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孔子说：“君子以义作为根本，用礼加以推行，用谦逊的语言来表达，用忠诚的态度来完成，这就是君子了。”

　　这段孔老夫子给我们讲到『君子义以为质』，这是讲操行，德行。这个「义」是循理的意思，事事都符合天理、符合道理，这就适宜了。所以义也是可以做为宜字来讲，义者宜也。一件事情合不合适、该不该做，那得看符不符合天理，或者说符不符合我们的良心，天理良心都能符合，这就是义。那么『礼以行之』，这个「行」就是要办事。行事做人当然都要讲礼，「不学礼，无以立」，儒家特别重视礼。刚才讲的，义做为本质，这是我们的德行，表现在外面的是礼。一个有德的君子肯定是彬彬有礼，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个质就是刚才讲的义，文就是礼，礼文。不可能说有操行的、本质好的人，外面的礼却一点不象话，这个不可能，「诚于中而形于外」。当然礼一定要学，有德者必定欢喜学礼，一定是好学的。如果他不喜欢礼，这个人的德行就要打问号了。如果不懂礼，很容易得罪人，令人生烦恼。真正有德行的人，他不会让人生烦恼，他不忍心让人生气，生气就等于是伤他的身体，有仁爱心的人，怎么忍心这样做?所以他肯定很乐意去学礼，「礼以行之」，处事待人皆用礼，这就能够让一切接触你的人都生欢喜心。

　　『孙以出之』，这个「孙」通谦逊那个逊字，它是通假，所以这里不念孙，念逊，是谦逊的意思。「出」是指出言要谦逊。我们内心合乎义，外表合乎礼，这个是一个有德君子，但是不能够骄傲，这一骄傲就什么都不是。孔子讲「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一个人即使是再有才华，但是他骄傲或者是吝啬，或者是两者兼有，那这个人不足观也已，不用再看了，再好也有限，好不到哪去。所以一定要谦逊，「谦受益，满招损」。谦逊，这里特别提出出言要谦逊，不能出言不逊，这是傲慢的表现。往往得罪人，遭祸殃，都是语言上没有谨慎，所以孔子在这里特别提出出言要谦逊。

　　还不止，还要『信以成之』。「信」是诚实，做人要诚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这个人就不能够立足。所以诚信是很重要的德行，特别是我们要做事，要在这个世间去立足，有所成立，信实就非常重要，所以「信以成之」，成就你的事业。很多企业家，特别是很有作为的、很有成就的企业家都不约而同的说，诚信是生意场上一个很重要的成功关键。如果不讲诚信，这企业不会活很久。李嘉诚先生，华人首富，他总记着他母亲对他说的话，他母亲是庄夫人，跟他讲说经商如同做人，诚信当头则无危不克。哪怕你遇到危机，你也能够平安度过，因为你有诚信。对于企业如是，对于国家也如是。

　　曾经子贡请教过孔老夫子，说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什么?孔老夫子回答了三桩事情：第一个足兵，第二足食，第三民信之矣。足兵就是这个国家要有武力，有强大的军队、警察，我们现在讲的国家机器，这个是防御系统，这是兵。另外，足食这就是粮食充足，我们现在讲的经济建设要繁荣，民生要注重。第三民信之矣，人民老百姓能够相信这个政府，这政府有信用。子贡很会问，他问如果这三样一定要去除一样，只能保留两种，那先去除哪一样?孔老夫子讲去兵。国家可以不需要防御系统，但是要足食，老百姓得吃得上饭，还要有信。子贡又问，必不得已而去其一，还要去一个，去哪一个?孔老夫子说去食，然后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可见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不是粮食，不是军队保卫系统，最重要的是政府有信誉。人民百姓对政府有信心，他拥护政府，这个国家就能够度过难关。

　　所以这个信很重要，不仅对人，一个人，如果无信则不立;一个企业，无信也不能成;一个国家也是，无信就会灭亡。你看历朝历代的末代君王就是失信于民，才导致亡国。你说就是近代，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取得政权，打败国民党?那就是因为国民党当时无信了。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国民政府当时人心涣散，都个人想着自己的个人利益，都在那里接受日本投降的这些战利品，想着充实自己的私囊，没有以国家总体利益为重。而共产党当时真的取信于民，你看看当时唱的那个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真做到了，绝不取老百姓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你看这都是纪律。所以取信于民，人民就拥护，小米加步枪能够打败国民党的飞机大炮，不是没道理的。所以「信以成之」，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

　　孔老夫子给我们讲出君子的四样，「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最后赞美一句『君子哉』。这种人，就是你做到了四个方面的，你就是君子。那我们对照对照，自己能不能够堪称君子这个德号，这四样有没有真做到?学《论语》，为什么而学?我们要做君子、做圣贤，我们为这个学的。不是说就为了增长点知识，好像懂得一些国学，被人称赞说你真有学问，跟自己立身立德毫不相关，这就学歪了，只是学了个皮毛。学这些圣贤之道最重要的，是在自身上去力行。所以《论语》每一句都要回归到自己身上，夫子在这讲的话就好像面对面对我讲的，不是二千五百年前对弟子讲的，跟自己毫不相关，那这样学《论语》一点受益都没有。句句如对着孔老夫子，接受夫子的教诲。那「君子哉」一句这是勉励我们要做君子，我们自己直下承担。

　　我们再看蕅益大师对这一章有一个批注，「行之，行此义也。出之，出此义也。成之，成此义也。卓吾曰：不是以义为质，以礼行之，以孙出之，以信成之。方外史曰：须向君子二字上着眼」。这是蕅益大师的点睛注。《论语》我们知道，蕅益大师批注这部《论语》有良苦的用心，他是佛教的大师，为什么来注儒家的经典?正是因为大乘佛法的修学建立在儒和道的基础上。佛法传到中国来，有大乘有小乘，小乘的经典翻译了很多。佛讲过，「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者，非佛弟子」，这是《佛藏经》里面的话。意思说你如果不在小乘上打基础，就立马到大乘上学，你学空了，空中楼阁，你没有成就，非佛弟子。所以一定要有小乘的根基才能入大乘。但是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小乘兴旺了一下，它只有两个宗：成实宗，俱舍宗。在唐朝兴旺了一下，后来没人学了。但是大乘佛法八大宗，却是代代有贤人出、有圣人出，成就非凡。

　　那佛这个话是不是讲错了?怎么中国人不学小乘可以大乘上有成就?原因是中国的儒和道很好的取代了小乘，做为大乘的基础，因为中国人他都学儒学道。而儒和道的学问跟小乘很相应，甚至比小乘要更殊胜，更容易引导我们入大乘。因为儒和道教我们怎么做好人，怎么做世间圣贤。你这个基础打好了，入大乘佛法，做出世圣贤就水到渠成。所以蕅益大师他自己就是这样学过来的，他是精通儒和道，当然大乘也是更加精通。他在晚年特别批注四书，就是引导我们来学习大乘，在儒、道的基础上能够顺顺利利入大乘。而他批注四书，完全用的是大乘佛法的义理，让我们既学了儒，又学了大乘，很圆融。因此，我们除了采用先儒的批注以外，特别选取蕅益大师的《批注》，把儒释道贯通起来来学习。

　　他老人家批注《论语》是在四十九岁那年，他老人家寿命不算长，五十七岁就往生，但是著作等身。他批注四书的那一年，正是批注《阿弥陀经要解》那一年，先批注《阿弥陀经要解》，再批注四书。他注了《弥陀要解》之后，后代民国印光大师赞叹，说蕅益大师批注的《弥陀经要解》，古佛再来重新给《弥陀经》批注，也超过不了蕅益大师的《要解》，换句话说，蕅益大师那个时候已经有古佛的境界。他先批注《弥陀要解》，再批注四书，你就可知他批注四书也是古佛的境界，所以这个所注的至真至妙。很多先儒没看出来的意思，蕅益大师给它注出来。刚才我跟大家解释的是采用李炳南老先生的《讲要》，他是用先儒的批注，主要刚才谈到的就是郑康成的注，这是东汉时期的大儒。

　　那么我们现在看蕅益大师的批注。他说行之，行此义也，他把这四样君子的德行归一，归在一个「义」上，义以为质。义以为质就是他的内心，义是体，质可以当作体来讲，君子全体就是个仁义，自然他一切的言行都符合义。所以礼以行之，这个行之，行什么?就是行此义。这个义是性德，君子所行所言都符合性德。性德那是本质，自性是体，所以义以为质。这个质如果用本质、本体来讲，那就非常的恰当。其实不光是君子义以为质，凡夫一切人，我们即使现在没有当君子，还是义以为质。我们的本体本性都是一样的，「人之初，性本善」，皆是义以为质，只是我们现在没行出来，区别在这里。我们有，但是没有行出来，性德不能彰显，被我们的烦恼习气给覆盖住，所以这个本质它就没办法表现出来。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他能行出来，能够发挥表现出来，这是跟凡人、跟小人不同的地方。所以行也就行此义也，都是性德流露。所以礼也是性德，不是外面的那一套，圣贤人制定的一套规矩来规范我们的那个是礼，不是。礼是我们每个人本性中具有的性德。现在性德被蒙蔽了，我们还要向外学，向圣贤学，学一套礼。学了之后干什么用?那是为了把我们的性德恢复出来，等你真正恢复性德，你不用再向圣贤学，你自己所行的都是符合礼的，这叫礼以行之。

　　出之，出此义也。孙以出之，出言也是符合这个性德，符合这个义的本质，所以谦逊也是性德。信以成之，成之也是成此义也，这是性德的作用，这成就了。所以圣人教导我们，不是说牵着我们的鼻子走，我们只能跟圣人走，不是。圣人的目的是让我们回归到本性上，这个本性你一得到了，你自然所行、所出、所成，无不符合义。现在我们确实还没有恢复性德，那就要圣人拉着我们走，给我们指点。就好像我们学《弟子规》，《弟子规》是礼，《弟子规》教我们逊、教我们信，这套规矩都是帮助我们恢复性德。那你真正成就性德了，还要不要《弟子规》?你就不要了，但是你所行所言全都符合《弟子规》。所以我们知道现前我们学习的阶段。

　　蕅益大师又引李卓吾先生的话。这是明朝李贽，也是一位大儒，他有一个《四书评》的批注。他说不是以义为质，这个不是贯穿到后面，也不是以礼行之，也不是以孙出之，不是以信成之。你看就把这个字调换了一下。孔老夫子讲义以为质，不是以义为质;礼以行之，不是以礼行之;孙以出之，不是以孙出之;信以成之，不是以信成之。从这就看出君子的境界就高了，这种君子他已经是跟圣贤的境界相当了，就是他已经恢复性德，他已经得到了义。礼、逊、信他都得到了，然后他只是去表现出来。

　　那没证得这个自性的人，我们讲凡人，凡人那就要学，所以以义为质。我们本身沾染的习气太重，好像这个本性都已经变得坏了，变恶了，现在要倒过来，要以义为质，等到你真正恢复性德，成就圣人了，你就义以为质了。那我们现在没有恢复性德，要以礼行之。学《弟子规》，这以礼行之，如果不以礼，那你行出来的全是非礼，所以要以礼行之。等到恢复性德之后，简单的说，做到自然了，自然合乎礼了，就礼以行之，你的礼是得到了。所以你所行皆是符合礼的，不用再特意、作意去行那个礼，它是自然的。

　　出言也是这样，自然就谦逊，不用刻意，以孙出之是刻意，我还得想想，话未出口，先想想该不该出口，是不是谦逊，这叫以孙出之。以信成之，这都是有作意，都不自然，这种人是在学的阶段，还没成就君子。但是很难得，是个好学的人。成就君子了，一切都自然而然，因为他本质恢复了。所以方外史说须向君子二字上着眼，这是我们求学的目标，要做一个真正的君子。做到君子，基本上世间人看就是圣贤，只是他自己还没满足，还没有真正做到圆满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