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卷一百七十

　　◎儒林一

　　粤自司马迁、班固创述《儒林》，着汉兴诸儒修明经艺之由，朝廷广厉学官之路，与一代政治相表里。后史沿其体制，士之抱遗经以相授受者，虽无他事业，率类次为篇。《宋史》判《道学》、《儒林》为二，以明伊、雒渊源，上承洙、泗，儒宗统绪，莫正于是。所关于世道人心者甚巨，是以载籍虽繁，莫可废也。

　　明太祖起布衣，定天下，当干戈抢攘之时，所至征召耆儒，讲论道德，修明治术，兴起教化，焕乎成一代之宏规。虽天亶英姿，而诸儒之功不为无助也。制科取士，一以经义为先，网罗硕学。嗣世承平，文教特盛，大臣以文学登用者，林立朝右。而英宗之世，河东薛瑄以醇儒预机政，虽弗究于用，其清修笃学，海内宗焉。吴与弼以名儒被荐，天子修币聘之殊礼，前席延见，想望风采，而誉隆于实，诟谇丛滋。自是积重甲科，儒风少替。白沙而后，旷典缺如。

　　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宗献章者曰江门之学，孤行独诣，其传不远。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要之，有明诸儒，衍伊、雒之绪言，探性命之奥旨，锱铢或爽，遂启岐趋，袭谬承讹，指归弥远。至专门经训授受源流，则二百七十余年间，未闻以此名家者。经学非汉、唐之精专，性理袭宋、元之糟粕，论者谓科举盛而儒术微，殆其然乎。

　　今差别其人，准前史例，作《儒林传》。有事功可见，列于正传者，兹不复及。其先圣、先贤后裔，明代亟为表章，衍圣列爵上公，与国终始。其他簪缨逢掖，奕叶承恩，亦儒林盛事也。考其原始，别自为篇，附诸末简，以备一代之故云。

　　范祖干(叶仪等) 谢应芳 汪克宽 梁寅 赵汸 陈谟 薛瑄(阎禹锡 周蕙等) 胡居仁(余祐) 蔡清(陈琛 林希元等) 罗钦顺 曹端 吴与弼(胡九韶等) 陈真晟 吕柟(吕潜等) 邵宝(王问) 杨廉 刘观(孙鼎 李中) 马理 魏校(王应电 王敬臣) 周瑛 潘府 崔铣 何瑭

　　唐伯元 黄淳耀(弟渊耀)

　　范祖干，字景先，金华人。从同邑许谦游，得其指要。其学以诚意为主，而严以慎独持守之功。太祖下婺州，与叶仪并召。祖干持《大学》以进，太祖问治道何先，对曰：“不出是书。”太祖令剖陈其义，祖干谓帝王之道，自修身齐家以至治国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齐方正，使万物各得其所，而后可以言治。太祖曰：“圣人之道，所以为万世法。吾自起兵以来，号令赏罚，一有不平，何以服众。夫武定祸乱，文致太平，悉是道也。”深加礼貌，命二人为谘议，祖干以亲老辞归。李文忠守处州，特加敬礼，恒称之为师。祖干事亲孝，父母皆八十余而终。家贫不能葬，乡里共为营办，悲哀三年如一日。有司以闻，命表其所居曰纯孝坊，学者称为纯孝先生。

　　叶仪，字景翰，金华人。受业于许谦，谦诲之曰：“学者必以五性人伦为本，以开明心术、变化气质为先。”仪朝夕惕厉，研究奥旨。已而授徒讲学，士争趋之。其语学者曰：“圣贤言行，尽于《六经》、《四书》，其微词奥义，则近代先儒之说备矣。由其言以求其心，涵泳从容，久自得之，不可先立己意，而妄有是非也。”太祖克婺州，召见，授为谘议，以老病辞。已而知府王宗显聘仪及宋濂为《五经》师，非久亦辞归，隐居养亲。所着有《南阳杂藁》。吴沉称其理明识精，一介不苟。安贫乐道，守死不变。

　　门人何寿朋，字德龄，亦金华人。穷经守志，不妄干人。洪武初，举孝廉，以二亲俱老辞。父殁，舍所居宅易地以葬。学者因其自号，称曰归全先生。

　　同邑汪与立，字师道，祖干门人。其德行与寿朋齐名而文学为优。隐居教授，以高寿终。

　　谢应芳，字子兰，武进人也。自幼笃志好学，潜心性理，以道义名节自励。元至正初，隐白鹤溪上。构小室，颜曰“龟巢”，因以为号。郡辟教乡校子弟，先质后文，诸生皆循循雅饬。疾异端惑世，尝辑圣贤格言、古今明鉴为《辨惑编》。有举为三衢书院山长者，不就。及天下兵起，避地吴中，吴人争延致为弟子师。久之，江南底定，始来归，年逾七十矣。徙居芳茂山，一室萧然，晏如也。有司征修郡志，强起赴之。年益高，学行益劭。达官缙绅过郡者，必访于其庐，应芳布衣韦带与之抗礼。议论必关世教，切民隐，而导善之志不衰。诗文雅丽蕴藉，而所自得者，理学为深。卒年九十七。

　　汪克宽，字德一，祁门人。祖华，受业双峰饶鲁，得勉斋黄氏之传。克宽十岁时，父授以双峰问答之书，辄有悟。乃取《四书》，自定句读，昼夜诵习，专勤异凡儿。后从父之浮梁，问业于吴仲迂，志益笃。元泰定中，举应乡试，中选。会试以答策伉直见黜，慨然弃科举业，尽力于经学。《春秋》则以胡安国为主，而博考众说，会萃成书，名之曰《春秋经传附录纂疏》。《易》则有《程朱传义音考》。《诗》有《集传音义会通》。《礼》有《礼经补逸》。《纲目》有《凡例考异》。四方学士，执经门下者甚众。至正间，蕲、黄兵至，室庐赀财尽遭焚掠。箪瓢屡空，怡然自得。洪武初，聘至京师，同修《元史》。书成将授官，固辞老疾。赐银币，给驿还。五年冬卒，年六十有九。

　　梁寅，字孟敬，新喻人。世业农，家贫，自力于学，淹贯《五经》、百氏。累举不第，遂弃去。辟集庆路儒学训导，居二岁，以亲老辞归。明年，天下兵起，遂隐居教授。太祖定四方，征天下名儒修述礼乐。寅就征，年六十余矣。时以礼、律、制度，分为三局，寅在礼局中，讨论精审，诸儒皆推服。书成，赐金币，将授官，以老病辞，还。结庐石门山，四方士多从学，称为梁五经，又称石门先生。邻邑子初入官，诣寅请教。寅曰：“清、慎、勤，居官三字符也。”其人问天德王道之要，寅微笑曰：“言忠信，行笃敬，天德也。不伤财，不害民，王道也。”其人退曰：“梁子所言，平平耳。”后以不检败，语人曰：“吾不敢再见石门先生。”寅卒，年八十二。

　　赵汸，字子常，休宁人。生而姿禀卓绝。初就外傅，读朱子《四书》，多所疑难，乃尽取朱子书读之。闻九江黄泽有学行，往从之游。泽之学，以精思自悟为主。其教人，引而不发。汸一再登门，乃得《六经》疑义千余条以归。已，复往，留二岁，得口授六十四卦大义与学《春秋》之要。后复从临川虞集游，获闻吴澄之学。乃筑东山精舍，读书着述其中。鸡初鸣辄起，澄心默坐。由是造诣精深，诸经无不通贯，而尤邃于《春秋》。初以闻于黄泽者，为《春秋师说》三卷，复广之为《春秋集传》十五卷。因《礼记》经解有“属辞比事《春秋》教”之语，乃复着《春秋属辞》八篇。又以为学《春秋》者，必考《左传》事实为先，杜预、陈傅良有得于此，而各有所蔽，乃复着《左氏补注》十卷。当是时，天下兵起，汸转侧干戈间，颠沛流离，而进修之功不懈。太祖既定天下，诏修《元史》，征汸预其事。书成，辞归。未几卒，年五十有一。学者称东山先生。

　　陈谟，字一德，泰和人。幼能诗文，邃于经学，旁及子史百家，涉流探源，辨析纯驳，犁然要于至当。隐居不求仕，而究心经世之务。尝谓：“学必敦本，莫加于性，莫重于伦，莫先于变化气质。若礼乐、刑政、钱谷、甲兵、度数之详，亦不可不讲习。”一时经生学子多从之游。事亲孝，友于其弟。乡人有为不善者，不敢使闻。洪武初，征诣京师，赐坐议学。学士宋濂、待制王祎请留为国学师，谟引疾辞归。屡应聘为江、浙考试官，着书教授以终。

　　薛瑄，字德温，河津人。父贞，洪武初领乡荐，为元氏教谕。母齐，梦一紫衣人谒见，已而生瑄。性颖敏，甫就塾，授之《诗》、《书》，辄成诵，日记千百言。及贞改任荥阳，瑄侍行。时年十二，以所作诗赋呈监司，监司奇之。既而闻高密魏希文、海宁范汝舟深于理学，贞乃并礼为瑄师。由是尽焚所作诗赋，究心洛、闽渊源，至忘寝食。后贞复改官鄢陵。瑄补鄢陵学生，遂举河南乡试第一，时永乐十有八年也。明年成进士。以省亲归。居父丧，悉遵古礼。宣德中服除，擢授御史。三杨当国，欲见之，谢不往。出监湖广银场，日探性理诸书，学益进。以继母忧归。

　　正统初还朝，尚书郭琎举为山东提学佥事。首揭白鹿洞学规，开示学者。延见诸生，亲为讲授。才者乐其宽，而不才者惮其严，皆呼为薛夫子。王振语三杨：“吾乡谁可为京卿者？”以瑄对，召为大理左少卿。三杨以用瑄出振意，欲瑄一往见，李贤语之。瑄正色曰：“拜爵公朝，谢恩私室，吾不为也。”其后议事东阁，公卿见振多趋拜，瑄独屹立。振趋揖之，瑄亦无加礼，自是衔瑄。

　　指挥某死，妾有色，振从子山欲纳之，指挥妻不肯。妾遂讦妻毒杀夫，下都察院讯，已诬服。瑄及同官辨其冤，三却之。都御史王文承振旨，诬瑄及左、右少卿贺祖嗣、顾惟敬等故出人罪，振复讽言官劾瑄等受贿，并下狱。论瑄死，祖嗣等末减有差。系狱待决，瑄读《易》自如。子三人，愿一子代死，二子充军，不允。及当行刑，振苍头忽泣于爨下。问故，泣益悲，曰：“闻今日薛夫子将刑也。”振大感动。会刑科三覆奏，兵部侍郎王伟亦申救，乃免。

　　景帝嗣位，用给事中程信荐，起大理寺丞。也先入犯，分守北门有功。寻出督贵州军饷，事竣，即乞休，学士江渊奏留之。景泰二年，推南京大理寺卿。富豪杀人，狱久不决，瑄执置之法。召改北寺。苏州大饥，贫民掠富豪粟，火其居，蹈海避罪。王文以阁臣出视，坐以叛，当死者二百余人，瑄力辨其诬。文恚曰：“此老倔强犹昔。”然卒得减死。屡疏告老，不许。英宗复辟，拜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入阁预机务。王文、于谦下狱，下群臣议，石亨等将置之极刑。瑄力言于帝，后二日文、谦死，获减一等。帝数见瑄，所陈皆关君德事。已，见石亨、曹吉祥乱政，疏乞骸骨。帝心重瑄，微嫌其老，乃许之归。

　　瑄学一本程、朱，其修已教人，以复性为主，充养邃密，言动咸可法。尝曰：“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着作，直须躬行耳。”有《读书录》二十卷，平易简切，皆自言其所得，学者宗之。天顺八年六月卒，年七十有二。赠礼部尚书，谥文清。弘治中，给事中张九功请从祀文庙，诏祀于乡。已，给事中杨廉请颁《读书录》于国学，俾六馆诵习。且请祠名，诏名“正学”。隆庆六年，允廷臣请，从祀先圣庙庭。

　　其弟子阎禹锡，字子与，洛阳人。父端，举河南乡试第一，为教谕，卒。禹锡方九岁，哭父几灭性。长博涉群书，领正统九年乡荐，除昌黎训导。以母丧归，庐墓三年，诏以孝行旌其闾。闻河津薛瑄讲濂、洛之学，遂罢公车，往受业。久之，将归，瑄送至里门，告之曰：“为学之要，居敬穷理而已。”禹锡归，得其大指，益务力行。

　　天顺初，大学士李贤荐为国子学正。请严监规以塞奔竞，复武学以讲备御，帝皆从之。寻升监丞，忤贵幸，左迁徽州府经历。诸生伏阙乞留，不允。再迁至南京国子监丞，掌京卫武学，四为同考官，超拜监察御史。督畿内学，取周子《太极图》、《通书》为士子讲解，一时多士皆知响学。成化十二年卒，年五十一。

　　周蕙，字廷芳，泰州人。为临洮卫卒，戍兰州。年二十，听人讲《大学》首章，惕然感动，遂读书。州人段坚，薛瑄门人也，时方讲学于里。蕙往听之。与辨析，坚大服。诲以圣学，蕙乃研究《五经》。又从学安邑李昶。昶，亦瑄门人也，由举人官清水教谕。学使者叹其贤，荐昶代己，命未下而卒。蕙从之久，学益邃。恭顺侯吴瑾镇陕西，欲聘为子师，固辞不赴。或问之，蕙曰：“吾军士也，召役则可。若以为师，师岂可召哉？”瑾躬送二子于其家，蕙始纳贽焉。后还居泰州之小泉，幅巾深衣，动必由礼。州人多化之，称为小泉先生。以父久游江南不返，渡扬子江求父，舟覆溺死。蕙门人着者，薛敬之、李锦、王爵、夏尚朴。

　　敬之，字显思，渭南人。五岁好读书，不逐群儿戏。长从蕙游，鸡鸣候门启，辄洒扫设座，跪而请教。尝语人曰：“周先生躬行孝弟，学近伊、洛，吾以为师。陕州陈云逵忠信狷介，事必持敬，吾以为友。”宪宗初，以岁贡生入国学，与同舍陈献章并有盛名。会父母相继殁，号哭徒行大雪中，遂成足疾。母嗜韭，终身不食韭。成化末，选应州知州，课绩为天下第一。弘治九年迁金华同知。居二年，致仕，卒年七十四。所着有《道学基统》、《洙泗言学录》、《尔雅便音》、《思庵埜录》诸书。思庵者，敬之自号也。其门人吕柟最着，自有传。

　　锦，字名中，咸宁人。举天顺六年乡试。入国学，为祭酒邢让所知。让坐事下吏，锦率众抗章白其非辜。幼丧父，事母色养，执丧尽礼，不作浮屠法。巡抚余子俊欲延为子师，锦以齐衰不入公门，固辞。所居仅蔽风雨，布衣粝食，义不妄取。成化中选松江同知，卒官。

　　爵，字锡之，泰州人。弘治初，由国学生授保安州判官，有平允声。其教门人也，务以诚敬为本。

　　胡居仁，字叔心，余干人。闻吴与弼讲学崇仁，往从之游，绝意仕进。其学以主忠信为先，以求放心为要，操而勿失，莫大乎敬，因以敬名其斋。端庄凝重，对妻子如严宾。手置一册，详书得失，用自程考。鹑衣箪食，晏如也。筑室山中，四方来学者甚众，皆告之曰：“学以为己，勿求人知。”语治世，则曰：“惟王道能使万物各得其所。”所着有《居业录》，盖取修辞立诚之义。每言：“与吾道相似莫如禅学。后之学者，误认存心多流于禅，或欲屏绝思虑以求静。不知圣贤惟戒慎恐惧，自无邪思，不求静未尝不静也。故卑者溺于功利，高者骛于空虚，其患有二：一在所见不真，一在功夫间断。”尝作《进学箴》曰：“诚敬既立，本心自存。力行既久，全体皆仁。举而措之，家齐国治，圣人能事毕矣。”

　　居仁性行淳笃，居丧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寝门。与人语，终日不及利禄。与罗伦、张元祯友善，数会于弋阳龟峰。尝言，陈献章学近禅悟，庄昶诗止豪旷，此风既成，为害不细。又病儒者撰述繁芜，谓朱子注《参同契》、《阴符经》，皆不作可也。督学李龄、钟成相继聘主白鹿书院。过饶城，淮王请讲《易传》，待以宾师之礼。是时吴与弼以学名于世，受知朝廷，然学者或有间言。居仁暗修自守，布衣终其身，人以为薛瑄之后，粹然一出于正，居仁一人而已。卒年五十一。万历十三年从祀孔庙，复追谥文敬。其弟子余祐最着。

　　祐字子积，鄱阳人。年十九，师事居仁，居仁以女妻之。弘治十二年举进士。为南京刑部员外郎，以事忤刘瑾，落职。瑾诛，起为福州知府。镇守太监市物不予直，民群诉于祐。涕泣慰遣之，云将列状上闻。镇守惧，稍戢，然恚甚，遣人入京告其党曰：“不去余祐，镇守不得自遂也。”然祐素廉，摭拾竟无所得。未几，迁山东副使。父忧，服阕，补徐州兵备副使。中官王敬运进御物入都，多挟商船，与知州樊准、指挥王良诟。良发其违禁物，敬惧，诣祐求解，祐不听。敬诬奏准等殴己，遂并逮祐，谪为南宁府同知。稍迁韶州知府，投劾去。嘉靖初，历云南布政使，以太仆寺卿召，未行，改吏部右侍郎，祐已先卒。祐之学，墨守师说，在狱中作《性书》三卷。其言程、朱教人，专以诚敬入。学者诚能去其不诚不敬者，不患不至古人。时王守仁作《朱子晚年定论》，谓其学终归于存养。祐谓：“朱子论心学凡三变，存斋记所言，乃少时所见，及见延平，而悟其失。后闻五峰之学于南轩，而其言又一变。最后改定已发未发之论，然后体用不偏，动静交致其力，此其终身定见也。安得执少年未定之见，而反谓之晚年哉？”其辨出，守仁之徒不能难也。

　　蔡清，字介夫，晋江人。少走侯官，从林玭学《易》，尽得其肯綮。举成化十三年乡试第一。二十年成进士，即乞假归讲学。已，谒选，得礼部祠祭主事。王恕长吏部，重清，调为稽勋主事，恒访以时事。清乃上二札：一请振纪纲，一荐刘大夏等三十余人。恕皆纳用。寻以母忧归，服阕，复除祠祭员外郎。乞便养，改南京文选郎中。一日心动，急乞假养父，归甫两月而父卒，自是家居授徒不出。正德改元，即家起江西提学副使。宁王宸濠骄恣，遇朔望，诸司先朝王，次日谒文庙。清不可，先庙而后王。王生辰，令诸司以朝服贺。清曰“非礼也”，去蔽膝而入，王积不悦。会王求复护卫，清有后言。王欲诬以诋毁诏旨，清遂乞休。王佯挽留，且许以女妻其子，竞力辞去。刘瑾知天下议己，用蔡京召杨时故事，起清南京国子祭酒。命甫下而清已卒，时正德三年也，年五十六。

　　清之学，初主静，后主虚，故以虚名斋。平生饬躬砥行，贫而乐施，为族党依赖。以善《易》名。嘉靖八年，其子推官存远以所着《易经》、《四书蒙引》进于朝，诏为刊布。万历中追谥文庄，赠礼部右侍郎。其门人陈琛、王宣、易时中、林同、赵逮、蔡烈并有名，而陈琛最着。

　　琛，字思献，晋江人，杜门独学。清见其文异之，曰：“吾得友此人足矣。”琛因介友人见清，清曰：“吾所发愤沉潜辛苦而仅得者，以语人常不解。子已尽得之，今且尽以付子矣。”清殁十年，琛举进士，授刑部主事，改南京户部，就擢考功主事，乞终养归。嘉靖七年，有荐其恬退者，诏征之，琛辞。居一年，即家起贵州佥事，旋改江西，皆督学校，并辞不赴。家居，却扫一室，偃卧其中，长吏莫得见其面。

　　同郡林希元，字懋贞，与琛同年进士。历官云南佥事，坐考察不谨罢归。所着《存疑》等书，与琛所着《易经通典》、《四书浅说》，并为举业所宗。

　　王宣，晋江人。弘治中举于乡，一赴会试不第，以亲老须养，不再赴。尝曰：“学者混朱、陆为一，便非真知。”为人廓落豪迈，俯视一世。

　　易时中，字嘉会，亦晋江人。举于乡，授东流教谕，迁夏津知县，有惠政。稍迁顺天府推官。以治胡守中狱失要人意，将中以他事，遂以终养归。道出夏津，老稚争献果脯。将别，有哭失声者。母年九十一而终，时中七十矣，毁不胜丧而卒。

　　赵逮，字子重，东平人。弘治中举乡试，受《易》于清。蔡氏《易》止行于闽南，及是北行齐、鲁矣。居母丧毁瘠，后会试不第，遂抗志不出。生平好濂、洛诸子之学，于明独好薛氏《读书录》。

　　蔡烈，字文继，龙溪人。父昊，琼州知府。烈弱冠为诸生，受知于清及莆田陈茂烈。隐居鹤鸣山之白云洞，不复应试。嘉靖十二年诏举遣佚，知府陆金以烈应，以母老辞。巡按李元阳檄郡邑建书院，亦固辞。忽山鸣三日，烈遂卒。主簿詹道尝请论心，烈曰：“宜论事。孔门求仁，未尝出事外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学士丰熙戍镇海，见烈，叹曰：“先生不言躬行，熙已心醉矣。”

　　罗钦顺，字允升，泰和人。弘治六年进士及第，授编修。迁南京国子监司业，与祭酒章懋以实行教士。未几，奉亲归，因乞终养。刘瑾怒，夺职为民。瑾诛，复官，迁南京太常少卿，再迁南京吏部右侍郎，入为吏部左侍郎。世宗即位，命摄尚书事。上疏言久任、超迁，法当疏通，不报。大礼议起，钦顺请慎大礼以全圣孝，不报。迁南京吏部尚书，省亲乞归。改礼部尚书，会居忧未及拜。再起礼部尚书，辞。又改吏部尚书，下诏敦促，再辞。许致仕，有司给禄米。时张〈王总〉、桂萼以议礼骤贵，秉政树党，屏逐正人。钦顺耻与同列，故屡诏不起。里居二十余年，足不入城市，潜心格物致知之学。王守仁以心学立教，才知之士翕然师之。钦顺致书守仁，略曰：“圣门设教，文行兼资，博学于文，厥有明训。如谓学不资于外求，但当反观内省，则‘正心诚意’四字亦何所不尽，必于入门之际，加以格物工夫哉？”守仁得书，亦以书报，大略谓：“理无内外，性无内外，故学无内外。讲习讨论，未尝非内也。反观内省，未尝遗外也。”反复二千余言。钦顺再以书辨曰：“执事云：‘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自有《大学》以来，未有此论。夫谓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凡为物也三。谓正其物之心，诚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其为物也，一而已矣。就三而论，以程子格物之训推之，犹可通也。以执事格物之训推之，不可通也。就一物而论，则所谓物，果何物耶？如必以为意之用，虽极安排之巧，终无可通之日也。又执事论学书有云：‘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者，格物也。”审如所言，则《大学》当云‘格物在致知’，不当云‘致知在格物’，与‘物格而后知至’矣。”书未及达，守仁已殁。

　　钦顺为学，专力于穷理、存心、知性。初由释氏入，既悟其非，乃力排之，谓：“释氏之明心见性，与吾儒之尽心知性，相似而实不同。释氏之学，大抵有见于心，无见于性。今人明心之说，混于禅学，而不知有千里毫厘之谬。道之不明，将由于此，钦顺有忧焉。”为着《因知记》，自号整庵。年八十三卒，赠太子太保，谥文庄。

　　曹端，字正夫，渑池人。永乐六年举人。五岁见《河图》、《洛书》，即画地以质之父。及长，专心性理。其学务躬行实践，而以静存为要。读宋儒《太极图》、《通书》、《西铭》，叹曰：“道在是矣。”笃志研究，坐下着足处，两砖皆穿。事父母至孝，父初好释氏，端为《夜行烛》一书进之，谓：“佛氏以空为性，非天命之性。老氏以虚为道，非率性之道。”父欣然从之。继遭二亲丧，五味不入口。既葬，庐墓六年。

　　端初读谢应芳《辨惑编》，笃好之，一切浮屠、巫觋、风水、时日之说屏不用。上书邑宰，毁淫祠百余，为设里社、里谷坛，使民祈报。年荒劝振，存活甚众。为霍州学正，修明圣学。诸生服从其教，郡人皆化之，耻争讼。知府郭晟问为政，端曰：“其公廉乎。公则民不敢谩，廉则吏不敢欺。”晟拜受。遭艰归，渑池、霍诸生多就墓次受学。服阕，改蒲州学正。霍、蒲两邑各上章争之，霍奏先得请。先后在霍十六载，宣德九年卒官，年五十九。诸生服心丧三年，霍人罢市巷哭，童子皆流涕。贫不能归葬，遂留葬霍。二子瑜、琛，亦户端墓，相继死，葬暮侧，后改葬渑池。

　　端尝言：“学欲至乎圣人之道，须从太极上立根脚。”又曰：“为人须从志士勇士不忘上参取。”又曰：“孔、颜之乐仁也，孔子安仁而乐在其中，颜渊不违仁而不改其乐，程子令人自得之。”又曰：“天下无性外之物，而性无不在焉。性即理也，理之别名曰太极，曰至诚，曰至善，曰大德，曰大中，名不同而道则一。”初，伊、洛诸儒，自明道、伊川后，刘绚、李〈籥页〉辈身及二程之门，至河南许衡、洛阳姚枢讲道苏门，北方之学者翕然宗之。洎明兴三十余载，而端起崤、渑间，倡明绝学，论者推为明初理学之冠。所着有《孝经述解》、《四书详说》、《周易乾坤二卦解义》、《太极图说通书》《西铭》释文、《性理文集》、《儒学宗统谱》、《存疑录》诸书。

　　霍州李德与端同时，亦讲学于其乡。及见端，退语诸生曰：“学不厌，教不倦，曹子之盛德也。至其知古今，达事变，末学鲜或及之。古云‘得经师易，得人师难’，诸生得人师矣。”遂避席去。端亦高其行谊，命诸生延致之，讲明正学。初，端作《川月交映图》拟太极，学者称月川先生。及殁，私谥静修。正德中，尚书彭泽、河南巡抚李桢请从祀孔子庙庭，不果。

　　吴与弼，字子传，崇仁人。父溥，建文时为国子司业，永乐中为翰林修撰。与弼年十九，见《伊洛渊源图》，慨然响慕，遂罢举子业，尽读《四子》、《五经》、洛闽诸录，不下楼者数年。中岁家益贫，躬亲耕稼，非其义，一介不取。四方来学者，约己分少，饮食、教诲不倦。正统十一年，山西佥事何自学荐于朝，请授以文学高职。后御史涂谦、抚州知府王宇复荐之，俱不出。尝叹曰：“宦官、释氏不除，而欲天下治平，难矣。”景泰七年，御史陈述又请礼聘与弼，俾侍经筵，或用之成均，教育胄子。诏江西巡抚韩雍备礼敦遣，竟不至。天顺元年，石亨欲引贤者为己重，谋于大学士李贤，属草疏荐之。帝乃命贤草敕加束帛，遣行人曹隆，赐玺书，赍礼币，征与弼赴阙。比至，帝问贤曰：“与弼宜何官？”对曰：“宜以宫僚，侍太子讲学。”遂授左春坊左谕德，与弼疏辞。贤请赐召问，且与馆次供具。于是召见文华殿，顾语曰：“闻处士义高，特行征聘，奚辞职为？”对曰：“臣草茅贱士，本无高行，陛下垂听虚声，又不幸有狗马疾。束帛造门，臣惭被异数，匍匐京师，今年且六十八矣，实不能官也。”帝曰：“宫僚优闲，不必辞。”赐文绮酒牢，遣中使送馆次。顾谓贤曰：“此老非迂阔者，务令就职。”时帝眷遇良厚，而与弼辞益力。又疏称：“学术荒陋，苟冒昧徇禄，必且旷官。”诏不许。乃请以白衣就邸舍，假读秘阁书。帝曰：“欲观秘书，勉受职耳。”命贤为谕意。与弼留京师二月，以疾笃请。贤请曲从放还，始终恩礼，以光旷举。帝然之，赐敕慰劳，赍银币，复遣行人送还，命有司月给米二石。与弼归，上表谢，陈崇圣志、广圣学等十事。成化五年卒，年七十九。

　　与弼始至京，贤推之上座，以宾师礼事之。编修尹直至，令坐于侧。直大愠，出即谤与弼。及与弼归，知府张璝谒见不得，大恚。募人代其弟投牒讼与弼，立遣吏摄之，大加侮慢，始遣还。与弼谅非弟意，友爱如初。编修张元桢不知其始末，遣书诮让，有“上告素王，正名讨罪，岂容先生久窃虚名”语。直后笔其事于《琐缀录》。又言与弼跋亨族谱，自称门下士，士大夫用此訾与弼。后顾允成论之曰：“此好事者为之也。”与弼门人后皆从祀，而与弼竟不果。所着《日录》，悉自言生平所得。

　　其门人最着者曰胡居仁、陈献章、娄谅，次曰胡九韶、谢复、郑伉。胡九韶，字凤仪，少从与弼学。诸生来学者，与弼令先见九韶。及与弼殁，门人多转师之。家贫，课子力耕，仅给衣食。成化中卒。谢复，字一阳，祁门人。闻与弼倡道，弃科举业从之游。身体力行，务求自得。居家孝友，丧祭冠婚，悉遵古礼。或问学，曰：“知行并进，否则落记诵诂训矣。”晚卜室西山之麓，学者称西山先生。弘治末年卒，年六十五。郑伉，字孔明，常山人。为诸生，试有司，不偶，即弃去，师与弼。辞归，日究诸儒论议，一切折衷于朱子。事亲孝。设义学，立社仓，以惠族党。所着《易义发明》、《读史管见》、《观物余论》、《蛙鸣集》，多烬于火。

　　陈真晟，字晦德，漳州镇海卫人。初治举赴乡试，闻有司防察过严，无待士礼，耻之弃去，由是笃志圣贤之学。读《大学或问》，见朱子重言主敬，知“敬”为《大学》始基。又得程子主一之说，专心克治，叹曰：“《大学》，诚意为铁门关，主一二字，乃其玉钥匙也。”天顺二年诣阙上《程朱正学纂要》。其书首取程氏学制，次采朱子论说，次作二图，一着圣人心与天地同运，一着学者之心法天之运，终言立明师、辅皇储、隆教本数事，以毕图说之意。书奏，下礼部议，侍郎邹干寝其事。真晟归，闻临川吴与弼方讲学，欲就问之。过南昌，张元祯止之宿，与语，大推服曰：“斯道自程、朱以来，惟先生得其真。如康斋者，不可见，亦不必见也。”遂归闽，潜思静坐，自号漳南布衣。卒于成化十年，年六十四。真晟学无师承，独得于遗经之中。自以僻处海滨，出而访求当世学者，虽未与与弼相证，要其学颇似近之。

　　吕柟，字仲木，高陵人，别号泾野，学者称泾野先生。正德三年登进士第一，授修撰。刘瑾以柟同乡欲致之，谢不往。又因西夏事，疏请帝入宫亲政事，潜消祸本。瑾恶其直，欲杀之，引疾去。瑾诛，以荐复官。乾清宫灾，应诏陈六事，其言除义子，遣番僧，取回镇守太监，尤人所不敢言。是年秋，以父病归。都御史盛应期，御史朱节、熊相、曹珪累疏荐。适世宗嗣位，首召柟。上疏劝勤学以为新政之助，略曰：“克己慎独，上对天心；亲贤远谗，下通民志，庶太平之业可致。”大礼议兴，与张、桂忤。以十三事自陈，中以大礼未定，谄言日进，引为己罪。上怒，下诏狱，谪解州判官，摄行州事。恤茕独，减丁役，劝农桑，兴水利，筑堤护盐池，行《吕氏乡约》及《文公家礼》，求子夏后，建司马温公祠。四方学者日至，御史为辟解梁书院以居之。三年，御史卢焕等累荐，升南京宗人府经历，历官尚宝司卿。吴、楚、闽、越士从者百余人。晋南京太仆寺少卿。太庙灾，乞罢黜，不允。选国子监祭酒，晋南京礼部右侍郎，署吏部事。帝将躬祀显陵，累疏劝止，不报。值天变，遂乞致仕归。年六十四卒，高陵人为罢市者三日。解梁及四方学者闻之，皆设位，持心丧。讣闻，上辍朝一日，赐祭葬。

　　柟受业渭南薛敬之，接河东薛瑄之传，学以穷理实践为主。官南都，与湛若水、邹守益共主讲席。仕三十余年，家无长物，终身未尝有惰容。时天下言学者，不归王守仁，则归湛若水，独守程、朱不变者，惟柟与罗钦顺云。所着有《四书因问》、《易说翼》、《书说要》、《诗说序》、《春秋说志》、《礼问内外篇》、《史约》、《小学释》、《寒暑经图解》、《史馆献纳》、《宋四子抄释》、《南省奏藁》、《泾野诗文集》。万历、崇祯间，李祯、赵锦、周子义、王士性、蒋德璟先后请从祀孔庙，下部议，未及行。柟弟子泾阳吕潜，字时见，举于乡。官工部司务。张节，字介夫。咸宁李挺，字正五。皆有学行。

　　潜里人郭郛，字维藩，由举人官马湖知府。蓝田王之士，字欲立。由举人以赵用贤荐，授国子博士。两人不及柟门，亦秦士之笃学者也。

　　邵宝，字国贤，无锡人。年十九，学于江浦庄昶。成化二十年举进士，授许州知州。月朔，会诸生于学宫，讲明义利公私之辨。正颍考叔祠墓。改魏文帝庙以祠汉愍帝，不称献而称愍，从昭烈所谥也。巫言龙骨出地中为祸福，宝取骨，毁于庭，杖巫而遣之。躬课农桑，仿朱子社仓，立积散法，行计口浇田法，以备凶荒。

　　弘治七年入为户部员外郎，历郎中，迁江西提学副使。释菜周元公祠。修白鹿书院学舍，处学者。其教，以致知力行为本。江西俗好阴阳家言，有数十年不葬父母者。宝下令，士不葬亲者不得与试，于是相率举葬，以千计。宁王宸濠索诗文，峻却之。后宸濠败，有司校勘，独无宝迹。迁浙江按察使，再迁右布政使。与镇守太监勘处州银矿，宝曰：“费多获少，劳民伤财，虑生他变。”卒奏寝其事。进湖广布政使。

　　正德四年擢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刘瑾擅政，宝至京，绝不与通。瑾怒漕帅平江伯陈熊，欲使宝劾之，遣校尉数辈要宝左顺门，危言恐之曰：“行逮汝。”张彩、曹元自内出，语宝曰：“郡第劾平江，无后患矣。”宝曰：“平江功臣后，督漕未久，无大过，不知所劾。”二人默然出。越三日，给事中劾熊并及宝，勒致仕去。瑾诛，起巡抚贵州，寻迁户部右侍郎，进左侍郎。命兼左佥都御史，处置粮运。及会勘通州城濠归，奏称旨。寻疏请终养归，御史唐凤仪、叶忠请用之留都便养，乃拜南京礼部尚书，再疏辞免。世宗即位，起前官，复以母老恳辞。许之，命有司以礼存问。久之卒，赠太子太保，谥文庄。

　　宝三岁而孤，事母过氏至孝。甫十岁，母疾，为文告天，愿减己算延母年。及终养归，得疾，左手不仁，犹朝夕侍亲侧不懈。学以洛、闽为的，尝曰：“吾愿为真士大夫，不愿为假道学。”举南畿，受知于李东阳。为诗文，典重和雅，以东阳为宗。至于原本经术，粹然一出于正，则其所自得也。博综群籍，有得则书之简，取程子“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义，名之曰日格子。所着《学史》、简端二录，巡抚吴廷举上于朝，外《定性书说》、《漕政举要》诸集若干卷。学者称二泉先生。

　　其门人，同邑王问，字子裕，以学行称。嘉靖十七年成进士。授户部主事，监徐州仓，减羡耗十二三。以父老，乞便养，改南京职方，迁车驾郎中、广东佥事。行未半道，乞养归。父卒，遂不复仕。筑室湖上，读书三十年，不履城市，数被荐不起。工诗文书画，清修雅尚，士大夫皆慕之。卒年八十，门人私谥曰文静先生。

　　子鉴，字汝明。嘉靖末年进士。累官吏部稽勋郎中。念父老，谢病归，奉养不离侧。父殁久之，进尚宝卿，改南京鸿胪卿，引年乞休。进太仆卿，致仕。鉴亦善画，有言胜其父者，遂终身不复作。

　　杨廉，字方震，丰城人。父崇，永州知府，受业吴与弼门人胡九韶。廉承家学，早以文行称。举成化末年进士，改庶吉士。弘治三年，授南京户科给事中。明年，京师地震，劾用事大臣。五年以灾异上六事。一，经筵停罢时，宜日令讲官更直待问。二，召用言事迁谪官，不当限台谏及登极以后。三，治两浙、三吴水患，停额外织造。四，召林下恬退诸臣。五，删法司条例。六，灾异策免大臣。末言，遇大政，宜召大臣面议，给事、御史随入驳正。帝颇纳之。吏部尚书王恕被谗，廉请斥谗邪，无为所惑。母丧，服阕，起任刑科。请祀薛瑄，取《读书录》贮国学。明年三月有诏以下旬御经筵。廉言：“故事，经筵一月三举，苟以月终起以月初罢，则进讲有几？且经筵启而后日讲继之，今迟一日之经筵，即辍一旬之日讲也。”报闻。以父老欲便养，复改南京兵科。中贵李广死，得廷臣通贿籍。言官劾贿者，帝欲究而中止。廉率同官力争，竟不纳。已，请申明祀典，谓宋儒周、程、张、朱从祀之位，宜居汉、唐诸儒上。阙里庙，当更立木主。大成本乐名，不合谥法。皆不果行。迁南京光禄少卿。正德初，就改太仆，历顺天府尹。时京军数出，车费动数千金，廉请大兴递运所余银供之。奏免夏税万五千石，虑州县巧取民财，置岁办簿，吏无能为奸。乾清宫灾，极陈时政缺失，疏留中。明年擢南京礼部右侍郎。上疏谏南巡，不报。帝驻南京，命百官戎服朝见。廉不可，乞用常仪，更请谒见太庙，俱报许。世宗即位，就迁尚书。

　　廉与罗钦顺善，为居敬穷理之学，文必根《六经》，自礼乐、钱谷至星历、算数，具识其本末。学者称月湖先生。尝以帝王之道莫切于《大学》，自为给事即上言，进讲宜先《大学衍义》，至是首进《大学衍义节略》。帝优诏答之。疏论大礼，引程颐、朱熹言为证，且言：“今异议者率祖欧阳修。然修于考之一字，虽欲加之于濮王，未忍绝之于仁宗。今乃欲绝之于孝庙，此又修所不忍言者。”报闻。八疏乞休，至嘉靖二年，赐敕、驰驿，给夫廪如制。家居二年卒，年七十四。赠太子少保，谥文恪。

　　刘观，字崇观，吉水人。正统四年成进士。方年少，忽引疾告归。寻丁内艰，服除，终不出。杜门读书，求圣贤之学。四方来问道者，坐席尝不给。县令刘成为筑书院于虎丘山，名曰“养中”。平居，饭脱粟，服浣衣，翛然自得。每日端坐一室，无懈容。或劝之仕，不应。又作《勤》、《俭》、《恭》、《恕》四《箴》，以教其家，取《吕氏乡约》表着之，以教其乡。冠婚丧祭，悉如《朱子家礼》。族有孤嫠不能自存者周之。或请着述，曰：“朱子及吴文正之言，尊信之足矣。复何言。”吴与弼，其邻郡人也，极推重之。

　　观前有孙鼎，庐陵人。永乐中为松江府教授，以孝弟立教。后督学南畿，人称为贞孝先生。又有李中，吉水人，官副都御史，号谷平先生，在观后。是为吉水三先生。

　　马理，字伯循，三原人。同里尚书王恕家居，讲学着书。理从之游，得其指授。杨一清督学政，见理与吕柟、康海文，大奇之，曰：“康生之文章，马生、吕生之经学，皆天下士也。”登乡荐，入国学，与柟及林虑马乡，榆次寇天叙，安阳崔铣、张士隆，同县秦伟，日切劘于学，名震都下。高丽使者慕之，录其文以去。连遭艰，不预试。安南使者至，问主事黄清曰：“关中马理先生安在，何不仕也？”其为外裔所重如此。

　　正德九年举进士。一清为吏部尚书，即擢理稽勋主事。调文选，请告归。起考功主事，偕郎中张衍瑞等谏南巡。诏跪阙门，予杖夺俸。未几，复告归。教授生徒，从游者众。嘉靖初，起稽勋员外郎，与郎中余宽等伏阙争大礼。下诏狱，再予杖夺俸。屡迁考功郎中。故户部郎中庄绎者，正德时首导刘瑾核天下库藏。瑾败，落职。至是奏辨求复，当路者属理，理力持不可，寝其事。五年大计外吏，大学士贾咏、吏部尚书廖幻以私憾欲去广东副使魏校、河南副使萧鸣凤、陕西副使唐龙。理力争曰：“三人督学政，名着天下，必欲去三人，请先去理。”乃止。明年大计京官，黜张〈王总〉、桂萼党吏部郎中彭泽，〈王总〉、萼竟取旨留之。理擢南京通政参议，请急去。居三年，起光禄卿，未几告归。阅十年，复起南京光禄卿，寻引年致仕。三十四年，陕西地震，理与妻皆死。

　　理学行纯笃，居丧取古礼及司马光《书仪》、朱熹《家礼》折衷用之，与吕柟并为关中学者所宗。穆宗立，赠右副都御史。天启初，追谥忠宪。

　　魏校，字子才，昆山人。其先本李姓，居苏州葑门之庄渠，因自号“庄渠”。弘治十八年成进士。历南京刑部郎中。守备太监刘瑯藉刘瑾势张甚，或自判状送法司，莫敢抗者。校直行己意，无所徇。改兵部郎中，移疾归。嘉靖初，起为广东提学副使。丁忧，服阕，补江西兵备副使。累迁国子祭酒，太常卿，寻致仕。

　　校私淑胡居仁主敬之学，而贯通诸儒之说，择执尤精。尝与余祐论性，略曰：“天地者，阴阳五行之本体也，故理无不具。人物之性，皆出于天地，然而人得其全，物得其偏。”又曰：“古圣贤论性有二：其一，性与情对言，此是性之本义，直指此理而言。其一，性与习对言，但取生字为义，非性之所以得名，盖曰天所生为性，人所为曰习耳。先儒因‘性相近’一语，遂谓性兼气质而言，不知人性上下不可添一物，才着气质，便不得谓之性矣。荀子论性恶，杨子论性善恶混，韩子论性有三品，众言淆乱，必折之圣。若谓夫子‘性相近’一言，正论性之所以得名，则前后说皆不谬于圣人，而孟子道性善，反为一偏之论矣。孟子见之分明，故言之直捷，但未言性为何物，故荀、杨、韩诸儒得以其说乱之。伊川一言以断之，曰‘性，即理也’，则诸说皆不攻自破矣。”所着有《大学指归》、《六书精蕴》。卒，谥恭简。唐顺之、王应电、王敬臣，皆其弟子也。顺之，自有传。

　　王应电，字昭明，昆山人。受业于校，笃好《周礼》，谓《周礼》自宋以后，胡宏、季本各着书，指摘其瑕衅至数十万言。而余寿翁、吴澄则以为《冬官》未尝亡，杂见于五官中，而更次之。近世何乔新、陈凤梧、舒芬亦各以己意更定。然此皆诸儒之《周礼》也。覃研十数载，先求圣人之心，溯斯礼之源；次考天象之文，原设官之意，推五官离合之故，见纲维统体之极。因显以探微，因细而绎大，成《周礼传诂》数十卷。以为百世继周而治，必出于此。嘉靖中，家毁于兵燹，流寓江西泰和。以其书就正罗洪先，洪先大服。翰林陈昌积以师礼事之。胡松抚江西，刊行于世。

　　应电又研精字学，据《说文》所载为讹谬甚者，为之订正，名曰《经传正讹》。又着《同文备考》、《书法指要》、《六义音切贯珠图》、《六义相关图》。卒于泰和。昌积为经纪其丧，归之昆山。

　　时有李如玉者，同安儒生，亦精于《周礼》，为《会要》十五卷。嘉靖八年诣阙上之，得旨嘉奖，赐冠带。

　　王敬臣，字以道，长洲人，江西参议庭子也。十九为诸生，受业于校。性至孝，父疽发背，亲自吮舐。老得瞀眩疾，则卧于榻下，夜不解衣，微闻响咳声，即跃起问安。事继母如事父，妻失母欢，不入室者十三载。初，受校默成之旨，尝言议论不如着述，着述不如躬行，故居常杜口不谈。自见耿定向，语以圣贤无独成之学，由是多所诱掖，弟子从游者至四百余人。其学，以慎独为先，而指亲长之际、衽席之间为慎独之本，尤以标立门户为戒。乡人尊为少湖先生。万历中，以廷臣荐，征授国子博士，辞不行。诏以所授官致仕。二十一年，巡按御史甘士价复荐。吏部以敬臣年高，请有司时加优礼，诏可。年八十五而终。

　　周瑛，字梁石，莆田人。成化五年进士。知广德州，以善政闻，赐敕旌异。迁南京礼部郎中，出为抚州知府，调知镇远。秩满，省亲归。弘治初，吏部尚书王恕起瑛四川参政，久之，进右布政使，咸有善绩，尤励清节。给事、御史交章荐，大臣亦多知瑛，而瑛以母丧归。服除，遂引年乞致仁。孝宗嘉之，诏进一阶。正德中卒，年八十七。瑛始与陈献章友，献章之学主于静。瑛不然之，谓学当以居敬为主，敬则心存，然后可以穷理。自《六经》之奥，以及天地万物之广，皆不可不穷。积累既多，则能通贯，而于道之一本，亦自得之矣，所谓求诸万殊而后一本可得也。学者称翠渠先生。子大谟，登进士，未仕卒。

　　潘府，字孔修，上虞人。成化末进士。值宪宗崩，孝宗践阼甫二十日，礼官请衰服御西角门视事，明日释衰易素，翼善冠、麻衣腰绖。帝不许，命俟二十七日后行之。至百日，帝以大行未葬，麻衣衰绖如故。府因上疏请行三年丧，略言：“子为父，臣为君，皆斩衰三年，仁之至，义之尽也。汉文帝遗诏短丧，止欲便天下臣民，景帝遂自行之，使千古纲常一坠不振。晋武帝欲行而不能，魏孝文行之而不尽，宋孝宗锐志复古，易月之外，犹执通丧，然不能推之于下，未足为圣王达孝也。先帝奄弃四海，臣庶衔哀，陛下恻恒由衷，麻衣视朝，百日未改。望排群议，断自圣心，执丧三年一如三代旧制。诏礼官参考载籍，使丧不废礼，朝不废政，勒为彝典，传之子孙，岂不伟哉。”疏入，衰绖待罪。诏辅臣会礼官详议，并持成制，寝不行。

　　谒选，得长乐知县，教民行《朱子家礼》。躬行郊野，劳问疾苦，田夫野老咸谓府亲己，就求笔札，府辄欣然与之。迁南京兵部主事，陈军民利病七事。父丧除，补刑部。值旱蝗、星变，北寇深入，孔庙灾，疏请内修外攘，以谨天戒。又上救时十要。以便养乞南，改南京兵部，迁武选员外郎。尚书马文升知其贤，超拜广东提学副使。云南昼晦七日，楚妇人须长三寸，上弭灾三术。以母老乞休，不待命辄归。已而吏部尚书杨一清及巡按御史吴华屡荐其学行，终不起。嘉靖改元，言官交荐，起太仆少卿，改太常，致仕。既归，屏居南山，布衣蔬食，惟以发明经传为事。时王守仁讲学其乡，相去不百里，颇有异同。尝曰：“居官之本有三：薄奉养，廉之本也；远声色，勤之本也；去谗私，明之本也。”又曰：“荐贤当惟恐后，论功当惟恐先。”年七十三卒。故事，四品止予祭。世宗重府孝行，特诏予葬。

　　崔铣，字子钟，安阳人。父升，官参政。铣举弘治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预修《孝宗实录》，与同官见太监刘瑾，独长揖不拜，由是忤瑾。书成，出为南京吏部主事。瑾败，召复故官，充经筵讲官，进侍读。引疾归，作后渠书屋，读书讲学其中。世宗即位，擢南京国子监祭酒。嘉靖三年集议大礼，久不决。大学士蒋冕、尚书汪俊俱以执议去位，其他摈斥杖戍者相望，而张〈王总〉、桂萼等骤贵显用事。铣上疏求去，且劾〈王总〉、萼等曰：“臣究观议者，其文则欧阳修之唾余，其情则承望意响，求胜无已。悍者危法以激怒，柔者甘言以动听。非有元功硕德，而遽以官赏之，得毋使侥幸之徒踵接至与？臣闻天子得四海欢心以事其亲，未闻仅得一二人之心者也。赏之，适自章其私昵而已。夫守道为忠，忠则逆旨；希旨为邪，邪则畔道。今忠者日疏，而邪者日富。一邪乱邦，况可使富哉！”帝览之不悦，令铣致仕。阅十五年，用荐起少詹事兼侍读学士，擢南京礼部右侍郎。未几疾作，复致仕。卒，赠礼部尚书，谥文敏。

　　铣少轻俊，好饮酒，尽数斗不乱。中岁自厉于学，言动皆有则。尝曰：“学在治心，功在慎动。”又曰：“孟子所谓良知良能者，心之用也。爱亲敬长，性之本也。若去良能，而独挈良知，是霸儒也。”又尝作《政议》十篇，其《序》曰：“三代而上，并田封建，其民固，故道易行，三代而下，阡陌郡县，其民散，故道难成。况沿而下趋至今日乎。然人心弗异，系乎主之者而已。”凡篇中所论说，悉仿此意。世多有其书，故不载。

　　何瑭，字粹夫，武陟人。年七岁，见家有佛像，抗言请去之。十九读许衡、薛瑄遗书，辄欣然忘寝食。弘治十五年成进士，选庶吉士。阁试《克己复礼为仁论》，有曰：“仁者，人也。礼则人之元气而已，则见侵于风寒暑湿者也。人能无为邪气所胜，则元所复，元年复而其人成矣。”宿学咸推服焉。刘瑾窃政，一日赠翰林川扇，有入而拜见者。瑭时官修撰，独长揖。瑾怒，不以赠。受赠者复拜谢，瑭正色曰：“何仆仆也！”瑾大怒，诘其姓名。瑭直应曰：“修撰何瑭。”知必不为瑾所容，乃累疏致仕。后瑾诛，复官。以经筵触忌讳，谪开州同知。修黄陵冈堤成，擢东昌府同知，乞归。嘉靖初，起山西提学副使，以父忧不赴。服阕，起提学浙江。敦本尚实，士气丕变。未几，晋南京太常少卿。与湛若水等修明古太学之法，学者翕然宗之。历工、户、礼三部侍郎，晋南京右都御史，未几致仕。

　　是时，王守仁以道学名于时，瑭独默如。尝言陆九渊、杨简之学，流入禅宗，充塞仁义。后学未得游、夏十一，而议论即过颜、曾，此吾道大害也。里居十余年，教子姓以孝弟忠信，一介必严。两执亲丧，皆哀毁。后谥文定。所着《阴阳律吕》、《儒学管见》、《柏斋集》十二卷，皆行于世。

　　唐伯元，字仁卿，澄海人。万历二年进士。历知万年、泰和二县，并有惠政，民生祠之。迁南京户部主事，进郎中。伯元受业永丰吕怀，践履笃实，而深疾王守仁新说。及守仁从祀文庙，上疏争之。因请黜陆九渊，而跻有若及周、程、张、朱五子于十哲之列，祀罗钦顺、章懋、吕柟、魏校、吕怀、蔡清、罗洪先、王艮于乡。疏方下部，旋为南京给事中钟宇淳所驳，伯元谪海州判官。屡迁尚宝司丞。吏部尚书杨巍雅不喜守仁学，心善伯元前疏，用为吏部员外郎。历考功、文选郎中，佐尚书孙丕扬澄清吏治，苞苴不及其门。秩满，推太常少卿，未得命。时吏部推补诸疏皆留中，伯元言：“贤愚同滞，朝野咨嗟，由臣拟议不当所致，乞赐罢斥。”帝不怿，特允其去，而诸疏仍留不下。居二年，甄别吏部诸郎，帝识伯元名，命改南京他部，而伯元已前卒。伯元清苦淡薄，人所不堪，甘之自如，为岭海士大夫仪表。

　　黄淳耀，字蕴生，嘉定人。为诸生时，深疾科举文浮靡淫丽，乃原本《六经》，一出以典雅。名士争务声利，独澹漠自甘，不事征逐。崇祯十六年成进士。归益研经籍，缊袍粝食，萧然一室。京师陷，福王立南都，诸进士悉授官，淳耀独不赴选。及南都亡，嘉定亦破。忾然太息，偕弟渊耀入僧舍，将自尽。僧曰：“公未服官，可无死。”淳耀曰：“城亡与亡，岂以出处贰心。”乃索笔书曰：“弘光元年七月二十四日，进士黄淳耀自裁于城西僧舍。呜呼！进不能宣力王朝，退不能洁身自隐，读书寡益，学道无成，耿耿不寐，此心而已。”遂与渊耀相对缢死，年四十有一。

　　淳耀弱冠即着《自监录》、《知过录》，有志圣贤之学。后为日历，昼之所为，夜必书之。凡语言得失，念虑纯杂，无不备识，用自省改。晚而充养和粹，造诣益深。所作诗古文，悉轨先正，卓然名家。有《陶庵集》十五卷。其门人私谥之曰贞文。渊耀，字伟恭，诸生，好学敦行如其兄。

　　范祖干，字景先，金华人，太祖攻下婺州后，与叶仪一同奉召，祖干以《大学》进呈太祖。太祖问治国之道以何者为先，祖干回答：“不出此书。”又进一步解释说：帝王治国之道，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必须对上下四方都要公平正直，使万物各得其所，然后才谈得上治理。太祖说：“圣人治国之道，为万世准绳。我自起兵以来，如果不是号令统一，赏罚分明，何能令人口服心服，以武功平定祸乱，以文治达到太平，均是治国之道。”于是命叶仪与范祖干同为咨议。祖干为了奉养父母，辞归故里，父母皆过八旬而寿终，家贫不能安葬，乡里为之办理丧事，当地官府将此情形上报，朝廷为祖干立“纯孝坊”以表彰，学者因此称祖干为“孝纯先生”。

　　叶仪，字景翰，金华人，是许谦的弟子。许谦教导他说“：学者必以五性人伦为本，以开发心术、变化气质为先。”仪早晚均以此来告诫鞭策自己，探究其中深意。不久，他收徒讲学，士人争相拜他为师。他对弟子们说：“圣贤的言行，尽在于《六经》、《四书》之中，其言简义深。近代先儒的言论都是如此。通过他们的言词来探求其思想，慢慢体会，久而久之必有所得，切不可先立自己的主张，妄自评论是非。”太祖攻克婺州，召见叶仪，授为咨议。仪以年老多病为由，力辞其职。不久，知府王宗显聘仪及宋濂为《五经》师，但时间不久，他便辞归故里，隐居养亲。其著作有《南阳杂稿》。吴沉认为此书见识精微，道理明白，一丝不苟。叶仪安贫乐道，至终不变。其门人著名者有金华的何寿朋。

　　谢应芳，字子兰，武进人。自幼好学，潜心研究性理，以道义、名节自励。元至正初年，隐居于白鹤溪上。建有一栋小屋，门楣上写着“龟巢”二字，世人因以为号。本郡请他教导子弟，其教学先注重实质然后再讲文采，学生皆遵循他的教导。应芳痛恨异端邪说扰乱人们视听，曾辑录圣贤格言及古今明鉴，合为《辨惑编》一书。有人荐举他为“三衢书院”山长，他不肯。元末，天下兵起，应芳至吴地避难，吴人争相聘请他去教导子弟。

　　若干年后江南平定，他才返回家乡，这时已年过七十。他迁居芳茂山，虽家徒四壁，却安逸自得。官府强行起用他修撰郡志，虽年事已高，但仍勉力治学。达官纟晋绅凡经过本郡者，都要去拜望他，应芳身着粗衣接待来客。平时谈论的也是关于教育、民情等，教人行善之志始终不减。其诗文高雅，含义深远。而他自认为心得最多的是在理学方面。享年九十七岁。

　　汪克宽，字德一，祁门人。十岁时，父亲教他学习双峰饶鲁的著作，能即刻有所领悟。读《四书》能自己断句，日夜学习，其刻苦专心的程度是别的儿童所难以比拟的。后随父亲到浮梁，向吴仲迂求教，求学之心更切。元泰定中(1326)，乡试中举，而会试落第。他愤愤不平地抛弃科举而致力于经学。研究《春秋》以南宋胡安国的《春秋传》为主，广泛参照其他各家之说，荟萃成书，名为《春秋经传附录纂疏》。关于《易》的研究，有《程朱传义音考》。关于《诗》的著作有《集传音义会通》。关于《礼》的著作有《礼经补逸》。关于《纲目》有《凡例考异》。捧着经书从各地前来求教的人甚多。至正年间，蕲州、黄州兵至，克宽的房舍财产尽被焚掠，常常无米下锅，而他却满不在乎。

　　洪武初年，克宽被招聘至京师，参加《元史》的编修。书成后，朝廷授他官职，他以年老多病辞谢，太祖赐他银币送归故里。洪武五年(1372)冬去世，享年六十九岁。

　　梁寅，字孟敬，新喻人。祖先世代务农，家境贫寒。寅完全靠自学，精通《五经》和诸子百家。多次应考不中，便放弃科举之道。集庆路招聘他为儒学训导，任职二年，因父母年老，辞归供养。第二年，各地反元起义蜂起，梁寅隐居，以教授子弟为业。

　　太祖平定四方后，诏征天下名儒编修礼乐，寅应征，这时他已六十多岁。当时朝廷将礼、律、制度分立三局，寅在礼局。由于议论精当，受到其他儒士的推崇。全书编成，朝廷赐予金银彩帛，授以官职。梁寅以自己年老有病辞谢，回到家乡，住在石门山，四方学士登门求学，称他“梁五经”，又称“石门先生”。有邻县子弟初次任官，前来倾听梁寅的教诲。寅告诉他“：清、慎、勤是做官的三字符。”问他关于天法王道的要义，寅微笑道：“言语讲忠信，行为重踏实，这就是天德；不贪财、不害民，这就是王道。”这人回来说“：梁子所言平常得很。”后来此人因言行不检点而身败名裂。这时才有所醒悟地对人说“：我不敢再去见石门先生。”梁寅享年八十二岁。

　　赵汸，字子常，休宁人。天资过人。拜师求学之初，读朱子注释的《四书》，有许多疑问不能解决，便通读朱子的全部著作。他听说九江黄泽的学问道德都好，即去与之交游。黄泽治学以自思自悟为主，采用启发式方法教育他人。赵汸一再登门拜访，从泽那里得到对《六经》疑难问题千余条的解释后才回归。不久，又在那里留住了两年，得到黄泽口授六十四卦的大义与学习《春秋》的要领。以后又与临川虞集交游，从虞集那里得知吴澄之学，回家乡筑“东山精舍”，专门读书著述。他每天鸡鸣即起，静心默坐。从此以后，其学问造诣日趋精深，诸经无不贯通，尤精于《春秋》。他最初送给黄泽看的著作为《春秋师说》三卷，后来扩充为《春秋集传》十五卷。《礼记》经解中“属辞比事《春秋》教”一语，汸据此又著《春秋属辞》八篇。凡学《春秋》者，必先查考《左传》所载事实。西晋杜预、北宋陈傅良都是这样，有所收获。汸认为他们各有不足，于是又著《左氏补注》十卷。当时正值元末，义军蜂起，汸在战乱中颠沛流离，但读书做学问的事却从未懈怠。

　　太祖平定天下，诏修《元史》，汸被召去参与其事，书成即辞归，不久去世，年仅五十一岁，学者称他为“东山先生”。

　　薛瑄，字德温，河津人。天资聪敏，初上私塾学堂，就攻读《诗》、《书》，并能背诵。其父薛贞任荥阳教谕时，瑄亦随行，这时年仅十二岁。所做诗赋受到荥阳监司的赞赏。当得知高密魏希文、海宁范汝颢精于理学时，薛贞把他二人聘为薛瑄师傅。从此，瑄将所做诗赋全部焚毁，潜心于探究程颢、朱熹学说的渊源，以至于废寝忘食。后来其父调鄢陵为官，瑄成为鄢陵生员，永乐十八年(1420)，参加河南乡试，中第一名，第二年又中进士，因省亲归家。父亲去世，瑄完全按照古礼守丧。宣德年间守丧期满，授任御史。这时，杨士奇、杨荣、杨溥执政，想招见他，他不肯去。出朝监湖广银场，每天研究理学著作，学问更有进步。因母亲去世，归家守丧。

　　正统初回朝，尚书郭..举荐为山东提学佥事。他首先向学士宣布白鹿洞学规，亲自为学生讲课。有才学的人感到他很宽厚，不肖者则惧怕他的严厉，都称他为“薛夫子”。王振问三杨“：吾乡谁可为京卿？”三杨提出薛瑄。于是召瑄为大理寺左少卿。三杨明白用瑄是王振的意思，欲要瑄去见王振，由李贤把这意图告诉薛瑄，瑄严肃地说：“朝廷拜官授爵，却去向私家谢恩，这样的事我不干。”其后凡在东阁议事，公卿们见振多打躬作揖，唯独薛瑄屹然不动，振去向他施礼，瑄也不还礼，从此王振对瑄怀恨在心。

　　某指挥去世，其妾美貌，王振的侄子王山欲纳为妾，指挥之妻不允，妾便诬陷指挥之妻毒杀亲夫，下都察院审讯，屈打成招。瑄及同僚为指挥之妻申冤，三次都被驳回。都御史王文秉承王振的旨意，诬劾瑄及左、右少卿贺祖嗣、顾惟敬等故意制造王山的罪名。王振又暗示谏官弹劾薛瑄等受贿，均被下狱，论瑄死罪，祖嗣等减刑惩处。瑄在狱中等待处决时，仍读《易》如故。薛瑄有三子，一子愿代父死，另二子愿充军以减父罪，均未被允准。瑄行刑前，王振家奴在厨房哭泣，问他何故，他哭得更厉害，边哭边说：“听说今日薛夫子将要处斩。”王振为言所动。经刑科三次陈奏及兵部侍郎王伟的援救，免去了薛瑄的刑罚。

　　景帝即位，由于给事中程信的举荐，起任薛瑄为大理寺丞。也先入侵，瑄守北门有功。不久督贵州军饷，事毕后请求退休，学士江渊奏请留任。景泰二年(1451)，瑄被推举为南京大理寺卿。有一富豪杀了人，但久不判决，瑄依法处置。朝廷招他回京任北京大理寺卿。苏州发生饥荒，贫民抢夺了富豪粮食，焚烧了他们的房屋，逃往海上。王文以阁臣职务巡视江南，定苏州饥民以反叛罪，拟处死二百余人。薛瑄竭力为饥民辩护，王文愤怒地说“：这个老头还是像往日一样倔强。”然而还是减了苏民的死刑。薛瑄多次告老还乡，不准。

　　英宗复辟，拜薛瑄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入内阁参预机务。王文、于谦下狱，英宗令群臣讨论文、谦二人的罪行，石亨等主张对他们施以极刑。瑄见石亨、曹吉祥等败坏朝政，上疏呈请辞官归家。英宗内心本器重薛瑄，但嫌他年老，也就准予退休。

　　薛瑄之学本于程朱，修身教人，以恢复人之本性为主，修养很深，言行均成典范。他曾说：“自考亭朱熹以后，天理已十分明白，无须再有什么著述，只要身体力行就是了。”著有《读书录》二十卷，其文简明扼要，均是讲自己的心得，学者甚加尊崇。瑄于天顺八年(1464)去世，终年七十二岁。朝廷赠礼部尚书，谥文清。弘治年间，给事中张九功奏请供奉于文庙，朝廷则诏令瑄故乡建祠祭祀。不久，给事中杨廉清颁《读书录》于国学，让六馆学习。还请朝廷恩赐祠名，朝廷诏名“正学”。隆庆六年(1572)，批准廷臣的请求，将薛瑄供奉于孔庙之中。其弟子中间有阎禹锡，也是一代名儒。

　　胡居仁，字叔心，余干人。闻知吴与弼在崇仁讲学，便去与之交游，而完全放弃做官的念头。他治学以忠信为先，以把握善心为要，随时保持戒慎之心，因而命名他的居室为“敬斋”。他为人端庄持重，对妻子相敬如宾。时常备一记事册，详细记录自己言行的得失，用以做自我考察。他生活简朴，破旧衣服，粗茶淡饭，安逸自如。虽住在山谷中，而四方前来求学的人甚多。他告诫他们“：学是为了自己，而不是要显名于世。”谈到治国安邦，他说：“唯行王道，才能使万物各得其所。”所著《居业录》，是取“修辞立诚”之义。他常说“：与我的学理相似的莫如禅学。后生学者误认为自我反省就会流于禅学，有的欲杜绝一切思念而求静。殊不知圣贤唯有自我警戒，遇事谨慎，常存思惧之心，自然就没有邪念。这样不求静又何尝不静。故卑下之人沉溺于功利，高傲者不务实际，其弊端有二，一在所见不真，一在功夫间断。”曾做《进学箴》曰：“人们有了诚实敬戒之意，他天赋的善心就自然存在，长期身体力行，大家都有了仁爱之心，都见于行动，治家治国，就能完成圣人的事业。”

　　居仁禀性淳厚诚实，居丧期间，身体非常虚弱，非扶杖不能起身，三年不回自己卧室，与人谈话从不涉及利禄。他与罗论、张元祯友好，多次聚会于弋阳龟峰。他曾说，陈献章之学近于参禅悟道，庄昶的诗只是豪放无羁而已，此风一成，为害不小。认为一般儒生的毛病在于著述既多又杂，认为朱熹大可不必去注释《参同契》、《阴附经》这样道家的书。督学李龄、钟成相继聘请他去主持白鹿书院。路过饶城时，淮王请他去讲解《易传》，待他如同贵宾、师长。当时吴与弼以其学问而著名于世，受到朝廷重视，然学者中也有说三道四的。居仁则闭门修养，终身为平民，人们认为薛蠧之后，正直无暇者，只有居仁一人。年五十一岁而逝。万历十三年(1585)供于孔庙随同祭祀。追谥文敬。

　　余祐，字子积，鄱阳人。十九岁拜胡居仁为师，居仁将女儿许配给他。..于弘治十二年(1499)中进士，授南京刑部员外郎，因得罪太监刘瑾而落职。刘瑾被诛后，又起任祐为福州知府。镇守太监购物不付钱，民众向余祐控告，祐安慰他们，答应将此情形上报朝廷，镇守太监害怕了，稍有收敛，但却怀恨在心，遣人入京告诉其党羽：“不除去余祐，镇守什么事也办不通。”但祐素来清廉，抓不到把柄。不久，调任山东副使，父亲去世，归家守丧。三年期满，起任徐州兵备副使。宦官王敬运宫廷所用之物入京，多挟持商船，因与知州樊准、指挥王良不和，王良揭发他携带违禁物品，王敬畏罪，去求祐为他解脱，祐不允。敬诬奏樊准等殴打他，一并将余祐逮捕，被贬为南宁府同知。稍后，调任韶州知府。他投呈自劾，辞官而去。嘉靖初年调任云南布政使，因太仆寺召他回京而未成行，改为吏部右侍郎，此时，祐已去世。

　　祐墨守其师胡居仁的学说，在狱中著《性书》三卷，其中说道，程朱专以“诚敬”二字教人，学者若真能去掉不诚不敬便可，否则不能达到古人的修养境界。当时王守仁著《朱子晚年定论》，认为朱子之学最终归于存心养性。余祐则认为“：朱子论心学有三个阶段的变化，存斋记述他的话，是他年少时的见闻，后见到延平，才感到过去所说的不对，聆听五峰之学于南轩，其言论又有变化。最后改定了已发表或未发表的言论，然后本质与现象不偏废，动静交相作用，这就是朱熹最后的定论。怎能把朱熹少年时的见识说成是晚年的定论？”这种见解公开后，守仁的门徒也不敢非难。

　　蔡清，字介夫，晋江人。年少时到侯官，跟从林王比学《易》，尽得其精髓。成化十三年(1477)乡试第一，二十年中进士，但不愿做官，请求归家讲学，而后选为礼部祠祭主事。王恕主持吏部工作时，器重蔡清，调任稽勋主事。清向王恕提出两条建议，一是整顿纪纲，一是荐举刘大夏等三十余人，恕均采纳。不久，因母亲去世归家守丧，三年期满复官任祠祭员外郎，后改任南京文选郎中。有一天忽然心动，请求归家奉养父亲，回家仅两个月父亲便去世。从此居家教授学生，再不出来做官。正德改元，起任他为江西提学副使。宁王宸濠骄横无忌，每月初一、十五，地方官员都先去朝拜宁王，次日才去文庙，清认为这样不妥，应该先文庙后宁王。宁王生辰，令各地方官员穿朝服去庆贺，清认为此不合礼制，只把平时系在衣服前的围裙解掉而前往参拜，宁王颇不高兴。宁王要求恢复护卫，清背后非议。宁王欲诬陷他诋毁诏旨，清则请求辞职归家。宁王假意挽留，并欲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清之子为妻，清则坚决辞官而去。刘瑾知道天下人在非议自己，于是援用蔡京召杨时的故事，起用蔡清为南京国子祭酒。朝命刚下，而清已去世，这时是正德三年(1508)，寿终五十六岁。

　　蔡清的学术思想，最初主张静，以后主张虚，故以虚为其斋名。清平生凡事必亲自实践，虽贫而好施舍，同族乡党都依赖于他。他以精通《易》而著称。嘉靖八年(1529)，其子推官存远将他所著《易经》、《四书蒙引》呈送朝廷，诏令刊刻流传于世。万历中追谥文庄，赠礼部右侍郎。其门人有陈琛、王宣、易时中、林同、赵逯、蔡烈，均为当时名儒。其中以陈琛最称著。

　　罗钦顺，字允升，泰和人。弘治六年(1493)进士，授编修。后迁调南京国子监司业。与祭酒章懋一同教导士子。不久，送父母返乡，并请求在家奉养。刘瑾大怒，削去钦顺官职，降为平民。刘瑾被诛后复官，调任南京太常寺少卿，再调任南京吏部右侍郎，回北京任吏部左侍郎。世宗即位，命他代理尚书。不久调任南京吏部尚书，为省亲请求回归故里。后改任礼部尚书，这时正值父母去世，须在家守丧，未能赴任。服丧期满，朝廷再起任他为礼部尚书，他辞谢而不就任。再改为吏部尚书，并下诏催促他赴任，他仍推辞。最后，准许他退休，仍由地方政府按时付给禄米。钦顺所以多次不肯奉诏赴任，因为当时有张璁、桂萼这班人执掌朝政，他们树立权势，排斥正人，钦顺耻于与他们同列。

　　钦顺在家闲居二十余年，足不入城，潜于格物致知之学。王守仁创立“心学”，一时间有才学的人，不约而同皆拜他为师。钦顺致书守仁说“：圣人教化世人：既要研究学问，又要身体力行，学习各方面的知识，其教训是很清楚明白的。如果不向外界学习，而只在内心反省体验，则‘正心诚意’四字无所不包，又何必于入门之际而忙着去研究各类事物呢？”王守仁回信说“：理无内外，性无内外，故学无内外。讲习学问未尝不是内心之事，而内心反省体验也曾抛弃身外之物。”二人就“格物致知”与“正心诚意”这个传统主题进行反复辩论，直至王守仁去世。

　　钦顺的学术研究，专心致力于穷理、存心、知性这三个命题。开始从佛学入手，后渐渐认识到佛学中的错误，便排斥佛学。他指出：“佛学之明心见性，与我儒学之尽心知性外表相似，而实质不同。佛学大抵有见于心，无见于性。今人的明心之说，与佛家的禅学混为一谈，殊不知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道理不明就是因此而造成的，钦顺不能为之耽忧。”因著《困知记》。

　　钦顺自号整庵，享年八十三岁。赠太子太保，谥文庄。

　　曹端，字正夫，渑池人。永乐六年(1408)中举。五岁时见到《河图》、《洛书》，便去问他的父亲。长大后专心研究性理。他做学问必亲自实践，以求静心为要领。在读宋儒所著《太极图》、《通书》、《西铭》这些著作时，不禁感叹说：“道就在这些书里面。”意志坚定地进行研究，坐位下踏脚的砖都被磨穿了。他对父母十分孝敬，父亲好佛学，他著《夜行烛》进呈父亲，其中说：“佛学以空为性，不是自然界赋予之性。老子是以虚为道，而不是引导人之本性发展的道。”父亲十分欣赏他的见解。父母相继去世后，他在庐墓旁守丧六年。

　　端初读谢应芳的《辨惑编》，十分喜爱，便抛弃佛经、巫术、风水、时运之说。他上书本县县令，毁掉淫祠百余座，设立里社、里谷坛，让百姓祈祷丰年。逢灾荒之年，劝官府赈济，使百姓免于死亡。任霍山学正时，提倡孔孟之学，诸生听从其教诲，郡内之人都受到教化，以诉讼为耻。知府郭晟问他如何治理政事，他说：“要公道廉洁，公道则民不会谩骂，廉正则衙吏不敢欺骗。”晟恭敬地接受这个意见。他父母去世，渑池、霍州的生员都到他护守的墓边就学。守丧期满，改任蒲州学正。霍、蒲两县各上书争着要他。霍州先奏故至霍州。端在霍州先后十六年。于宣德九年(1434)去世，时年五十九岁。诸生哀悼三年，霍山人民都为之哀悼，连童子都流泪。因家贫不能运回家乡安葬，留葬霍州。二子曹瑜、曹琛，在霍山守墓，相继去世。葬父亲墓侧，后来才迁回渑池。

　　端曾说：“要学到圣人之道，须在太极上立脚根。”又说：“做人须为志士、勇士，不忘向上。”又说：“孔子、颜渊乐于仁，孔子安于仁义而乐在其中，颜渊不违仁而致其乐，程子令人自得其乐。”又说：“天下无性外之物，性无所不在，性就是理。性的别名曰太极、曰至诚、曰至善、曰大德、曰大中，名不同而道则一。”

　　当初，伊、洛诸儒，自程明道、程伊川之后，刘洵、李吁等人投入二程门下，元代河南许衡、洛阳姚枢讲道于苏门，北方之学者都奉为宗师。至明朝兴起三十余年，曹端崛起于崤、渑间，倡明这宏伟独到的学术，被当时人推为明初理学之冠，所著书有《孝经述解》、《四书详说》、《周易乾坤二卦解义》、《太极图说》、《通书》、《西铭》释文以及《性理文集》、《儒学宗统谱》、《存疑录》等。

　　霍州李德与端是同时人，也讲学于本乡，会见曹端后对诸生说：“学不厌，教不倦，乃曹子之盛德。他了解古今，通晓事变，我的学识很少能赶得上他的。古人云‘得经师易，得人师难’，你们已得到了‘人师’。”拜辞而去。端也风格高尚，命诸生将李德请来讲学。

　　曹端曾著有《川月交映图》，模拟太极，故学者称他为“月川先生”。去世后，被世人谥为静修。正德年间，尚书彭泽、河南巡抚李桢都请求将曹端供奉于孔庙一同祭祀，这个请求未能实现。

　　吴与弼，字子传，号康斋，崇仁人。父吴溥，建文时为国子司业，永乐年间为翰林修撰。与弼十九岁那年见到《伊洛渊源图》一书，非常仰慕。他不去参加科举考试，闭门尽读《四子》、《五经》及程朱的著作，数年不下楼。中年时，家境更贫，他参加耕稼，凡是不正当的利益，丝毫不取。对于四方前来求学的人，他教诲不倦。正统十一年(1446)，山西佥事何自学向朝廷举荐，请授他文学高职，后来御史涂谦、抚州知府王宁又向朝廷荐举，他都不肯接受。他曾叹息说：“宦官、佛教不除掉，要想天下治理好，是困难的。”景泰七年(1456)，御史陈述奏请朝廷聘请他为皇帝讲经，或在国子监讲学，教育贵族子弟。朝廷诏令江西巡抚韩雍备礼聘请，他仍是不肯就职。

　　天顺元年(1457)，石亨打算召来一些贤者，以表示自己对他们的尊重，便与大学士李贤商议，嘱咐他起草奏疏，向皇帝推荐。英宗命李贤起草诏书，遣行人曹隆带着礼物庄重地征召吴与弼上京。与弼到了朝廷，被授左春坊谕德之职，他上疏辞谢。皇帝在文华殿召见，问他为何辞职，回答说：“我不过是个贫贱之人，本无高深学问和高尚德行，陛下听到的并非真实情形，又不幸有好狗马的毛病。朝廷令使臣带重礼来召我，臣惭愧地受到特殊优待，不能不勉力来到京师。我今年已六十八岁，实在不能为官。”英宗说“：在宫中做官，事情不多，不必推辞。”赐锦缎酒食，遣宦官送回住处安息。并对李贤说：“此老头并非迂阔之人，务必令他就职。”皇上对他待遇越优厚，他辞谢得越坚决，上疏说：“臣学术浅陋荒疏，如果冒昧受禄，必耽误公事。”皇帝不许。与弼不得已，只有请求不穿朝服，仍住在馆舍中，借读于秘书阁。在京师留住了两月，因病力请回乡，在李贤的劝说下，皇帝同意了，派行人送还，命当地官府每月给与弼米二石。与弼回家后，上表称谢，并陈奏尊崇圣人之学说主张、广建学校等十事。成化五年(1469)逝世，享年七十九岁。

　　吴与弼初到京师，李贤推他上座，以尊敬师长之礼相待，而令编修尹直坐于侧。尹直非常气愤，出来就诽谤与弼。与弼回到家乡，知府张王贵求见不得，很不高兴，募人代与弼的弟弟投文控告与弼，张王贵立即派人把与弼逮捕至府衙大加侮辱，然后送回。与弼知道这不是出自其弟本意，仍与他友爱。编修张元桢不知张王贵诬陷与弼一事的始末，致书讥笑他，其中有“上告素王，正名讨罪，岂容先生久窃虚名”之语，尹直也把这件事写在《琐缀录》中。有人说与弼在为石亨族谱所写的《跋》中，自称“门下士”，士大夫因此对与弼有非议。后来顾允成指出“：这是那些爱管闲事的人干的。”后来，吴与弼的学生都能入祠享受祭祀，而与弼却不能。所著《目录》，都是记录自己平生学问所得。

　　其门人最著名的有胡居仁、陈献章、娄谅，其次是胡九韶、谢复、郑伉。

　　陈真晟，字晦德，漳州镇海卫人。最初参加乡试时，听说官府防察过严，不按礼节对待士人，深以为耻辱，激愤之下拒绝参加考试，从此潜心圣贤之学。读《大学或问》，见朱子反复强调主敬，乃知“敬”为《大学》的起点和基础。又得程子‘主一’之说，便专心研究，他说“：《大学》的诚意是铁门关，‘主一’二字是开关的玉钥匙。”天顺二年(1458)至朝廷呈送其《程朱正学纂要》。该书首先采用程氏学说的体制，其次采取朱子的论述，再次做二图，一图说明圣人的思维随天地一同运行，一图说明治学的思想要遵循天地运行规律，最终落脚于推举贤明导师，辅助太子，重视教育。朝廷命礼部讨论书中的建议，但为侍郎邹干搁置不办。真晟回到家中，闻知临川吴与弼在本乡讲学，便去请教，路过南昌在张元祯家留宿，俩人谈论后，元祯大加推崇，对他说：“圣人之道，自程朱以后，只有先生得其真义，至于康斋(吴与弼)，不可求见，也不必求见。”于是他又折回福建，深思静坐，自号“漳南布衣”。成化十年(1474)逝世，终年六十四岁。

　　真晟没有拜过师，只是从流传下来的经书中得到学问。他自己感到居于海滨偏僻之地，应出去访求当世学者，虽未同吴与弼讨论过学问，但二人学说颇相近似。

　　吕柟，字仲木，高陵人，别号泾野，学者称他“泾野先生”。正德三年(1508)中进士第一，授修撰。刘瑾与吕柟同乡，想召他去，柟推辞不去。瑾恼恨柟为人正直，欲杀他而后快，柟称病辞官而去，直到刘瑾被诛后，才由人荐举复其官职。乾清宫发生火灾，柟应诏陈奏六事，其中说要除去义子，遣散番僧，取回镇守太监，这些都是别人不敢说的话。这年秋，因父病辞职归家。由于都御史盛应期，御史朱节、熊相、曹皀等多次上书举荐，世宗即位后首先召柟回朝。柟上疏劝皇上勤学，以促进新政，其中说“：严格要求自己，即使独处而无人注意时，也要谨慎不苟；对上能符合天意，亲贤人远谗言，对下与百姓心心相通，这样才可以使天下太平。”

　　在讨论登基大礼问题上，与张桂意见不合。他自陈十三事，其中说大礼未定，而向皇上说奉承话日多，皇上应引为己罪。世宗大怒，将他下狱，贬为解州判官，代行州事。吕柟在解州抚恤那些孤独无靠的人，鼓励发展农桑，兴修水利，筑堤保护盐池。推行《吕氏乡约》及《文公家礼》，寻求子夏的后裔，建立司马温公的祠堂等等。四方学者前来的日多，御史将解梁书院给他们居住。嘉靖三年(1524)，御史卢焕等又多次向朝廷举荐，因而升任南京宗人府经历，后调任尚宝司卿。吴、越、闽、楚的学士随从他的有百余人。后晋升为南京太仆寺少卿。太庙火灾，自己请求罢官，未准。选为国子监祭酒，晋升为南京礼部右侍郎，兼理吏部事。世宗要亲自祭祀显陵，柟多次上疏劝阻，但奏疏未呈于皇帝。这时天象发生剧变，他乘时呈请辞官归家，六十四岁逝世。为哀悼他，高陵人关门闭户三天。解梁及四方学者闻耗，皆设灵位哀念。世宗闻知，辍朝一日，赐祭葬。

　　柟受业于渭南薛敬之，承接河东薛蠧的学术思想。其学以探求道理付诸实践为主，在南京做官时，与湛若水、邹守益共同主持讲座。做官三十余年，家无一件像样的东西，但终身没有怠惰的神情。当时天下讲学术的人，不是归于王守仁一派，就是归于湛若水一派，而坚持程朱思想不变的，只有吕柟与罗钦顺二人。其著作有：《四书因问》、《易说翼》、《书说要》、《诗说序》、《春秋说志》、《礼问内外篇》、《史约》、《小学释》、《寒暑经图解》、《史馆献纳》、《宋四子抄释》、《南省奏稿》、《经野诗文集》。万历、崇桢年间，李祯、赵锦、周子义、王士性、蒋德瞡等人，先后奏请将柟供奉于孔庙内一同祭祀。朝廷下礼部讨论，但已来不及付诸实行。其弟子有泾阳吕潜、张节，咸宁李挺等，皆有学问、德行。

　　邵宝，字国贤，无锡人。十九岁师从江浦庄昶，成化二十年(1484)中进士，授许州知州。每月初一，在学宫招集诸生，讲明义利、公私之辨。他考正春秋时人颍考叔的祠墓地点，并将魏文帝庙改为汉愍帝祠，不称献帝而称愍帝，这是遵从汉昭烈帝刘备所尊的谥号。有巫师说地下出现龙骨会有祸、福降临，故弄玄虚，邵宝将“龙骨”当众毁掉，杖打巫师，将其驱逐。他亲自考查农业生产状况，仿朱子社仓，建立粮食的积散制度，实行计口浇田法，以备灾荒。

　　弘治七年(1494)回朝任户部员外郎，后任郎中，又出任江西提学副使。在江西，他祭祀周元公(周敦颐)祠，修白鹿书院学舍，安置学士。其教育思想以求知实践为本。江西地方风俗好听阴阳家的话，以致有父母死后数十年不葬者。邵宝下令：凡士子不葬父母者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于是相继安葬双亲者数以千计。宁王宸濠欲求他的诗文，被严厉拒绝。后宸濠谋反失败，官府清查他的文书，唯独没有邵宝的片纸只字。后调任浙江按察使，再升为右布政使。在与镇守太监勘察处州银矿时提出“：开银矿耗费多收获少，劳命伤财，恐怕会引发其他事变。”奏请终止其事。晋升为湖广布政使。

　　正德四年(1509)升为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刘瑾独揽政权，邵宝在京师绝不与他往来。瑾对漕帅平江伯陈熊十分不满，想要邵宝出面弹劾，遣校尉数人去把邵宝邀到左顺门，对他进行威胁，张彩、曹元自内出来对邵宝说：“你弹劾了平江伯，以后就没事了。”宝回答说：“平江伯是功臣之后，他总督漕运不久，没有大的过失，不知弹劾他什么。”张、曹二人哑口无言，过了三天，给事中弹劾陈熊和邵宝，勒令他辞官返家。

　　刘瑾被诛后，朝廷又起用邵宝，巡抚贵州，不久调任户部右侍郎，进升左侍郎，又命他兼左佥都御史，处置粮运事宜。又参与联合勘察通川城濠。不久，奏请回家奉养父母，御史唐凤仪、叶忠等奏请留用，于是拜为南京礼部尚书。他再次上疏辞职。世宗即位，起任前官，他再次恳请辞职，回家奉养老母，世宗允准。以后逝于家中，赠太子太保，谥文庄。

　　邵宝三岁丧父，对母亲过氏至孝。刚十岁时，母亲有病，他撰文祝告天地，愿减短自己的生命而使母亲益寿延年。后来辞官归家奉养母亲时，他左手已麻木，但仍从早到晚侍奉母亲，从不懈怠。其学问以程朱之学为本，曾说：“我愿做个名符其实的士大夫，不愿为假道学。”年轻时在南畿中举，受到李东阳的赏识。其诗文典雅，效法东阳。他博览群书，一有心得便记述下来，取程子“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义，因取名为“日格子”。其著作有《学史录》、《简端录》。巡抚吴廷举将此二书进呈朝廷。此外还有《定性书说》、《漕政举要》诸集若干卷。学者称他为“二泉先生”。

　　杨廉，字方震，丰城人。父杨崇，曾任永州知府，受业于吴与弼弟子胡九韶。廉继承家学，早年就以文章著称于世。成化末年中进士，改为庶吉士。

　　弘治三年(1490)，授南京户科给事中，第二年京师地震，杨廉就此事弹劾执政大臣。五年，借发生灾异的时机上陈六事：一、经筵停罢时，应令讲官每天轮流值班听候皇上询问。二、招回因直言规谏而遭贬谪的官员，不当限定台臣谏诤皇上登基后的事。三、治两浙、三吴水患，停止额外织造。四、招回隐退诸臣。五、修改法律条例。六、发生灾异应鞭策甚至罢免某些大臣。最后还说，凡国家大政方针，应招集大臣面议，给事中、御史随后驳正。这些意见孝宗都加以采纳。吏部尚书王恕遭到诽谤，廉奏请斥责诽谤者及奸邪之人，劝皇上不要被他们所迷惑。母亲去世，服丧期满，起任刑科官员。他奏请祭祀薛蠧，将其《读书录》贮存于国学。第二年三月，诏令下旬开经筵，为皇帝讲解经文。杨廉认为：“按成例，经筵一月举行三次，如果上月终开始，下月初即停止，那能进讲多少？而经筵开始后，隔日继讲，今迟一日开经筵，就会停一日之讲。”这个意见上呈给了皇帝。因父亲年迈，为就近奉养，调至兵科。宦官李广死，从他那里获得廷臣贿赂他的账册。谏官弹劾行贿的人，皇帝本想追究，但又中止。廉率领同僚力争，皇帝拒不接受惩办行贿者的请求。随后，廉申明祀典，认为宋儒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朱熹从祀之位应排在汉、唐诸儒之上。孔子故乡阙里的孔庙中，当改立木神位“，大成”本是乐名，用于作为谥号，不合谥法。这些意见均未采行。调南京光禄寺少卿。

　　正德初改任太仆寺卿，又改任顺天府尹。这时京都军队多次调遣，其车费动辄数千金。廉奏请用大兴县递运余银供给。还奏请豁免夏税粮一万五千石。考虑到州县会对百姓巧取豪夺，而设置“岁办簿”，登载税收，使地主官吏无法作弊。乾清宫遭火灾，廉极力陈奏时政之失误，但奏疏被扣留未进呈皇帝。第二年升南京礼部右侍郎，上疏劝阻皇帝南巡，这奏疏也未上报皇帝。武帝驻南京，命百官着军服朝见，廉认为不可，请求依照通常朝拜礼仪，还请皇上去谒见太庙，这些意见均被采纳。世宗即位，调任尚书。

　　杨廉与罗钦顺友好，讲求“居敬穷理”之学，认为文章必以《六经》为本。他自礼乐、钱粮至星历、算术，都知其本末。学者称他为“月湖先生”。他认为帝王治国之道，最要紧的是按照《大学》中的教导。自从任给事中起就上书说“：向皇帝进讲，首先应该是《大学衍义》。”于是首先呈进《大学衍义节略》。在上疏议论大礼时，援引程颐、朱熹的话为证，并说：“今持异义的人都是根据欧阳修的话，然修于‘考’之一字，虽加于濮王，却未止于仁宗。而今不用于孝宗，这也是修所不同意的。”他八次上疏请求退休，至嘉靖二年(1523)允准。他在家住了两年便去世了，享年七十四岁。赠太子少保。谥文恪。

　　马理，字伯循，三原人。同乡尚书王恕居家讲学著书，马理从他交游，受到他的指教。杨一清督察学政，见马理、吕木冉、康海的文章，大加赞赏说：“康生善于文章，马生、吕生精通经学，都是天下才子。”马理乡试中举，进入国学，与吕木冉及林虑马卿，榆次寇天叙，安阳崔铣、张士隆，同县秦伟等，每日切磋学问，名震京都。高丽使者仰慕他们，把他们的文章抄录带回本国。马理因父母相继去世，未参加科举考试。安南使臣到京后，问主事黄清：“关中马理先生在哪里，为何没有做官？”外国人对他如此敬重。

　　正德九年(1514)中进士。当时杨一清为吏部尚书，立即提升马理为稽勋主事。告假归家。后起任考功主事。与郎中张衍瑞等劝阻皇帝南巡。皇帝不仅不采纳他们的意见，而且令他们跪在宫殿门口，施以杖刑，夺去俸禄。不久，马理又告假返乡，在家乡教授生徒，向他求学的人很多。嘉靖初年，起任马理为稽勋员外郎，与郎中余宽在朝廷大殿上争论大礼问题。皇帝下诏将其逮捕入狱，再施以杖刑，剥夺俸禄。其后多次调任考功郎中。已故户部郎中庄绎，正德时首次引导刘瑾考核天下库藏。刘瑾败，庄绎也被削职。现在又有人奏请核查，当权者提出让马理担任此事。马理坚持不可，查核之事也就此停止了。嘉靖五年(1526)，考察地方官吏，大学士贾咏、吏部尚书廖纪出于私怨，要除去广东副使魏校、河南副使肖鸣凤、陕西副使唐龙。马理力争，指出：“此三人督察学政，名著天下，一定要除去三人，就请把我马理除掉。”三人终免于罢职。第二年考核京官，罢黜张璁、桂萼党羽吏部郎中彭泽，而璁、萼竟得到皇帝的同意，留用彭泽。马理提升为南京通政参议，请求辞官而去。在家闲住三年，起任光禄寺卿，不久又告假回家。十年以后，再度起用为南京光禄寺卿。不久告老还乡。嘉靖三十四年，陕西地震，马理与妻皆蒙难。

　　马理的学问道德纯正深厚，居丧以古礼及司马光《书仪》、朱熹《家礼》的规定折衷使用，与吕木冉并为关中学者的宗师。穆宗即位，赠右副都御史。天启初，追谥忠宪。

　　魏校，字子才，昆山人。先祖本姓李，居住在苏州葑门之庄渠，自号“庄渠”。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担任过南京刑部郎中。守备太监刘琅凭藉刘瑾之势，甚为猖狂，竟自行审案送司法惩治，谁都不敢阻抗。魏校按法办事，不徇私情。改任兵部郎中，因病告归。嘉靖初年起任提学副使。亲丧守孝期满，补为江西兵备副使。后历任国子祭酒、太常寺卿，不久退休。

　　魏校为胡居仁的私淑弟子，学术思想主“敬”，而贯彻儒家各派学说，尤其选择了其中的精华。其著述有《大学指归》、《六书精蕴》。去世后谥号恭简。唐顺之、王应电、王敬臣都是其弟子。唐顺之自有传。

　　王应电，字昭明，昆山人。受业于魏校。特别爱好《周礼》，认为《周礼》自宋以后，胡宏、季本各有著述，指责其中的缺点、破绽，长达数十万字。余寿翁、吴澄则认为《周礼》中之《冬官》并未佚失，可散见于其他五官之中，他们重新进行编排。近世何乔新、陈凤梧、舒芬也都各以己见来对《周礼》进行更定。这些都是诸儒之《周礼》。应电深入研究十数年，先求圣人之心，追溯周礼之源，其次考察天文和原设官的用意，推论五官离合的原因，最后看出全书的体系。从显而易见的方面探索那些隐而未见的方面，从细小而演绎全体，著成《周礼传诂》数十卷。他认为后代百世继周代治理天下，其制度渊源于此。嘉靖中，应电家庭在兵乱中被毁，他独自流落到江西泰和，将其著作送请罗洪先指正，洪先非常佩服。翰林陈昌积以尊师之礼对待他。胡松巡抚江西，将应电的著作刊行于世。

　　应电还研究并精通文字学，订正了《说文》中一些错误，著《经传正伪》。关于文字学的著作，还有《同文备考》、《书法指要》、《六义音切贯珠图》、《六义相关图》。逝于泰和。陈昌积经办他的丧事，送回昆山安葬。

　　王敬臣，字以道，长洲人。江西参议王庭之子。十九岁受业于魏校。禀性至孝，父亲背生痈疽，敬臣用口吸舐；父年迈，目眩眼花，他卧于父亲榻边，夜不解衣，闻有咳嗽声，立即起来询问，侍奉继母与侍奉父亲一样细心。婆媳不和，他十三年不入室与妻子同居。他最初受业于魏校时，曾认为议论不如著述，著述不如实践，故居家常闭口不言谈议论。然自见耿定向以后，定向告诉他说，圣贤无独成之学，须相互讨论。从此以后，对前来求学之人引导扶持，其弟子有四百余。其学以“慎独”为本，不自立门户。乡里尊称他“少湖先生”。

　　万历中，由于廷臣的推荐，朝廷召他入京授国子博士，他没有去。诏令以所授官职退休。万历二十一年(1542)，巡按御史甘士价又举荐他。吏部看他年事已高，奏请令当地官府经常以最高礼节对待他，得到皇帝的批准。享年八十五岁。

　　潘府，字孔修，上虞人。成化末年进士。宪宗去世，孝宗即位，潘府上疏奏请皇帝按制行三年丧礼。他说：“子为父、臣为君都要着孝服守孝三年，这是至仁至义的大事。汉文帝崩，遗诏减少服丧期间，是为天下臣民着想，但景帝即位自己却不按制守孝三年，从而使千古纲常遭到破坏。晋武帝欲按旧制而不能行，魏孝文帝也未完全实行，宋孝宗锐意复古，也未能推行于下，这些都不足以成为圣王之至孝。先帝忽然驾崩，臣子庶民都怀哀痛之心，陛下忧伤不已，穿孝衣临朝，百日未改。望陛下力排众议，决心执丧三年，一如三代旧制。诏令礼官参考经史所载规定，使丧事不违礼仪，朝廷不耽误政事。定为不可更改的制度，传于子孙后代，岂不是件伟大的事情。”奏疏呈上后，朝廷诏令内阁辅臣会同礼官详细讨论，都认为要实行原来制定的制度，但终究未能实行。

　　潘府被任命为长乐知县，在该县教民实行《朱子家礼》。他亲自到郊野去访问民间疾苦。田夫野老都感到潘府待民亲切，纷纷请求著文题辞，潘府欣然同意。后调升南京兵部主事，陈奏有关军民利害的七件事。父亲去世，守丧期满，调任北京刑部主事。这时发生了旱灾、蝗灾、星变、北寇入侵、孔庙失火等不幸事故，潘府上疏呈请整治内政，抵御外敌入侵。又呈上匡正弊政的十项建议。为了就近奉养父母，请求南迁，因而改任南京兵部主事。后升武选员外郎。尚书马文升知潘府贤能，越级提拔为广东提学副使。因母亲年老，请求辞官归家奉养，不等朝廷诏令便自己回去了。随后，吏部尚书杨一清及巡按御史吴华，多次向朝廷举荐，始终未起用。

　　嘉靖改元，谏官们都荐举他，朝廷起任他为太仆少卿，后改为太常寺少卿，他请求退休。归家后隐居于南山，穿的是布衣，吃的是素食。每日以阐发经传为己任。这时王守仁在本乡讲学，离潘府家乡不过百里，而两人学术思想却颇不相同。他曾说：“做官有三本：俸禄薄为廉之本；不沉溺于声色为勤之本；不听谗言、不徇私情为明之本。”又说：“荐举贤人应唯恐落后于别人。论功应唯恐在前。”年七十三岁而卒。按成例，四品官只赐祭，而世宗重视府的孝道行为，特诏令赐葬。

　　崔铣，字子钟，安阳人。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编修。他在参与编修《孝宗实录》时，与同僚去见太监刘瑾，独他一人对刘瑾只揖不拜，因而得罪了刘瑾。《实录》成书后，调任南京吏部主事。刘瑾被诛后，召回北京官复原职，充任经筵讲官，又晋升为侍读。因病归家，建“后渠书屋”，在其中读书讲学。

　　世宗即位，升崔铣为南京国子监祭酒。嘉靖三年(1524)，朝廷召集群臣讨论追尊世宗生父兴献王为皇考恭献皇帝的大礼问题，长期议而不决。大学士蒋冕、尚书汪俊都因坚持反对意见而被罢官，其他许多人或被排斥，或受杖刑，或流放边戍，只有张璁、桂萼等人一时受到重用。崔铣见此情形，上疏辞职，并弹劾璁、萼等说：“臣考察各种议论，那些赞成的人，其文是为欧阳修所唾弃的，其情则是仰承皇上的意图，力求得到高官厚禄。强悍者不怕违法而激怒了皇上，软弱的人则以甜言蜜语而动听。没有大功大德的人而很快得到官爵，这样能不使那些侥幸之徒接踵而来吗？臣听说天子总是力图获取天下臣民的欢心，以尽忠孝之职，而未听说只去获取一二人之欢心。对这些本无大功大德的人行赏，恰恰表明是自己宣扬徇私而已。遵守圣人之道者为忠臣，忠则违背皇帝旨意；讨好皇上的为奸邪，邪则离经叛道。如今忠者日渐疏远，邪者却日益富贵。一邪就会扰乱国家，何况使他们富贵。”世宗看后不高兴，令铣退休。十五年后，又起用为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升南京礼部右侍郎。不久因病辞官。死后赠礼部尚书，谥文敏。

　　铣年少时轻佻不稳重，好饮酒，虽饮数斗而不醉。中年自厉于学问，言行皆有准则。曾说：“学在治心，功在慎于言行。”又说“：孟子所谓良知良能，是就心的作用而言。爱亲人，敬长者，是人的本性。若去良能而只有良知，那就是霸儒。”做《政议》十篇，其《序》说：“三代以上，实行井田、封建制，百姓固守家园，故圣人之道易行；三代以下，开阡陌，实行郡县制，百姓流动，故圣人之道难成。何况以后每况愈下，直至今日。然要人心不异，关键在于统治他们的人。”《政议》各篇之论说，都是说明这个意思。

　　何瑭，字粹夫，武陟人。七岁时，见家供佛像，坚决请求去掉。十九岁读许衡、薛蠧的遗著，废寝忘食。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选为庶吉士。阁试考题为《克己复礼为仁论》，何瑭在其文章中写道“：仁就是人，礼是人的元气，它现受到风寒暑湿的侵蚀。人若能不为邪气所侵，则元气复，元气复就成为人了。”此言为学人们推崇。刘瑾窃取朝政后，有天赠翰林每人一把川扇，有的去拜见刘瑾。当时瑭为修撰，对刘瑾只行长揖礼，瑾怒，不赠扇给瑭。受赠者又去拜谢，何瑭严肃地说“：何必那样低三下四。”刘瑾大怒，追问谁讲此话。何瑭毫不畏缩地回答“：修撰何瑭。”他知道必为瑾所不容，多次上疏请求隐退。直到瑾被诛后，才复官。在给皇上讲经说史时，触犯忌讳，贬为开州同知。在开州修黄陵冈堤有功，升为东昌府同知。但他请求辞官回乡。

　　嘉靖初，起任山西提学副使，因守父丧而未赴任。服丧期满，起用他提学浙江。他在浙江重本求实，士气大变，不久，晋升为南京太常寺少卿。与湛若水等提倡古太学之法，学者一致推崇他为宗师。他历任工、户、礼三部侍郎，晋升为南京右都御史。不久退休。

　　当时，王守仁以道学著名于世。何瑭独默不语。他曾说：“陆九渊、杨简的学说流入禅宗，阻挡仁义的盛行。后世学者未学得子游、子夏的十分之一，而其议论却超过颜渊、曾子。这是吾道之大害。”在家乡居住了十余年，以孝悌忠信教育子孙。父母相继去世，哀痛不已。死后谥文定。所著有《阴阳律吕》、《儒学管见》、《柏斋集》十二卷。皆流行于世。

　　唐伯元，字仁卿，澄海人。万历二年进士。历任万年、泰和二县知县。为政有利于民，两县人民为他建立生祠。后调任南京户部主事，晋升郎中。

　　伯元受业于永丰吕怀，言行踏实，深恶王守仁的新学说。朝廷将守仁供于文庙祭祀，伯元上疏反对，并请求从文庙中去掉陆九渊的神位，而将有若及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朱熹五人列入十哲。在各乡祭祀罗钦顺、章懋、吕木冉、魏校、吕怀、蔡清、罗洪先、王艮。其奏疏刚下部议，就遭南京给事中钟宇淳的反对，伯元也因此被贬为海州判官。后调任尚宝司丞。吏部尚书杨巍，很不喜欢王守仁的学说，同意伯元的奏疏，因而调伯元为吏部员外郎，后历任考功、文选郎中，辅佐尚书孙丕扬澄清吏治，杜绝贿赂。任期满后推荐为太常少卿，但未被朝廷任命。当时吏部推荐的陈奏皆被扣留，不进呈皇帝，伯元说：“贤愚同被滞留不提拔任用，朝野为之叹息，这是因为臣所提建议不当所致，呈请准于辞职。”皇帝很不高兴，特准他辞退，并把他的奏疏扣留下来，不交廷臣议论。过了两年，在甄别吏部诸郎中时，看到伯元的名字，命改南京吏部任职，此时伯元已过世了。

　　伯元生活清苦淡薄，别人难以忍受，他却能怡然自乐，成为岭南士大夫的表率。

　　黄淳耀，字蕴生，嘉定人。当学生时，就深恶科举文章华而不实。他的文章，以六经为范本，讲求典雅。名士追求名利，他对名利表示淡漠。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及第后，回家潜心钻研经书。布衣粝食，家徒四壁。

　　京师陷落，福王在南京即位，诸进士都授官职，唯独淳耀不去应选。南京沦陷，嘉定城破，淳耀愤慨不已。与渊耀入庙宇，准备自尽。僧人对他说：“你没有做官，不必死。”淳耀说：“我与嘉定共存亡，岂可有贰心。”向僧人索求纸笔，写道“：弘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进士黄淳耀自杀于城西僧舍。呜呼！进不能为朝廷效力，退不能洁身自隐，读书受益不多，学道无成，内心不安，夜不能寐。”与渊耀相对，悬梁自尽，时年四十一岁。

　　淳耀二十岁就著有《自监录》、《知过录》，立志于圣贤之学。每天将白天所做之事，在夜间记录下来，凡语言之得失，思念之纯杂，无不记载，以备自己反省改过。其诗文均仿效前代贤臣。著有《陶庵集》十五卷。其弟子奉谥号曰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