谭广：“神铳，国家所重，在边墩堡，量给以壮军威，勿轻给。”正统六年，边将黄真、杨洪立神铳局于宣府独石。帝以火器外造，恐传习漏泄，敕止之。正统末，边备日亟，御史杨善请铸两头铜铳。景泰元年，巡关侍郎江潮言：“真定藏都督平安火伞，上用铁枪头，环以响铃，置火药筒三，发之可溃敌马。应州民师翱制铳，有机，顷刻三发，及三百步外。”俱试验之。天顺八年，延绥参将房能言麓川破贼，用九龙筒，一线然则九箭齐发，请颁式各边。

　　至嘉靖八年，始从右都御史汪鋐言，造佛郎机炮，谓之大将军，发诸边镇。佛郎机者，国名也。正德末，其国舶至广东。白沙巡检何儒得其制，以铜为之。长五六尺，大者重千余斤，小者百五十斤，巨腹长颈，腹有修孔。以子铳五枚，贮药置腹中，发及百余丈，最利水战。驾以蜈蚣船，所击辄糜碎。二十五年，总督军务翁万达奏所造火器。兵部试之，言：“三出连珠、百出先锋、铁捧雷飞，俱便用。母子火兽、布地雷炮，止可夜劫营。”御史张铎亦进十眼铜炮，大弹发及七百步，小弹百步；四眼铁枪，弹四百步。诏工部造。

　　万历中，通判华光大奏其父所制神异火器，命下兵部。其后，大西洋船至，复得巨炮，曰红夷。长二丈余，重者至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数十里。天启中，锡以大将军号，遣官祀之。

　　崇祯时，大学士徐光启请令西洋人制造，发各镇。然将帅多不得人，城守不固，有委而去之者。及流寇犯阙，三大营兵不战而溃，枪炮皆为贼有，反用以攻城。城上亦发炮击贼。时中官已多异志，皆空器贮药，取声震而已。

　　明置兵仗、军器二局，分造火器。号将军者自大至五。又有夺门将军大小二样、神机炮、襄阳炮、盏口炮、碗口炮、旋风炮、流星炮、虎尾炮、石榴炮、龙虎炮、毒火飞炮、连珠佛郎机炮、信炮、神炮、炮里炮、十眼铜炮、三出连珠炮、百出先锋炮、铁捧雷飞炮、火兽布地雷炮、碗口铜铁铳、手把铜铁铳、神铳、斩马铳、一窝锋神机箭铳、大中小佛郎机铜铳、佛郎机铁铳、木厢铜铳、筋缴桦皮铁铳、无敌手铳、鸟嘴铳、七眼铜铳、千里铳、四眼铁枪、各号双头铁枪、夹把铁手枪、快枪以及火车、火伞、九龙筒之属，凡数十种。正德、嘉靖间造最多。又各边自造，自正统十四年四川始。其他刀牌、弓箭、枪弩、狼筅、蒺藜、甲胄、战袄，在内有兵仗、军器、针工、鞍辔诸局，属内库，掌于中官，在外有盔甲厂，属兵部，掌以郎官。京省诸司卫所，又俱有杂造局。军资器械名目繁伙，不具载，惟火器前代所少，故特详焉。

　　中原用车战，而东南利舟楫，二者于兵事为最要。自骑兵起，车制渐废。

　　洪武五年，造独辕车，北平、山东千辆，山西、河南八百辆。永乐八年北征，用武刚车三万辆，皆惟以供馈运。

　　至正统十二年，始从总兵官朱冕议，用火车备战。自是言车战者相继。十四年，给事中李侃请以驘车千辆，铁索联络，骑卒处中，每车翼以刀牌手五人，贼犯阵，刀牌手击之，贼退则开索纵骑。帝命造成祭而后用。下车式于边境，用七马驾。宁夏多沟壑，总兵官张泰请用独马小车，时以为便。箭工周四章言，神机枪一发难继，请以车载枪二十，箭六百，车首置五枪架，一人推，二人扶，一人执爨。试可，乃造。

　　景泰元年，定襄伯郭登请仿古制为偏箱车。辕长丈三尺，阔九尺，高七尺五寸，箱用薄板，置铳。出则左右相连，前后相接，钩环牵互。车载衣粮、器械并鹿角二。屯处，十五步外设为藩。每车枪炮、弓弩、刀牌甲士共十人，无事轮番推挽。外以长车二十，载大小将军铳，每方五辆，转输樵采，皆在围中。又以四轮车一，列五色旗，视敌指挥。廷议此可以守，难于攻战，命登酌行。兰州守备李进请造独轮小车，上施皮屋，前用木板，画兽面，凿口，置碗口铳四，枪四，神机箭十四，树旗一。行为阵，止为营。二年，吏部郎中李贤请造战车，长丈五尺，高六尺四寸，四围箱板，穴孔置铳，上辟小窗，每车前后占地五步。以千辆计，四方可十六里，刍粮、器械辎重咸取给焉。帝令亟行。

　　成化二年，从郭登言，制军队小车。每队六辆，辆九人，二人挽，七人番代，车前置牌画猊首，远望若城垒然。八年，宁都诸生何京上御敌车式，上施铁网，网穴发枪弩，行则敛之。五十车为一队，用士三百七十五人。十二年，左都御史李宾请造偏箱车，与鹿角参用。兵部尚书项忠请验阅，以登高涉险不便，已之。十三年，从甘肃总兵官王玺奏，造雷火车，中立枢轴，旋转发炮。二十年，宣大总督余子俊以车五百辆为一军，每辆卒十人，车隙补以鹿角。既成，而迟重不可用，时人谓之鹧鸪军。

　　弘治十五年，陕西总制秦纮请用只轮车，名曰全胜，长丈四尺，上下共六人，可冲敌阵。十六年，闲住知府范吉献先锋霹雳车。

　　嘉靖十一年，南京给事中王希文请仿郭固、韩琦之制，造车，前锐后方，上置七枪，为橹三层，各置九牛神弩，傍翼以卒。行载甲兵，止为营阵。下边镇酌行。十五年，总制刘天和复言全胜车之便，而稍为损益，用四人推挽，所载火器、弓弩、刀牌以百五十斤为准。箱前画狻猊，旁列虎盾以护骑士。命从其制。四十三年，有司奏准，京营教演兵车，共四千辆，每辆步卒五人，神枪、夹靶枪各二。自正统以来，言车战者如此，然未尝一当敌。

　　至隆庆中，戚继光守蓟门，奏练兵车七营：以东西路副总兵及抚督标共四营，分驻建昌、遵化、石匣、密云；蓟、辽总兵二营，驻三屯；昌平总兵一营，驻昌平。每营重车百五十有六，轻车加百，步兵四千，骑兵三千。十二路二千里间，车骑相兼，可御敌数万。穆宗韪之，命给造费。然特以遏冲突，施火器，亦未尝以战也。是后，辽东巡抚魏学曾请设战车营，仿偏箱之制，上设佛郎机二，下置雷飞炮、快枪六，每车步卒二十五人。万历末，经略熊廷弼请造双轮战车，每车火炮二，翼以十卒，皆持火枪。天启中，直隶巡按御史易应昌进户部主事曹履吉所制钢轮车、小冲车等式，以御敌，皆罕得其用。大约边地险阻，不利车战。而舟楫之用，则东南所宜。

　　舟之制，江海各异。太祖于新江口设船四百。永乐初，命福建都司造海船百三十七，又命江、楚、两浙及镇江诸府卫造海风船。成化初，济川卫杨渠献《桨舟图》，皆江舟也。

　　海舟以舟山之乌槽为首。福船耐风涛，且御火。浙之十装标号软风、苍山，亦利追逐。广东船，铁栗木为之，视福船尤巨而坚。其利用者二，可发佛郎机，可掷火球。大福船亦然，能容百人。底尖上阔，首昂尾高，柁楼三重，帆桅二，傍护以板，上设木女墙及炮床。中为四层：最下实土石；次寝息所；次左右六门，中置水柜，扬帆炊爨皆在是，最上如露台，穴梯而登，傍设翼板，可凭以战。矢石火器皆俯发，可顺风行。海苍视福船稍小。开浪船能容三五十人，头锐，四桨一橹，其行如飞，不拘风潮顺逆。艟〈舟乔〉船视海苍又小。苍山船首尾皆阔，帆橹并用。橹设船傍近后，每傍五枝，每枝五跳，跳二人，以板闸跳上，露首于外，其制上下三层，下实土石，上为战场，中寝处。其张帆下椗，皆在上层。戚继光云：“倭舟甚小，一入里海，大福、海苍不能入，必用苍船逐之，冲敌便捷，温人谓之苍山铁也。”沙、鹰二船，相胥成用。沙船可接战，然无翼蔽。鹰船两端锐，进退如飞。傍钉大茅竹，竹间窗可发铳箭，窗内舷外隐人以荡桨。先驾此入贼队，沙船随进，短兵接战，无不胜。渔船至小，每舟三人，一执布帆，一执桨，一执鸟嘴铳。随波上下，可掩贼不备。网梭船，定海、临海、象山俱有之，形如梭。竹桅布帆，仅容二三人，遇风涛辄舁入山麓，可哨探。蜈蚣船，象形也，能驾佛朗机铳，底尖面阔，两傍楫数十，行如飞。两头船，旋转在舵，因风四驰，诸船无逾其速。盖自嘉靖以来，东南日备倭，故海舟之制，特详备云。

　　明制，马之属内厩者曰御马监，中官掌之，牧于大坝，盖仿《周礼》十有二闲意。牧于官者，为太仆寺、行太仆寺、苑马寺及各军卫，即唐四十八监意。牧于民者，南则直隶应天等府，北则直隶及山东、河南等府，即宋保马意。其曰备养马者，始于正统末，选马给边，边马足，而寄牧于畿甸者也。官牧给边镇，民牧给京军，皆有孳生驹。官牧之地曰草场，或为军民佃种曰熟地，岁征租佐牧人市马。牧之人曰恩军，曰队军，曰改编军，曰充发军，曰抽发军。苑马分三等，上苑万，中七千，下四千。一夫牧马十匹，五十夫设圉长一人。凡马肥瘠登耗，籍其毛齿而时省之。三岁，寺卿偕御史印烙，鬻其羸劣以转市。边卫、营堡、府州县军民壮骑操马，则掌于行寺卿。边用不足，又以茶易于番，以货市于边。其民牧皆视丁田授马，始曰户马，既曰种马，按岁征驹。种马死，孳生不及数，辄赔补。此其大凡也。

　　初，太祖都金陵，令应天、太平、镇江、庐州、凤阳、扬州六府，滁、和二州民牧马。洪武六年，设太仆寺于滁州，统于兵部。后增滁阳五牧监，领四十八群。已，为四十监，旋罢，惟存天长、大兴、舒城三监。置草场于汤泉、滁州等地。复令飞熊、广武、英武三卫，五军养一马，马岁生驹，一岁解京。既而以监牧归有司，专令民牧。江南十一户，江北五户养马一，复其身。太仆官督理，岁正月至六月报定驹，七月至十月报显驹，十一、二月报重驹。岁终考马政，以法治府州县官吏。凡牡曰儿，牝曰骒。儿一、骒四为群，群头一人。五群，群长一人。三十年，设北平、辽东、山西、陕西、甘肃行太仆寺，定牧马草场。

　　永乐初，设太仆寺于北京，掌顺天、山东、河南。旧设者为南太仆寺，掌应天等六府二州。四年，设苑马寺于陕西、甘肃，统六监，监统四苑。又设北京、辽东二苑马寺，所统视陕西、甘肃。十二年，令北畿民计丁养马，选居闲官教之畜牧。民十五丁以下一匹，十六丁以上二匹，为事编发者七户一匹，得除罪。寻以寺卿杨砥言，北方人户五丁养一，免其田租之半，蓟州以东至南海等卫，戍守军外，每军饲种马一。又定南方养马例：凤、庐、扬、滁、和五丁一，应天、太、镇十丁一。淮、徐初养马，亦以丁为率。十八年，罢北京苑马寺，悉牧之民。

　　洪熙元年，令民牧二岁征一驹，免草粮之半。自是，马日蕃，渐散于邻省。济南、兖州、东昌民养马，自宣德四年始也。彰德、卫辉、开封民养马，自正统十一年始也。已而也先入犯，取马二万，寄养近京，充团营骑操，而尽以故时种马给永平等府。景泰三年，令儿马十八岁、骒马二十岁以上，免算驹。

　　成化二年，以南土不产马，改征银。四年，始建太仆寺常盈库，贮备用马价。是时，民渐苦养马。六年，吏部侍郎叶盛言：“向时岁课一驹，而民不扰者，以刍牧地广，民得为生也。自豪右庄田渐多，养马渐不足。洪熙初，改两年一驹，成化初，改三年一驹。马愈削，民愈贫。然马卒不可少，乃复两年一驹之制，民愈不堪。请敕边镇随俗所宜，凡可以买马足边、军民交益者，便宜处置。”时马文升抚陕西，又极论边军偿马之累，请令屯田卒田多丁少而不领马者，岁输银一钱，以助赔偿。虽皆允行，而民困不能舒也。继文升抚陕者萧祯，请省行太仆寺。兵部覆云：“洪、永时，设行太仆及苑马寺，凡茶马、番人贡马，悉收寺、苑放牧，常数万匹，足充边用。正统以后，北敌屡入抄掠，马遂日耗。言者每请裁革，是惜小费而忘大计。”于是敕谕祯，但令加意督察。而北畿自永乐以来，马日滋，辄责民牧，民年十五者即养马。太仆少卿彭礼以户丁有限，而课驹无穷，请定种马额。会文升为兵部尚书，奏行其请，乃定两京太仆种马，儿马二万五千，骒马四之，二年纳驹，着为令。时弘治六年也。

　　十五年冬，尚书刘大夏荐南京太常卿杨一清为副都御史，督理陕西马政。一清奏言：“我朝以陕右宜牧，设监苑，跨二千余里。后皆废，惟存长乐、灵武二监。今牧地止数百里，然以供西边尚无不足，但苦监牧非人，牧养无法耳。两监六苑，开城、安定水泉便利，宜为上苑，牧万马；广宁、万安为中苑；黑水草场逼窄，清平地狭土瘠，为下苑。万安可五千，广宁四千，清平二千，黑水千五百。六苑岁给军外，可常牧马三万二千五百，足供三边用。然欲广孳息，必多蓄种马，宜增满万匹，两年一驹，五年可足前数。请支太仆马价银四万二千两，于平、庆、临、巩买种马七千。又养马恩队军不足，请编流亡民及问遣回籍者，且视恩军例，凡发边卫充军者，改令各苑牧马，增为三千人。又请相地势，筑城通商，种植榆柳，春夏放牧，秋冬还厩，马既得安，敌来亦可收保。”孝宗方重边防，大夏掌兵部，一清所奏辄行。迁总制仍督马政。

　　诸监草场，原额十三万三千七百余顷，存者已不及半。一清核之，得荒地十二万八千余顷，又开武安苑地二千九百余顷。正德二年闻于朝。及一清去官，未几复废。时御史王济言：“民苦养马。有一孳生马，辄害之。间有定驹，赂医讳之，有显驹坠落之。马亏欠不过纳银二两，既孳生者已闻官，而复倒毙，不过纳银三两，孳生不死则饥饿。马日瘦削，无济实用。今种马、地亩、人丁，岁取有定额，请以其额数令民买马，而种马孳生，县官无与。”兵部是其言。自后，每有奏报，辄引济言县官无与种马事，但责驹于民，遗母求子矣。

　　初，边臣请马，太仆寺以见马给之。自改征银，马日少，而请者相继，给价十万，买马万匹。边臣不能市良马，马多死，太仆卿储巏以为言，请仍给马。又指陈各边种马盗卖私借之弊。语虽切，不能从。而边镇给发日益繁。延绥三十六营堡，自弘治十一年始，十年间，发太仆银二十八万有奇，买补四万九千余匹，宁夏、大同、居庸关等处不与焉。至正德七年，遂开纳马例，凡十二条。九年，复发太仆银市马万五千于山东、辽东、河南及凤阳、保定诸府。

　　嘉靖元年，陕西苑马少卿卢璧条上马政，请督逋负、明印烙、训医药、均地差，以救目前，而辟场广蓄为经久计。帝嘉纳之。自后言马事者颇众，大都因事立说，补救一时而已。二十九年，俺答入寇，太仆马缺，复行正德纳马例。已，稍增损之。至四十一年，遂开例至捐马授职。

　　隆庆二年，提督四夷馆太常少卿武金言：“种马之设，专为孳生备用。备用马既别买，则种马可遂省。今备用马已足三万，宜令每马折银三十两，解太仆。种马尽卖，输兵部，一马十两，则直隶、山东、河南十二万匹，可得银百二十万，且收草豆银二十四万。”御史谢廷杰谓：“祖制所定，关军机，不可废。”兵部是廷杰言。而是时，内帑乏，方分使括天下逋赋。穆宗可金奏，下部议。部请养、卖各半，从之。

　　太仆之有银也，自成化时始，然止三万余两。及种马卖，银日增。是时，通贡互市所贮亦无几。及张居正作辅，力主尽卖之议。自万历九年始，上马八两，下至五两，又折征草豆地租，银益多，以供团营买马及各边之请。然一骟马辄发三十金，而州县以驽马进，其直止数金。且仍寄养于马户，害民不减曩时。又国家有兴作、赏赉，往往借支太仆银，太仆帑益耗。十五年，寺卿罗应鹤请禁支借。二十四年诏太仆给陕西赏功银。寺臣言：“先年库积四百余万，自东西二役兴，仅余四之一。朝鲜用兵，百万之积俱空。今所存者，止十余万。况本寺寄养马岁额二万匹，今岁取折色，则马之派征甚少，而东征调兑尤多。卒然有警，马与银俱竭，何以应之。”章下部，未能有所厘革也。

　　崇祯初，核户兵工三部，借支太仆马价至一千三百余万。盖自万历以来，冏政大坏，而边牧废弛，愈不可问。既而辽东督师袁崇焕以缺马，请于两京州县寄养马内，折三千匹价买之西边。太仆卿涂国鼎言：“祖宗令民养马，专供京营骑操，防护都城，非为边也。后来改折，无事则易马输银，有警则出银市马，仍是为京师备御之意。今折银已多给各镇，如并此马尽折，万一变生，奈何？”帝是其言，却崇焕请。

　　按明世马政，法久弊丛。其始盛终衰之故，大率由草场兴废。太祖既设草场于大江南北，复定北边牧地：自东胜以西至宁夏、河西、察罕脑儿，以东至大同、宣府、开平，又东南至大宁、辽东，抵鸭绿江又北千里，而南至各卫分守地，又自雁门关西抵黄河外，东历紫荆、居庸、古北抵山海卫。荒闲平埜，非军民屯种者，听诸王驸马以至近边军民樵采牧放，在边藩府不得自占。永乐中，又置草场于畿甸。寻以顺圣川至桑乾河百三十余里，水草美，令以太仆千骑，令怀来卫卒百人分牧，后增至万二千匹。宣德初，复置九马坊于保安州。于是兵部奏，马大蕃息，以色别而名之，其毛色二十五等，其种三百六十。其后庄田日增，草场日削，军民皆困于孳养。弘治初，兵部主事汤冕、太仆卿王霁、给事中韩祐、周旋、御史张淳，皆请清核。而旋言：“香河诸县地占于势家，霸州等处俱有仁寿宫皇庄，乞罢之，以益牧地。”虽允行，而占佃已久，卒不能清。南京诸卫牧场亦久废，兵部尚书张蓥请复之。御史胡海言恐遗地利，遂止。京师团营官马万匹，与旗手等卫上直官马，皆分置草场。岁春末，马非听用者，坐营官领下场放牧，草豆住支，秋末回。给事御史阅视马毙军逃者以闻。后上直马不出牧，而骑操马仍岁出如例。嘉靖六年，武定侯郭勋以边警为辞，奏免之，征各场租以充公费，余贮太仆买马。于是营马专仰秣司农，岁费至十八万，户部为诎，而草场益废。议者争以租佃取赢，侵淫至神宗时，弊坏极矣。

　　茶马司，洪武中，立于川、陕，听西番纳马易茶，赐金牌信符，以防诈伪。每三岁，遣廷臣召诸番合符交易，上马茶百二十斤，中马七十斤，下马五十斤。以私茶出者罪死，虽勋戚无贷。末年，易马至万三千五百余匹。永乐中，禁稍弛，易马少。乃命严边关茶禁，遣御史巡督。正统末，罢金牌，岁遣行人巡察，边氓冒禁私贩者多。成化间，定差御史一员，领敕专理。弘治间，大学士李东阳言：“金牌制废，私茶盛，有司又屡以敝茶绐番族，番人抱憾，往往以羸马应。宜严敕陕西官司揭榜招谕，复金牌之制，严收良茶，颇增马直，则得马必蕃。”及杨一清督理苑马，遂命并理盐、茶。一清申旧制，禁私贩，种官茶。四年间易马九千余匹，而茶尚积四十余万斤。灵州盐池增课五万九千，贮庆阳、固原库，以买马给边。又惧后无专官，制终废也，于正德初，请令巡茶御史兼理马政，行太仆、苑马寺官听其提调，报可。御史翟唐岁收茶七十八万余斤，易马九千有奇。后法复弛。嘉靖初，户部请揭榜禁私茶，凡引俱南户部印发，府州县不得擅印。三十年，诏给番族勘合，然初制讫不能复矣。

　　马市者，始永乐间。辽东设市三，二在开原，一在广宁，各去城四十里。成化中，巡抚陈钺复奏行之。后至万历初不废。嘉靖中，开马市于大同，陕边宣镇相继行。隆庆五年，俺答上表称贡。总督王崇古市马七千余匹，为价九万六千有奇。其价，辽东以米布绢，宣、大、山西以银。市易外有贡马者，以钞币加赐之。

　　初，太祖起江左，所急惟马，屡遣使市于四方。正元寿节，内外藩封将帅皆以马为币。外国、土司、番部以时入贡，朝廷每厚加赐予，所以招携怀柔者备至。文帝勤远略，遣使绝域；外国来朝者甚众，然所急者不在马。自后狃于承平，驾驭之权失，马无外增，惟恃孳生岁课。重以官吏侵渔，牧政荒废，军民交困矣。盖明自宣德以后，祖制渐废，军旅特甚，而马政其一云。

　　明朝初年，以垛兵法征兵的命令推行，百姓每户抽出一人当兵，卫所不缺少士兵，而且有多余的士兵。

　　不久，大都督府公布说，从昊元年十月，到洪武三年十一月，军士逃亡四万七千九百余人。

　　于是下达追捕的命令，制定法令惩戒。

　　小旗逃亡所管辖的三人，降为士兵，上至总旗、百户、千户，都按逃亡士兵多少，罚削夺俸禄降级免职。

　　那些从征在外的，处罚尤其严厉。

　　十六年传令五军府以檄文告知外地卫所，急速逮捕军伍空缺的士兵，给事中潘庸等分行伍清查这件事。

　　第二年听从兵部尚书俞纶的进言，京卫军户没有后代的，不能滥取同姓及同姓的亲戚，下令有关部门核实调发补充，府街不能特地派遣人。

　　二十一年诏令卫所核实军队，有隐瞒自己儿子以养子代替的，不允许。

　　那年秋天，下令卫所登记士兵姓名、籍贯作为军籍，详细记载人口以便选取补充。

　　又设置军籍验对符契，分给内外卫，士兵遇上查点时作为验证。

　　成祖即位，派遣给事等官分别检阅全国军队，重新制定以垛兵法征兵的替换办法。

　　当初，一家三个男子以上，每垛正军一人，另有候补军户，正军死亡，候补军户抽丁补充。

　　到现在，下令正军、候补军户更相替代，候补军户没有兄弟的成年男子免征；应当征兵的人家免去他家一人的徭役。

　　洪熙元年，兴州左屯卫军人范济极力进言征兵扰民。

　　富峪卫百户钱兴上奏说：“祖父本是涿鹿卫士兵，去世后，由父亲接替，因功绩被授官百户。

　　臣已经承袭父亲的职务，而原来的卫所还认为我的祖父是逃兵，多次捉取。”皇帝对兵部尚书张本说：“军队不清理，弊端多与此类似。”随后宣宗即位，军队弊病更加严重，狡猾的人往往隐瞒自己的军籍，或诬陷捉取一般的平民充任军士。

　　皇帝告谕兵部说：“朝廷对于军民，如同承担运输的车船，不可以偏重。

　　有关部门应该核实，不要混淆。”于是分别派遣吏部侍郎黄宗载等清理全国的军卫。

　　宣德三年，命令给事、御史清理军队，制定了十一条规则，张榜告示全国。

　　第二年又增为二十二条。

　　宣德五年，听从尚书张本的请求，下令全国官吏、军旗公开核查从洪武、永乐以来征兵而没有踪影的人，免除他们的兵役。

　　六年，下令被勾取的士兵中有双亲年老疾病独子的，编制在附近的地方，军中编外人员赶赴工场逃亡的人按例要发配长城以北的地方，改为罚服工役一隼，以示体恤。

　　宣德八年，赦免苏州卫被冤枉流刑发配戍边的军士一百五十九人，已经食用公粮祇令终其自身的，一千二百三十九人。

　　在此之前，苏、常的军户没有后代的，株连牵累同族亲戚，往往成千上万，知府况锺进言于朝廷，再加上常州平民诉讼被冤枉充任军户的七百多人，因此特地下令巡抚侍郎周忱清理。

　　正统初年，下令被勾征为军的家庭而没有丁口的，免除军籍；逃避军役死亡以及因事死亡的，或家人本已编入军籍，而偶有同姓名，里长心怀私仇乱报假冒解送，或已经解送而奔赴部裹伸冤的，都予以免除。

　　制定规则，补充的军士都发配偏速的边境，而南方和北方的人互相对调。

　　大学士杨士奇说风俗习惯不相宜，士兵濒临于夭折，请依据适宜的环境调发戍边。

　　代理兵部侍郎废茎认为紊乱祖宗的制度，废弃不采用。

　　成化二年，山西巡抚李侃又奏请补充士兵到邻近的卫所，纔拟议施行。

　　十一年命令御史十一人分道清理军队，以十分为标准，达到三分的为上等，逵不到的为末等。

　　当时因犯罪流放的人逃亡的原因，也勾取他们的家人。

　　御史江昂认为不符合“责罚不连及子嗣”的法度，于是予以禁止。

　　嘉靖初年，捕捉逃亡之令更加严厉，有株连牵累数十家，捉拿历经数十年的，人口已绝，还移文回复纷纭不止。

　　兵部尚书胡世宁奏请“多次经过清理上报的免于勾取。

　　又逃避兵役的人有紧急情况，必然难以依靠，应迅速更改原来的军籍。

　　卫所有缺少的军士，就另选军营舍人、余丁以及犯罪的人充任补足。

　　犯有再次发配边疆卫所的，责令变卖家产，全家流放发配，使他们断绝颅念。

　　希望卫所士兵都是当地人，逃亡的人就更少”。

　　皇帝认为他说得对。

　　这以后，采用主事王学益的建议，制定勾军名单，建立的法规详细完善。

　　很久以后，停止差遣清军御史，放宽管制押解逃兵以及赶赴卫所的士兵超过期限的刑律。

　　清理军队的官员贪图安逸旷废时日，公文案卷丢失，建言的官员又奏请进行整顿。

　　万历三年，给事中徐贞明进言：“在东南地区勾取征集军人，由户丁来备办旅费行装，由乡里执役的人来押送，每一个士兵的花费不少于一百两银子。

　　极大地困扰了东南地区的百姓，最终无补于军政。

　　应该依照轮流服役工匠的规则，免除解送补助，而加重征收轮班银，来资助招募，使东南地区永无勾取征集补充军役的烦扰，而西北地区的军队乜得到了充实。”鄙阳巡抚王世贞接着进言这样做有四种好处：受勾取征集的人，乐于就近，不图谋逃避隐匿，这是好处之一；各自安于水土，不至艰难困顿，这是好处之二；就近便不逃亡，逃亡了也容易追捕，这是好处之三；押解的人不至于耗尽家产，这是好处之四。

　　而兵部最终拒绝徐贞明的提议，没有施行。

　　后十三年，南京兵部尚书郭应聘又请求让百姓各自到近地服军役，南北改编。

　　又说“应该勾征的士兵，直直盏达到六万六千多人，株连到二三十万人，奏请从天顺以前的完全予以释放免役”。

　　批覆依准，逮近之人都满意。

　　然而改编的命令下达后，请求更改的相继不断。

　　第二年，兵部进言“军队渐渐不足，边境要塞的军人甚至企圃脱离军队”。

　　有圣旨恢复旧有制度，而堑尘盟的建议又不被施行。

　　全部卫所由职方掌管，而勾征清理军人又由武库主管。

　　有所捉取，由卫所开列呈报，先核实籍贯住址，内府给予批覆，下发有关部门提取本军，称为跟捕；提取家中丁口，称为拘捕。

　　间或有体恤而赦免士兵的。

　　洪武二十三年，传令应该补充军役的秀才，遣送回家完成学业。

　　宣德四年，上虞人李志道充任楚雄卫军，死去，有孙子李宗皋本应接替。

　　当时已乡试中举，兵部尚书张本向皇帝进言，得到赦免。

　　像这样的极少。

　　家有军籍，必须官至兵部尚书纔能免除。

　　士兵应该押送上路的，都要妻妾随同前往；有补贴给予的军装、解送行军加发的粮饷、兵士口粮的费用。

　　它的册单的编排制造都有固定的格式。

　　最韧制定户口、收军、勾清三个册子。

　　嘉靖三十一年又编排成四册，叫军贯、兜底、类卫、类姓。

　　那些勾取征集的军士另外编排军单。

　　大概整个明朝，对于军籍最为严格。

　　然而弊政渐渐增多，而烦扰百姓日渐厉害。

　　明太祖在平民百姓中崛起，依靠众人出谋划策，夺取天下。

　　即位后，多次命令元勋老将分道练兵，而这种制度没有确定。

　　洪武六年，命令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六部商讨教练军队的律令：“骑兵必须善于骑马射箭使用枪刀，步兵必须善于使用弓箭长枪。

　　射箭在十二箭之中有一半，远处能够射到，近处能够射中为标准。

　　远处能射到，将官要求一百六十步、士兵要求一百二十步；近处能够射中，要求五十步。

　　发射弩箭十二箭之申有五支，逮处能够射到，用脚踏强弩要求八十步，划车要求一百五十步；近处能够射中，用脚踏强弩要求四十步，划车要求六十步。

　　使用长枪必须进退熟习。

　　在京城的卫所，以五千人为标准，抽取其中的五分之一，由指挥以下的官员带领到皇帝面前检验测试，其余的依次轮番测试。

　　在外地的都司卫所，每卫五千人，抽取其中五分之一，由千户以下的官员带领赶赴京城检骏测试，其余的依次轮流测试。

　　步兵骑兵都好，将领各自以他们的才能受到赏赐，否则给以处罚。

　　士兵发给钱六百作为路费。

　　将领从指挥使以下，所统率的士兵十分之三到十分之六不合格的，依次罚扣俸禄；十分之七以上不合格的，依次降官到士兵为止。

　　都指挥军士十分之四以上不合格，罚扣俸禄一年；十分之六以上不合格的罢职。”以后十六年，传令全国卫所善于射箭的，选择十分之一，在农闲时分批轮流赶赴京城比赛，按优劣给以千户、百户来赏罚，边境士兵在本卫内比赛射箭。

　　洪武二十年，传令军卫的兵士在午门的赤色地面上练习射箭。

　　第二年又下令说：“全国卫所的骑兵步兵，各自分成十班，将官由受先世荫庇叙录为官居官时间长而升迁的人统率，冬天到京城检查考核。

　　指挥、千户、百户，年资深、善于征战以及屯田的免除考核。

　　仍然先发布操练的法令，要求遵照执行。

　　不按法规以及不熟习的，予以处罚。”第二年诏令五军府：“比赛测试的军士分三等赏给钱钞，又分别给予钱钞三锭作为路费，不合格的也发给他们。

　　第二年再比试不合要求的，军士迁移去戍守云南，将官贬降从征，总小旗降职为军士。

　　武臣子弟承袭职位，测试骑马射箭和徒步射箭不合要求，命令回归卫署事，发给一半的俸禄，二年以后测诚仍和原来一样的，也降为军士。”文皇即位，五次御驾北征，天子的军队曾自己考核检阅。

　　又曾敕令秦、晋、周、肃诸位亲王，各挑选护卫军五千人，命令由官员监督赶赴真定操练，陕西、甘肃、宁夏、大同、辽东各位守将，以及中都留守、河南等都司，徐、宿等卫，派遣将领统率骑兵、步兵分别驻扎真定、德州操练，等候赶赴京城检阅考核。

　　景泰初年，建立十团营。

　　给事中邓林进献《轩辕图》，就是古代的八阵法，于是用以教习军士。

　　成化年问，增设团营为十二个，下令每月二次会合操练，从仲春十五日起，到仲夏十五日止，秋天、冬天也这样。

　　弘治九年，兵部尚书马文升申明了洪武、永乐年问操练的办法，五天之内，两天演练阵法扎营下寨，三天演习武艺。

　　武宗喜好武功，常常命令提督坐营官操练，并且亲自掌管金鼓演练四镇士卒。

　　但操练主要是任意驰骋、供给嬉戏，没有实际作用。

　　嘉靖六年规定，扎营下寨布列阵法，只用三迭阵以及四门方营。

　　又下令每营选取枪刀箭牌镜手各一二人为教师，辗转互相教练学习。

　　等到更改营制，把军队分为三十支，设立将三十员，各自统率三千人训练，选择精锐的称作选锋，加大比试武艺的赏赐。

　　总督大臣每月会合操练四天，其余时间营将分别操练。

　　协理大臣以及巡视给事、御史随意进入一营，考核检阅予以赏罚，以此挑选选锋。

　　皇帝又在内教场建立内营，操练各宦官。

　　隆庆初年，下令各营将领按教练军士分数的多少来升官降职。

　　全营教习训练的加官都督愈事，按次序递减；完全不教习训练的贬降承袭的官职一级，革职返回卫所。

　　三年之内教练有功绩，操练协理大臣表彰加恩登录；没有功绩的议定给予处罚。

　　绦规制度虽然设立，但将领军士都偷安怠惰，操练演习祇成为徒具形式而无实际作用。

　　在此之前，浙江参将戚继光以善于教习军士闻名，曾经调发地方兵，创制鸳鸯阵攻破倭寇。

　　到这时，已经官居总兵。

　　穆宗听从给事中昊时来的奏请，命令戚继光在蓟门练兵。

　　蓟门军队数十年都精良整饬。

　　戚继光曾经着《练兵实纪》来教导士兵。

　　一是训练军伍，首先训练骑兵，其次是训练步兵，再次是训练车战，最后是训练辎重；先选挥军兵，再较量技艺，最后是掌握合营之法。

　　二是训练胆量勇气，使军士明白起止进返以及上下统属、相互友好相互帮助的大义。

　　三是训练耳目，使军士明了号令。

　　四是训练手脚，使军士熟悉技艺。

　　五是训练军营布阵，详悉布阵行军、驻扎军营以及交战的常规和变易。

　　最后是训练将领。

　　此后很多人都遵照实行逭一方法。

　　赏赐军功的制度，太塑时，重赏平定中原、征伐南方的各将领以及平定云直、越州的功绩。

　　悬赏所定的等级虽然具备，然而不预先设令。

　　只有二十九年下令沿海卫所指挥、千户、百卢俘获倭寇一只船以及寇贼的，提升一级，赏白银五十两，钱五十锭；军士水陆擒杀寇贼，赏赐白银多少不同。

　　永乐初年，因将士艮期劳苦，传令礼部依照太祖升赏的规定，参考实行。

　　于是分奇功、首功、次功三等。

　　这种赏赐的轻重次序，大都临时承接圣旨，也不预先设令。

　　十二年规定：“凡是交战之时，从敌人背后突然杀出杀败众贼的，勇敢闯入敌阵斩杀将领夺取敌旗的，本队已胜、别队胜负未决、而能救援击败敌人的，接受命令能称职、出奇兵攻破敌人成功的，都称为奇功。

　　齐心合力前进、首先击败寇贼的，前队交战胜负未决、后队向前击败寇贼的，都称为首功。

　　行军及在营中擒获奸细的，也与首功相当。

　　其余都为次功。”又制定立功赏赐的验对符契，规定了四十个字，是：“神威精勇猛，强壮毅英雄。

　　克胜兼超捷，奇功奋锐锋。

　　智谋宣妙略，刚烈效忠诚。

　　果敢能安定，扬名显大勋。”编号盖上宝印，贮存在内府的印绶监。

　　当时，考察功绩的法令非常严格。

　　正统十四年制造了赏功牌，有奇功、头功、齐力的分别，由大臣主管。

　　凡是挺身突入敌阵靳杀将领夺取敌旗的，赐与奇功牌。

　　生擒瓦刺或斩杀敌人一名，赐与头功牌。

　　虽然没有功绩而被杀伤的，赐与齐力牌。

　　这是专为瓦剌入犯制定的。

　　这以后，将士功绩赏赐按照立功的处所，按此规定上奏执行。

　　北方边境为上等，东北方边境为次等，西番及苗蛮又次一等，内地反叛寇贼又次一等。

　　世宗时，深受倭寇之苦，所以海上的功绩比北方边境等次更高。

　　北方边境，从甘肃往东，直到山海关。

　　成化十四年规定：“一个人斩杀一名敌人，进升一级，到三级为止。

　　二个人共同斩杀的，为首的人进升相同。

　　强壮男子赐与正式任命的额定官职，年幼体弱和妇女赐与代理官职。

　　附从以及斩杀四人以上，都给与赏赐。

　　率领军队的官员部下五百人的，斩获敌人五名，进升一级。

　　率领一千人的，加倍进升。”正德十年重新制定规则：“独自斩杀一名敌人的进升一级。

　　三人共同斩杀的，为首的提升署一秩，附从适量给予赏赐。

　　四五六人共同斩杀的，为首的给予赏赐，附徒的酌情奖赏。

　　二个人共同斩杀一名幼敌的，为首的按照三人共同斩杀敌人的规定给予奖赏，附从的酌情奖赏。

　　不愿意进升的，每正式授职一级赏赐白银五十两，署职每一级赏赐白银二十两。”嘉靖十五年规定，领军军官千总、把总，加官三级而止，都指挥以上，祇提升署职两级，其余功绩予以赏赐。

　　东北方边境，最初规定斩杀三人与北方边境斩杀一人奖赏相当。

　　万历年问，改为与北方边境相同。

　　对番寇苗蛮作战，也是斩杀三人进升一级，正式任命额定的官职和署职，与北方边境相同。

　　斩杀十人以上和没有达到数量的给予赏赐。

　　万历三年，传令陕西平定番寇的功绩，比照成化年间的规定办，军官千总率领五百人的，部下斩杀敌人三十名，率领一千人的，部下斩杀敌人六十名，把总率领五百人的，部下斩杀敌人十名，率领一千人的，部下斩杀敌人三十名，都进升一级，到三级为止。

　　南方的蛮贼，宣德九年规定，斩杀敌人三名以上以及斩杀捕获蛮贼首领，都进升一级，其余功绩加倍赏赐。

　　正德十六年规定军官部下斩杀敌人一百名的升署职一级，斩杀三百名的提升实授官职一级，斩杀四百名的进升一级，其余的功绩加倍赏赐。

　　对倭贼作战，嘉靖三十五年规定：“斩杀倭贼头目一名，提升实授官职进升三级，不愿意升职的赏赐自银一百五十两。

　　斩杀随从的寇贼一名，授予一级。

　　斩杀胁从的汉人一名，授予署职一级。

　　阵亡的，军人本身以及儿子提升实授官职一级。

　　在海上遭遇寇贼建立功绩，都以奇功行赏。”万历十二年更改规定，比照旧例稍有改变，按贼寇及船只的多少，确立功绩赏赐的区别。

　　又规定海洋征战，不论倭寇、海贼，勘定焉奇功，赐予世代承袭。

　　对云南夷贼作战，擒获斩杀功绩的大小、官阶的升迁比照对倭寇作战的功绩行赏n对内地反贼作战，成化十四年规定，斩杀叛贼六名进升一级，到三级为止，杀死年幼男子、妇女及斩杀十九名叛贼以上与数量没有达到数目要求的给予赏赐。

　　正德七年，制定抗击流贼昀规定：“斩杀有名的流贼一名，授官一级，世代承袭，附从的给予赏赐。

　　斩杀低一级的流贼，授署职一级。

　　斩杀协从流贼三名及阵亡的，都授官一级，世代承袭。

　　受了重伤回到军营死去的，授署职一级。”又按割取敌人耳朵的多少评定功绩，最多的高达进升二级，世代承袭。

　　在此之前，成化五年，评定宁夏功绩，后来嘉靖元年评定江西功绩，都比照对流贼作战的规定行赏。

　　崇祯年间，悬赏征求阎王、张献忠赏金一万两，授爵封侯，其余的流贼悬赏各有差等，因为流贼势力强大，改变平常的赏格。

　　那些俘获的人畜、器械，成化年间规定，全部赏给所俘获的人。

　　评定功绩进升官阶，成化十四年规定，军士进升一级为小旗，舍人进升一级赐予官职，以此类推。

　　嘉靖四十三年规定，都督等官没有官阶可进升的，应该袭任的儿子蒙荫授官职。

　　万历十三年规定，都指挥使进升官阶的，不授予都督之职，赏赐白银五十雨，增加俸禄的赏赐白银一半即二十五两。

　　那些有关部门乡兵，隆庆六年规定，比照军人的规定。

　　自从洪武、宣德以后，奖赏的标准都由斩杀首级的多少来决定。

　　条例逐渐增多，幸臣的弊端逐渐开启。

　　正德年问，副使胡世宁进言：“两军格斗，眼疾手快瞬息之间，不可以有差错，哪有时间割取敌人首级。

　　那些获取的首级右的是杀掉已经降服的人，有的是杀掉平民百姓，有的是偶然遇到单独行动的贼寇、被抓获逃出的人，不是真正的功绩。

　　应该选取强干精明刚正的官员，任记述功勋的官员，严厉惩治这一弊端。”当时没能实行。

　　旧例，镇守官上奏兼带叙功，按规定只有五名。

　　后来领兵官上奏，有的达到三四百人，不在斩取首级的规定范围，就另立名目，叫做运送神枪、携带旗牌、冲锋破敌、多次冲在最前面、战场效劳。

　　遇滥冒充的弊端，到这时达到了极点。

　　古代所说的炮，都用机械发射石块。

　　元朝初年得到了西域制造的炮，进攻金国的蔡州城，开始用火器。

　　但是制造的方法没有留传下来，后世也很少使用。

　　到明成祖平定交陛时，得到了神机枪炮法，特地设置神机营练习。

　　用生、熟赤铜相混制做，那些使用铁的，建地铁最为柔韧，西铁差一点。

　　炮大小不等，大的用车发射，次一点及小的用架、用椿、用托来发射。

　　大的利于防守，小的利于征战，根据适宜而选用，是军队的重要武器。

　　永乐十年，下诏从开平到怀来、宣府、万全、兴和各山顶，都设置五个炮架。

　　二十年，听从张辅的奏请，增加在山西大同、天城、阳和、朔州等卫设置炮来抵御敌兵。

　　然而利器不可以让外人看到，朝廷也慎重爱惜它。

　　宣德五年，敕令宣府总兵官谭广说：“神镜，是国家所看重的武器，处在边境上的报警台和堡垒，酌量给予来壮大军威，切莫轻易给予。”正统六年，边境将领黄真、杨洪在宣府独石设立神镜局。

　　皇帝认为火器在外地制造，恐怕传授学习方法泄漏，敕令停止。

　　正统末年，边境武备日渐紧急，御史杨善奏请铸造两头铜锐。

　　景泰元年，巡关侍郎江潮进言：“真定藏都督平安火伞，上面装有铁枪头，用响铃环绕，放置火药三筒．发射，可以击溃敌人骑兵。

　　应州百姓师翱制造镜，配有发射的装置，顷刻之间连续三次发射，能射到三百步之外。”都进行了试骏。

　　天顺八年，延绥参将房能进言麓川击溃寇贼，使用了九龙筒，一线点燃九箭齐发，奏请颁布样式于各边镇。

　　到了嘉靖八年，开始听从右都御史汪铉的进言，制造佛郎机炮，叫做大将军，分发给各边境地区的要塞重镇。

　　佛郎机，是国名。

　　正德末年，那个国家的船舶来到广东。

　　白沙巡检何儒得到了它的制造方法，用铜来制造，长五六尺，大的重一千多斤，小的重一百五十斤，腹部巨大颈部很长，腹部有长孔。

　　用五枚子镜，装上火药放在炮腹部内，发射路程达到一百多丈，最适宜水战，用蜈蚣船载着，击中的敌船就立即粉碎了。

　　嘉靖二十五年，总督军务翁万达献上所造的火器。

　　兵部对它们做了测试，说：“三出连珠、百出先锋、铁捧雷飞，都便于使用。

　　母子火兽、布地雷炮，只可夜间劫营使用。”御史张铎也献上十眼铜炮，大弹发射射程达到七百步，小弹发射射程达到一百步；四眼铁枪，枪弹射程达四百步。

　　诏令工部进行制造。

　　万历年间，通判华光大献上他父亲制造的神异火器，传令交付兵部。

　　这之后，大西洋的船来到，又得到巨炮，叫红夷大炮。

　　长二丈多，重的达到三千斤，能够穿透击裂石城，震动敷十里。

　　天启年问，赐以大将军号，派遣官员祭祀它。

　　崇祯时，大学士徐光启请求让西洋人制造，分发各边镇。

　　然而将帅多不得贤能的人，守城不坚固，有委弃大炮而逃跑的。

　　到流寇进攻京城时，三大营兵没有交战就溃败了，枪炮都被流贼获得，反用来攻城。

　　城上也发炮击贼。

　　当时宦官已经多有叛离之心，都用空的弹装药，求取炮声震响罢了。

　　塑朝设置了兵仗、军器二局，分别制造火器。

　　封号为将军的从大将军到五将军。

　　又有夺门将军大小二样、神机炮、襄阳炮、盏口炮、碗口炮、旋风炮、流星炮、虎尾炮、石榴抱、龙虎炮、毒火飞炮、连珠佛郎机炮、信炮、神炮、炮里炮、十眼铜炮、三出连珠炮、百出先锋炮、铁捧雷飞炮、火兽布地雷炮、碗口钢铁镜、手把铜铁镜、神镜、斩马镜、一窝锋神机箭镜、大中小佛郎机铜镜、佛郎机铁镜、木厢铜镜、筋缴桦皮铁镜、无敌手镜、鸟嘴镜、七眼铜镜、千里镜、四眼铁枪、各号双头铁枪、夹把铁手枪、快枪，以及有火攻装备的战车、有火攻装备的飞伞、九龙筒之类，总共有数十种。

　　正德、嘉靖年间制造最多。

　　又各边镇自己制造，正统十四年从四川开始。

　　其它刀牌、弓箭、枪弩、狼筅、蒺藜、甲冑、战袄，在宫内有兵仗、军器、针工、鞍辔等局，隶属内库，由宦官控制；在外朝有盔甲厂、隶属兵部，由郎官掌管。

　　京省各司卫所，又都有杂造局。

　　军资器械名目繁多，不详细记载，只有火器前代少有，所以特别详细记载。

　　中原运用车战，而东南利于船战，这两种作战方式对战争来说最为重要。

　　自从骑兵兴起后，制造战车的技术逐渐废弃了。

　　洪武五年，制造独辕车，北平、山东有一千辆，山西、河南有八百辆。

　　永乐八年北征，使用了三万辆武刚车，都只用来运输粮食。

　　到正统十二年开始听从总兵官朱冕的建议，用有火攻装备的战车备战。

　　从此以后建言车战的接连不断。

　　十四年，给事中李侃把一千辆骡车，用铁索连接，骑兵处在车中，每辆车配备五名刀牌手，贼寇侵犯军阵，刀牌手攻击他们，贼寇撤退就解开铁索放出骑兵。

　　皇帝传令造成祭祀后使用。

　　把兵车的样式下达到边境，用七匹马来拉。

　　宁夏多沟壑，总兵官张泰奏请使用单匹马拉的小车，当时以为很便捷。

　　箭工周四章进言，神机枪一次发射之后难以连续发射，请求用战车装载二十支神机枪，六百支箭，车头安置五座枪架，一个人推，二个人扶，一个人点火。

　　试验可用，然后制造。

　　量泰元年，定襄伯郭登奏请仿照古代的形制制造偏箱车。

　　车辕长一丈三尺，车宽九尺，高七尺五寸，车箱使用薄板，设置镜。

　　拉出时左右相连，前后相接，回环牵引。

　　用车装载衣粮、器械和二个鹿角。

　　驻扎的地方，十五步外设成帷帐。

　　每辆车有枪炮、弓弩、刀牌甲士共十人，没有战事时轮流运输。

　　外面用长的战车二十辆，装载大小将军镜，每一方五辆车，转运物资采集柴薪都在围中。

　　又用四轮车一辆，排列着五色旗，针对敌情指挥。

　　朝廷议论它可以防守，难以进攻，传令郭登择善而行。

　　兰州守备李进奏请制造独轮小车，上面蒙罩皮制帐幕，前面使用木板，画上兽面，凿孔，安装碗口镜四个，枪四支，神机箭十四支，插上旗一面。

　　行军时为军阵，停下来时为营寨。

　　景泰二年，吏部郎中李贤奏请制造战车，长一丈五尺，高六尺四寸，四周用箱板围着，在穴孔里安装镜，上面开有小窗，每辆车前后占地五步。

　　以一千辆计算，方形排列可达到十六里，粮草、器械物资都随时取用以供需求。

　　皇帝下令立即施行。

　　成化二年听从郭登的进言，制造军队小车。

　　每队六辆，每辆九人，二人拉，七人轮流替换，车前面配置牌昼上狮头，远处望去像城堡营垒的样子。

　　成化八年，宁都生员何京进献抵御敌人的战车的式样，上面覆盖铁网，在网内发射枪弩，行军时就把它们收起来。

　　五十辆战车焉一队，配备士卒三百七十五人。

　　成化十二年，左都御史李宾奏请制造偏箱车，与鹿角共同使用。

　　兵部尚书项忠奏请察看试验，因为登高涉险不便利，停止不用。

　　成化十三年，听从甘肃总兵官王玺的奏请，制造雷火车，中间立有枢轴，旋转发炮。

　　成化二十年，宣、大总督余子俊把战车五百辆作为一军，每辆士兵十人，车与车的缝隙用鹿角填补。

　　做成以后，笨重迟缓不可以使用，当时的人称它为鹧鸪军。

　　弘治十五年，陕西总制秦舷奏请使用只轮车，称为全胜，长一丈四尺，上下共六人，可以冲击敌阵。

　　弘治十六年，被免去官职在家居住的知府范吉进献先锋霹雳车。

　　嘉靖十一年，南京给事中王希文奏请仿效郭固、韩琦的制造方法，制造战车，前面尖后面方，…，l：面配置七支枪，建造三层望楼，各配置九牛神弩，两侧用士兵保护。

　　行军时运载武器，驻军时作为营阵。

　　下发边镇，择善而行。

　　嘉靖十五年，总制刘天和又进言说全胜车的便利，而稍作改进，用四人来推车，所装载的火器、弓弩、刀牌以一百五十斤为标准。

　　车箱前面画狮子，旁边排放虎盾来护卫骑兵。

　　传令采取这种制造方式。

　　嘉靖四十三年，有司上奏获准，京城营军训练兵车，共四千辆，每辆步兵五人，神枪、夹靶枪各二支。

　　从正统以来，进言车战的情况就是这样，然而从来没有用来抵御过敌人。

　　到隆庆年间，戚继光驻守蓟门，奏请练兵车七营：以东西路副总兵以及抚督标共四营，分别驻守建昌、遵化、石匣、密云；蓟、辽总兵二营，驻守三屯；昌平总兵一营，驻守昌平。

　　每营有辎重兵车一百五十六辆，轻便战车增加一百辆，步兵四千，骑兵三千。

　　十二路二千里内，车兵骑兵相互呼应，能够抵御敌人数万。

　　穆宗赞赏这种作战方式，传令给予制造费用。

　　然而专门用来制止冲袭，发射火器，也从来没有用以交战。

　　这之后，辽东巡抚魏学曾奏请设立战车营，仿效偏箱的制造方式，上面设有佛郎机炮二眼，下面设置雷飞炮、快枪六眼，每辆车步兵二十五人。

　　万历末年，经略熊廷弼奏请制造双轮战车，每车火炮二眼，配备十名兵士来保护，都持有火枪。

　　天启年问，直隶巡按御史易应昌进献户部主事曹履吉所制造的钢轮车、小冲车等制造方式，用来抵御敌兵，都很少发挥它们的用处。

　　大致边境地势险要，不利于车战。

　　而战船的使用，则东南适宜。

　　船的制造样式，江和海各不相同。

　　太祖在新江日设船四百艘。

　　永乐初年，传令福建都司制造海船一百三十七艘，又传令江、楚、两浙及镇江各府卫所制造海风船。

　　成化初年，济川卫杨渠进献《桨舟图》，都是江上航行的船。

　　海船以舟山的乌槽为首。

　　福船抗风浪，并且防火。

　　浙江的十装标号软风、苍山，也适宜追逐。

　　广东船，用铁栗木制成，比福船更大而且坚固。

　　它适宜使用的有雨方面，可以发射佛郎机炮，可以投掷火球。

　　大福船也这样，能容纳一百人。

　　底下尖上面宽，船头高昂船尾高起，船的后舱室有三层，挂帆的桅杆二根，旁边用木板护卫，上面设有木制女墙以及炮架。

　　船中部是四层：最低层装有土石；第二层是睡觉休息的地方；第三层左右有六个门，中间放有水柜，开船做饭都在这儿；最上面像高的台，挖穴为梯而登，旁边设有保护木板，可以凭靠着它来作战。

　　箭石火器都卧伏发出，可以顺风而行。

　　海苍比福船稍小。

　　开浪船能容纳三五十人，头尖，四个船桨一个橹，运行如飞，不受风向海潮的限制。

　　艟骄船比海苍又小。

　　苍山船首尾都宽，帆橹共同使用。

　　船橹设在船两侧靠近后部，每边五枝，每枝五跳，每跳二人，以木板闸于跳上，头露在外面。

　　它的样式是上下三层，下层装载土石，上层是战场，中层是休息的地方。

　　扬帆下碇，都在上层。

　　戚继光说：“倭寇船很小，一旦进入里海，大福、海苍不能驶入，必须用苍船追赶它，攻击敌人便捷，温人称它为苍山铁。”沙、鹰二船，互相补充使用。

　　沙船可以迎战，然而没有遮护。

　　鹰船两头尖，进退如飞。

　　船旁钉上大茅竹，竹间的窗可以发射镜箭，窗内船舷外面藏有人来划桨。

　　先驾驶这种船进入贼寇船队，沙船随后驶进，短兵交战，没有不胜利的。

　　渔船最小，每船三人，一人执布帆，一人执船桨，一人执鸟嘴镜。

　　随波浪上下起伏，可乘贼寇不防备而袭击。

　　网梭船，定海、临海、象山都有，形状像梭子。

　　竹制桅杆布制船帆，仅能容纳二三人，碰上风浪就抬入山麓，可以侦察。

　　蜈蚣船，像蜈蚣的形状，能载佛郎机镜，船底尖船面宽，两旁有船楫数十枝，运行如飞。

　　两头船，由船舵旋转，顺风向四出急速行驶，各种船没有哪一种超过它的速度。

　　大概从嘉靖以来，东南常常防备倭寇，所以海船的制造方式，特别详细记载。

　　明代制度，马属于御马房，叫御马监，由宦官掌管，在辽阔的平地上放牧，大概是仿效《周礼》十二马厩的意思。

　　饲养在官府里的，属太仆寺、行太仆寺、苑马寺以及各军卫，就是唐代四十八牧马监的意思。

　　饲养在民间的，南方则有直隶应天等府，北方则有直隶及山东、河南等府，就是宋代保马的意思。

　　叫做备养马的，开始于正统末年，挑选马匹供给边防，边防马匹充足，而委托在京城附近饲养。

　　官府饲养供给边防要塞重镇，民间饲养供给京城军队，都有繁殖的马驹。

　　官府放牧的地方叫草场，有的是军民耕种的土地叫熟地，每年征收租赋帮助牧人买马。

　　饲养马的人称恩军，称队军，称改编军，称充发军，称抽发军。

　　苑囿马分三等，上等苑囿饲养一万匹马，中等苑囿饲养七千匹马，下等苑囿饲养四千匹马。

　　一名牧马夫饲养马十匹，五十名牧马夫设圉长一名。

　　凡是马肥瘦增减，登记它的毛色牲龄而按时检查。

　　饲养三年，寺卿偕同御史印烙，卖掉那些瘦弱的来重新购买。

　　边防卫所、堡垒、府州县军民中强壮的、经过骑兵训练之马，则由行寺卿掌管。

　　边防马匹使用不足，又用茶叶同番人交换，用钱在边境购买。

　　民间饲养都按人口田地给予马匹，开始时称户马，后来又称种马，按时间征收马驹。

　　种马死去，繁殖不够数，就赔偿补足。

　　这就是大概情况。

　　当初，太祖建都金陵，下令应天、太平、镇江、庐州、凤阳、扬州六府，滁、和二州百姓饲养马。

　　洪武六年，在滁州设立太仆寺，由兵部统辖。

　　后来增设滁阳五个牧监，统领四十八处马群。

　　之后，设立四十个牧监，很快撤销，只留存天长、大兴、舒城三个牧监。

　　在汤泉、滁州等地设置牧场。

　　又传令飞熊、广武、英武三处卫所，每五个士兵饲养一匹马，马一年产下马驹，长到一岁解送京城。

　　随后由监牧交给主管部门，专门命令百姓饲养。

　　江南十一户，江北五户养一匹马，抵偿他们的赋役。

　　太仆官监督管理，每年正月到六月上报配种走驹，七月到十月上报孕育的马驹，十…、二月上报增加的马驹。

　　岁末考察养马的政绩，用法律治理府州县的官吏。

　　公马叫儿马，母马叫骤马。

　　公马一匹、母马四匹为一群，设群头一人。

　　五群，设群长一人。

　　洪武三十年，设置北平、辽东、山西、陕西、甘肃行太仆寺，固定牧马草场。

　　丞乐初年，在北京设置太仆寺，掌管顺天、山东、河南。

　　过去设置的成为南太仆寺，掌管应天等六府二州。

　　四年，在陕西、甘肃设置苑马寺，统管六个牧监，每个牧监统管四个苑囿。

　　又设置北京、辽东二个苑马寺，所统管的比照陕西、甘肃施行。

　　十二年，传令北畿百姓按丁口养马，选用免去官职闲住的人教他们畜牧。

　　民户十五丁以下养马一匹，十六丁以上养马二匹，因罪编户发配的七户养马一匹，得以免罪。

　　不久按照寺卿杨砥的进言，北方人户五丁养一匹马，免去他们一半的田租，蓟州以束到南海等卫所，戍守军士除外，每一个军士饲养种马一匹。

　　又规定南方养马的条例：凤、庐、扬、滁、和五丁养一匹马，应天、太、镇十丁养一匹马。

　　淮、徐开始养马，也以人丁为标准。

　　十八年，撤销北京苑马寺，全部由百姓饲养。

　　苏熙元年，传令百姓养马二年征收一匹马驹，免去一半的草粮。

　　从此以后，马匹日渐增多，逐渐扩散到邻省。

　　济南、兖州、束昌百姓养马，从宣德四年开始。

　　彰德、卫辉、开封百姓养马，从正统十一年开始。

　　后来也先进犯，朝廷选取马匹二万，寄养在京城附近，充作团营骑兵操练，而把过去的种马全部交付永平等府。

　　景泰三年，命令公马十八岁、母马二十岁以上，免去征收马驹。

　　成化二年，因南方不产马，改为征收银两。

　　成化四年，开始建立太仆寺常盈库，储存购买备用马匹的钱财。

　　当时，百姓逐渐苦于养马。

　　成化六年，吏部侍郎叶盛进言：“过去每年征收一匹马驹，而百姓不被困扰，是因为放牧的土地广阔，百姓得以为生计。

　　自从富豪之家庄田逐渐增多以来，养马的土地逐渐不足。

　　洪熙初年，改为两年征收一匹骂驹，成化初年，改为三年征收一匹马驹。

　　征收的马匹越削减，百姓越贫困。

　　然而马终究不可少，于是恢复两年征收一匹马驹的制度，百姓更加困苦。

　　奏请敕令边境要塞重镇因地制宜，凡是可以买马供足边境、军民互得利益的，斟酌情势自行处置。”当时马文升巡抚陕西，又极力论述边境军士赔偿马匹的沉重负担，请求命令屯田军士田多人少而不饲养马的，每年交纳白银一钱，来辅助赔偿。

　　虽然都许可执行，但百姓的困苦不能缓解。

　　接替马文升治理陕西的萧祯，奏请裁减行太仆寺。

　　兵部回复说：“洪熙、永乐时，设置行太仆寺及苑马寺，凡用茶叶交换的马匹、番人进贡的马匹，都收归寺、苑放牧，通常有数万匹，足够供给边境使用。

　　正统以后，北方敌人屡次闯入掠夺，马匹逐日减少。

　　进言之人每每请求裁减革除，这是吝惜小的花费而忘记了国家大计。”于是敕令训谕萧祯，只管特别注意督察。

　　而北畿从永乐以来，马匹逐日增多，于是责令百姓饲养，年纪达到十五岁的就养马。

　　太仆少卿彭礼认为人口有限，而征收马驹没有穷尽，奏请规定种马的数额。

　　恰逢马文升任兵部尚书，上奏实行他的请求，于是规定两京太仆种马，公马二万五千匹，母马是公马的四倍，二年上交马驹，写定著录焉法令。

　　当时是弘治六年。

　　弘治十五年冬天，尚书刘大夏推荐南京太常卿杨一清为副都御史，监督管理陕西养马政务。

　　杨一清上奏说：“我朝认为陕右适宜放牧．，设置牧监苑囿，跨越二千余里。

　　后来都撤销了，只留下长乐、灵武二处牧监。

　　如今牧场只有数百里，然而用来供应西部边境还没有显出不充足，只是苦于监督放牧的人不称职，放牧饲养没有方法罢了。

　　两监六苑，开城、安定水泉便利，应当为上苑，放牧一万匹马；广宁、万安为中苑；黑水草场狭窄，清平草地狭小土地贫瘠，为下苑。

　　万安可放牧五千匹，广宁四千匹，清平二干匹，黑水一千五百匹。

　　六苑除每年供给军队外，可固定放牧马匹三万二千五百匹，足以供应三边使用。

　　然而想要大量繁衍，一定要多畜养种马，应该增足一万匹，每两年产一匹马胸，五年可以补足以前的数目。

　　请支付太仆寺买马的费用白银四万二千雨，到平、庆、临、巩购买种马七千匹。

　　另外养马的恩队军不够，请求登记流亡百姓以及判处遣送回籍的人，姑且比照充军戍边的罪人的规定，凡是发配边境卫所充军的，改为到各苑牧马，增加为三千人。

　　又请求测量地势，修城通商，种植榆树柳树，春夏放牧，秋冬回马厩，马匹既得到安定，敌人来犯也可以收聚保护。”孝宗正重视边防，刘大夏执掌兵部，杨一清所奏立即得以实行，升任总制仍监督养马政务。

　　各牧监草场，原来额定十三万三千七百余顷，存下来的已不到一半。

　　杨一清查核牧场，得到荒地十二万八千余顷，又开辟武安苑草地二千九百余顷。

　　正德二年上报朝廷。

　　等到杨一清离任，不长时间草场又荒废了。

　　当时御史王济进言：“百姓苦于养马。

　　有一出生的马，就杀掉它。

　　间或有配种定驹，就贿赂兽医隐瞒下来，有孕育马驹就坠胎。

　　马亏欠不过交纳白银二两，已经生育的已经上报官府，而又死掉的，不过交纳白银三两，产出不死就要挨饿。

　　马日渐消瘦，无助于实用。

　　如今种马、田地、人口，每年征收有固定的数额，请用这数额命令百姓买马，而种马繁殖，朝廷不要干预。”兵部认为他说得对。

　　自此以后，每有上奏，就引用王济的话朝廷不干预种马事务，只向百姓征收马驹，留下母马求子马。

　　当初，边境官员请求给予马匹，太仆寺把现成的马给予他们。

　　自从改为征收钱财后，马匹逐日减少，而请求给予马匹的接连不断，给予钱十万，购买马一万匹。

　　边境官员不能买到好马，马多死去，太仆卿储嵫因此进言，请求仍旧供给马匹。

　　又陈述各边防盗窃出卖、私自借出种马的弊端。

　　言语虽然切直，朝廷不能听从。

　　而边境要塞重镇供给调发银两日益增多，延绥三十六营垒，从弘治十一年开始，十年期间，调发太仆寺白银二十八万多两，购买补充马四万九干多匹，宁夏、大同、居庸关等地不计算在内。

　　到正德七年，便开启交纳马的条例，一共十二条。

　　九年又调发太仆寺白银从山束、辽东＼河南及凤阳、保定诸府买马一万五千匹。

　　嘉靖元年，陕西苑骂少卿卢璧备文陈述养马政务，请求督促拖欠、严明印烙、规范医药、协调各地差异来缓解目前的情况，而开辟草场扩大畜养作为长久之计。

　　皇帝赞许并采纳他的意见。

　　自此以后进言养马事务的颇多，大都因事立说，补救一时急需而已。

　　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入犯，太仆寺缺乏马匹，恢复实行正德时上交马匹的规定。

　　之后，稍有增加减少。

　　到嘉靖四十一年，便开启规定捐献马匹授予官职。

　　隆庆二年，提督四夷馆太常少卿武金进言：“种马制度的设立，专门为繁殖备用。

　　备用马既然另外购买，那么种马可以因此去除。

　　如今备用马已经足有三万匹，应该命令每匹马折合白银三十两，解送到太仆寺。

　　种马全部卖出，交付兵部。

　　一匹马白银十两，那么直隶、山东、河南十二万匹，可获得白银一百二十万两，并且收取草豆的白银二十四万两。”御史谢廷杰说：“祖宗的制度所规定的，事关军机大事，不可废除。”兵部认为谢廷杰的话对。

　　而当时，国库匮乏，正分别派遣人搜刮全国拖欠的赋税。

　　穆宗同意武金的上奏，交付兵部议定。

　　兵部请求留养、卖出各一半，皇帝听从了这个请求。

　　太仆寺存有白银，从成化时期开始，然而只有三万多两。

　　等到种马卖掉，白银日益增多。

　　当时，与外番通贡贸易所贮存的白银也没有多少。

　　到张居正任辅政大臣时，极力支持种马全部卖出的建议。

　　从万历九年开始，上等马银八两，最低到五两，又折合征收草豆地租，白银更多，用来供应团营买马以及各边防的请求。

　　然而一匹骗马就发给三十两白银，而州县以劣马进献，它的价值只有数两白银。

　　而且仍旧寄养在马户那儿，危害百姓不亚于以前。

　　还有，国家有兴建、赏赐，往往借支太仆寺的银两，太仆寺的财物日益减少。

　　万历十五年，太仆寺卿罗应鹤请求禁止支借。

　　万历二十四年，诏令太仆寺发给陕西赏功的白银。

　　太仆寺寺臣进言：“往年库存四百余万，自从东西二役兴起，仅剩四分之一。

　　朝鲜用兵，一百万的积蓄全部用尽。

　　如今所存的，只有十余万两。

　　况且本寺寄养马每年额定二万匹，今年折合征收银钱，那么马匹的摊派征收便很少，而柬征调用尤其多。

　　仓猝之间有紧急情况，马匹与自银都用尽，怎样来应付。”奏章交付兵部，不能有所改变。

　　塞祯初年，核查户、兵、工三部，借支太仆寺马钱达到一千三百多万两白银。

　　大概从万历以来，太仆寺政务大大败坏，而边境牧马制度废弛，更加不可追究。

　　后来辽东督师袁崇焕因为缺马，请求在两京州县寄养马内，折合三千匹的价钱从西部边防购买。

　　太仆卿涂国鼎进言：“祖宗命令百姓养马，专供京城团营骑兵操练，保护都城，不是为边防。

　　后来改为征收银两，没有战事就卖马交纳白银，有紧急情况就拿出白银买马，仍是为京城防御的意思。

　　如今折合的白银已经多供给各边镇，如果连同马一起折算，万一有变乱产生，怎么办？”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制止了袁崇焕的请求。

　　按明代马政，法制长久弊端丛生。

　　它的起初昌盛最后衰败的原因，大抵由于草场的兴废。

　　太祖既在大江南北设置草场，又规定北方边境的牧地：从束胜以西到宁夏、江西、察罕脑儿，向东到大同、宣府、开平，又东南到大窒、辽东，直抵鸭绿江又向北一千里，而南到各卫分别驻守的地点，又从雁门关西到黄河以外，向东经过紫剂、居庸、古北到山海卫，荒废闲置的平坦广阔的原野，不是军民屯种的，便听任诸王驸马以至靠近边境的军民砍柴放牧，在边境的藩王府不得私自占有。

　　永乐年间，又在京城附近设置草场。

　　不久因为顺圣川到桑干河一百三十余里，水草肥美，命令供应太仆寺一千马匹，命令怀来卫军士一百人分别放牧，后来增加到一万二千匹。

　　宣德初年，又在保安州设置九马坊。

　　于是兵部上奏，马大量繁殖，用颜色来分别给予命名，马的毛色有二十五等，它的种类有三百六十个。

　　这之后庄园田地日渐增多，草场日渐减少，军民都被繁殖饲养马匹所困扰。

　　弘治初年，兵部主事汤冕、太仆卿王霁、给事中韩佑周旋、御史张淳，都奏请清查。

　　而周旋说：“香河各县土地被蒙强世家所占有，霸州等地都有仁昼宜的皇庄，请求废除它们，来扩充牧场。”虽然获准实行，而占有耕种已久，最终不能清除。

　　南京各卫牧场也长期荒废，兵部尚书张莹请求恢复牧场。

　　御史胡海进言，恐怕丧失对农业生产有利的土地，于是制止了这一请求。

　　京城团营官马有一万匹，与旗手等卫当值官马，都分别放置于草场。

　　每年春末，不听候使用的马，坐营官领出交付牧场放牧，草豆停止支付，秋末送回。

　　给事御史检查马死兵逃的情况上报。

　　后来当值的马不带出放牧，而骑兵操练的马仍每年按常例带出放牧。

　　嘉靖六年，武定侯郭勋以边境紧急为托辞，上奏免去这一制度，征收各草场租赋来补充国家费用，其余贮存在太仆寺买马。

　　于是军营马匹专门依靠户部喂养，每年花费达十八万，户部匮乏，而草场更加荒废。

　　提建议的人诤谏凭租种获取嬴利，延续到神宗时，败坏到了极点。

　　茶马司，洪武年间，在川、陕设立，管理西番交纳马匹换取茶叶，赐与金牌信符，以防止欺诈假冒。

　　每隔三年，派遣朝臣召各番合验符信进行交易，上等马交换茶叶一百二十斤，中等马交换茶叶七十斤，下等马交换茶叶五十斤。

　　用私人茶叶出境的判死罪，即使有功勋的大臣皇亲国戚也不宽恕。

　　洪武末年，交换的马达到一万三千五百多匹。

　　永乐年间，禁令稍微松弛，交换的马减少。

　　于是命令严格边关交换茶叶的禁令，派遣御史巡视督察。

　　正统末年，废除金牌，每年派遣使者巡察，边境居民违反禁令私自贩卖的很多。

　　成化年间，定时差遣御史一员，领取敕令专门治理。

　　弘治年问，大学士李束阳进言：“金牌制度废弃，私自交换茶叶盛行，主管官吏又屡次以劣质茶叶欺骗番族，番人心怀怨恨，往往用劣马回应。

　　应该严正敕令陕西官员张贴皇帝的谕旨，恢复金牌的制度，严格征收良茶，略微增加马的价钱，那么得到的马必多。”等到杨一清督察管理苑马，于是命令一同治理盐、茶。

　　杨一清申明旧有制度，禁止私自贩卖，种植官家茶叶。

　　四年之间交换马九千多匹，而茶叶还积存四十余万斤。

　　灵州盐池增收五万九千斤，贮存在庆阳、固原府库中，用来买马供应边防。

　　又担心以后没有专职官贝，制度最终要废弃，在正德初年，请求让巡茶御史兼管养马政务，行太仆、苑马寺官听从他的调度，朝廷批覆同意。

　　御史翟唐每年征收茶叶七十八万多斤，换取马匹九千有余。

　　后来法令又松弛。

　　嘉靖初年，户部奏请张贴文告禁止私自贩卖茶叶，凡是允许交易的凭证都由南户部印发，府州县不得擅自印制。

　　三十年诏令发给番族验对的符契，然而当初的制度最终没能恢复。

　　马市，开设于永乐年间。

　　辽东设置马市三个，二个在开原，一个在广宁，各自离城四十里。

　　成化年问，巡抚陈钹再次上奏推行马市。

　　后来到万历初年还没有废除。

　　嘉靖年问，在大同开设马市，陕西边防宣府边镇相继开设。

　　隆庆五年，俺答上表进贡。

　　总督王崇古买马七千多匹，折价九万六千有余。

　　马的价钱，辽东用米布绢支付，宣府、大同、山西用白银支付。

　　购买交换之外有进贡马匹的，用钱钞彩帛增加赏赐。

　　当初，太祖崛起于江左，重视的就是战马，多次派遣使者到四方购买。

　　正月元旦日，皇上寿诞，内外藩封将帅都用马作为礼物。

　　外国、土司、番部按时进贡，朝廷每每厚加赐予，所以招安怀柔的都到来。

　　文帝勤于治理远方，派遣使者到极远的地方，外国来朝的很多，然而所重视的不在马的方面。

　　自此以后满足于太平，驾驭的权力失掉，马匹没有外部增加供应，只有依靠繁殖征收。

　　加上官吏从中侵吞渔利，牧养政务荒废，军民一齐陷入困境。

　　大概明代从宣德以后，祖宗的制度逐渐废弛，军队方面特别严重，而马政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