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鏊《亲政篇》阅读答案及原文翻译赏析

《亲政篇》是明代书法家王鏊所写的一篇文章。本文尖锐地指出上下间隔不通的危害，切中时弊。然而，他提出的恢复内朝亲政的办法没有被采纳。武宗以后，皇帝吏加亲信宦官，政治更加腐败，明朝终于走向灭亡的道路。

原文

《易》之《泰》②：“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盖上之情达于下，下之情达于上，上下一体，所以为“泰”。下之情壅阏(è)而不得上闻，上下间隔，虽有国而无国矣，所以为“否”也。

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见，止于视朝数刻；上下之间，章奏批答相关接，刑名法度相维持而已。非独沿袭故事，亦其地势使然。何也？国家常朝于奉天门，未尝一日废，可谓勤矣。然堂陛悬绝，威仪赫奕，御史纠仪，鸿胪举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视之，谢恩见辞，湍湍而退，上何尝治一事，下何尝进一言哉？此无他，地势悬绝，所谓堂上远于万里，虽欲言无由言也。

愚以为欲上下之交，莫若复古内朝之法。盖周之时有三朝：库门之外为正朝，询谋大臣在焉；路门之外为治朝，日视朝在焉；路门之内为内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视朝，退视路寝听政。” 盖视朝而见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听政而视路寝，所以通远近之情。汉制：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门曰承天，元正、冬至受万国之朝贡，则御焉，盖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极门，其西曰太极殿，朔、望则坐而视朝，盖古之正朝也。又北曰两仪殿，常日听朝而视事，盖古之内朝也。宋时常朝则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则垂拱殿，正旦、冬至、圣节称贺则大庆殿，赐宴则紫宸殿或集英殿，试进士则崇政殿。侍从以下，五日一员上殿，谓之轮对，则必入陈时政利害。内殿引见，亦或赐坐，或免穿靴，盖亦有三朝之遗意焉。盖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极也；外朝，象天市也；内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

国朝圣节、冬至、正旦大朝则会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日则奉天门，即古之外朝也。而内朝独缺。然非缺也，华盖、谨身、武英等殿，岂非内朝之遗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刘基，永乐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日侍左右，大臣蹇义、夏元吉等，常奏对便殿。于斯时也，岂有壅隔之患哉？今内朝未复，临御常朝之后，人臣无复进见，三殿高閟(bì)，鲜或窥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积。孝宗晚年，深感有慨于斯，屡召大臣于便殿，讲论天下事。方将有为，而民之无禄，不及睹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为恨矣。

惟陛下远法圣祖，近法孝宗，尽铲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华、武英二殿，仿古内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从、台谏各一员上殿轮对；诸司有事咨决，上据所见决之，有难决者，与大臣面议之；不时引见群臣，凡谢恩辞见之类，皆得上殿陈奏。虚心而问之，和颜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尽。陛下虽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内朝所以通远近之情。如此，岂有近时壅隔之弊哉？唐、虞之时，明目达聪，嘉言罔伏，野无遗贤，亦不过是而已。

【注】①交：交通，通气。②路寝：帝王正殿所在。

1．对下列语句中加粗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上特视之，谢恩见辞／特：只，不过

B．盖天有三垣，天子象之／象：好像

C．方将有为，而民之无禄／禄：福气

D．天下至今以为恨矣／恨：遗憾

2．下列各组语句中，全都表明当时朝廷上下不通气的状况的一组是（ ）

①上下之间，章奏批答相关接，刑名法度相维持而已。

②上特视之，谢恩见辞，惴惴而退。

③愚以为欲上下之交，莫若复古内朝之法。

④而民之无禄，不及睹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为恨矣。

⑤今内朝未复，临御常朝之后，人臣无复进见。

⑥惟陛下远法圣祖，近法孝宗，尽铲近世壅隔之弊。

A．①②⑤

B．①③⑥

C．②④⑥

D．③④⑤

3．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明朝中叶，皇帝不过问政事，君臣互相见面，只在皇上临朝的短时间内。上下之间，只不过靠奏章、批答互相关联，针对这一情况，王鏊写了本文上奏皇帝。

B．文章认为，明朝重大朝会在奉天殿，平日朝奏在奉天门，只是一直以来缺少内朝制度，以致上下之间的意见阻塞不通；天下的弊病，因此积累起来。

C．文章提出，希望大臣常问皇帝起居，侍从等轮流回答咨询，各部门有事不易决断的君臣当面讨论解决，群臣上殿陈奏，都能毫无保留地说出自己的意见。

D．文章引经据史，条理分明，尖锐地指出君臣之间间隔不通的危害，切中时弊；提出恢复内朝亲政的办法，希望借此改变朝廷上下不通气的现状。

4．把下面的语句翻译成现代汉语。

（1）所谓堂上远于万里，虽欲言无由言也。

（2）君日出而视朝，退适路寝听政。

（3）惟陛下远法圣祖，近法孝宗，尽铲近世壅隔之弊。

参考答案：

1．B

2．A

3．B

4．（1）正是人们所说的殿堂之上天子比万里还远，即使想进言，也无从说起啊。

（2）君主在太阳出来的时候去临朝听政，退朝后到路寝处理政事。

（3）希望皇上远的效法圣祖，近的学习孝宗，完全铲除近代的阻塞隔膜的弊病。

译文

《周易》的《泰》卦说：“君臣上下沟通就会志向一致。”它的《否》卦上又说：“君臣上下不沟通就不会成其为国家了。”因为上情下达，下情上呈，君臣上下成为一个整体，才可以称得上“泰”。而下情受到阻隔无法上达，上下不相沟通，那么有国家也形同虚设，这就是“否”呀。上下沟通叫泰，不然则叫否，自古以来莫不如此。然而上下阻隔，没有比近世更严重的了。君臣相见，仅仅是上朝那点儿时间，上下之间，也只是奏章批复为纽带，靠法令和制度来维持而已。这并非只是沿袭了旧例，也是上下地位悬殊所造成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国家总是在奉天门举行朝会，从来都是如此，这可以称得上勤政了。然而殿堂台阶高峻，仪礼威严显赫，有御史来督察朝仪、鸿胪卿来检举失礼违法的人，通政司来引导上奏，皇帝只不过是看看而已，臣僚就谢恩告退，诚惶诚恐地退朝。照此看来，皇帝何曾办过一件事，臣僚又何曾进献过一言呢？这没有其它原因，只是因为君臣地位悬殊，关系隔绝所致，这正是人们所说的：君臣同处一殿，却有如万里的阻隔，臣僚即便有意见要陈说也无由陈说啊。

我认为，要做到君臣上下沟通，不如恢复古代内朝的制度。在周朝时候，有三种朝制：在库门外所设的为正朝，君主在这里向臣僚咨询和谋划政事；在路门外所设的叫治朝，天子每天在这里视朝；路门内所设的叫内朝，也叫燕朝。《玉藻》上说：“君主待日出时就视朝，退朝后在路寝听政理事。”这是由于在朝会上接见群臣，是为了正君臣上下的名分，而在路寝听政理事，是为了沟通远近各地的情况。按汉朝制度，有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散骑等官员的朝会叫中朝，有丞相以下至六百石官员参加的朝会叫外朝。唐朝皇城的北面的南三门叫承天门，在每年的元旦、冬至，皇帝驾临这里接受各国的朝贡，这大概就是古代的正朝吧。它的北面是太极门，西面是太极殿，每月初一、十五日，皇帝在这里坐朝，这大概就是古代的正朝吧。再往北面是两仪殿，皇帝平时在这里坐朝理事，这大概就是古代的内朝。宋朝时，皇帝平时在文德殿听朝，臣僚每五天向皇帝的请安就在垂拱殿，元旦、冬至和皇帝寿辰的庆典，在大庆殿举行，而赐宴则安排在紫宸殿或是集英殿，进士考试则在崇政殿。侍从以下的官员，每五天就有一位上殿，叫做轮对，他要向皇帝陈说当前政事的得失利害。在内殿引见臣僚，有时也赏赐他们座位，有时免去他们穿朝靴的礼节，这大概还保留着三朝制度的遗风吧。原来上天有太微、紫微、天市三垣，天子效法它们。设立正朝，这是效法太微一垣，外朝是效法天市一垣，内朝是效法紫微一垣，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的。

本朝皇帝寿辰、元旦、冬至等大朝会，在奉天殿举行，这就相当于古代的正朝。而平时在奉天门设朝，这就相当于古代的外朝。可是惟独缺少内朝，然而也不是缺少，那华盖、谨身、武英等殿举行的朝会，难道不是古代的内朝的遗制吗？洪武年间，如宋濂、刘基，以及永乐年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人，每天侍奉在皇帝身边。大臣蹇义、夏元吉等人，常常在便殿启奏应答政事。在那时，难道有上下阻隔的弊病吗？现在内朝还没有恢复，皇帝驾临平常的朝会后，众位臣僚就不再进见了，三大殿门高峻深闭，很少人能入内一见。因而君臣上下的情况，阻隔难通，天下的弊病就由此累积起来。孝宗晚年时，对此深有感触，多次在便殿召大臣商议政事。正将有所作为时，他便去世了，百姓无福分，没等到眼见天下大治的美好形势，臣民至今还对此深感遗憾。

长远而论，愿皇上效法圣明的先祖，就近而论，要仿效孝宗，全部铲除近世以来上下阻隔的所有弊端。在平常的朝会之余，再到文华、武英二殿设立朝会，以此效法古代内朝的制度。大臣们每三天或是五天就请安一次，侍从和台谏各一员上殿轮流奏对政事，各部有事请示皇帝裁定，皇上依据所掌握的情况来裁决，遇到有难于裁决的问题，就同大臣们当面商议。要经常引见群臣，凡是谢恩、告辞、觐见一类的，都要上殿向皇上陈说启奏。皇上虚心地向他们询问，和颜悦色地指导他们，如此一来，人人都能够畅所欲言。皇上即使深居九重内宫，但天下事情都能够鲜明地全部展现在眼前。外朝制度是用来正君臣名分的，而内朝制度是用来沟通远近情况的。这样一来，难道还会发生近世那样的上下阻隔的弊病吗？尧舜时代，圣上心明眼亮，好意见都不会被埋没，贤才全部为君王所用，也不过如此而已。

赏析：

本文是王鏊在明世宗即位后，所作的一篇答谢世宗慰问的奏疏。中心论点在于“亲政”二字，亲政即皇帝亲自处理朝政之意，在文中表述为“远法圣祖，近法孝宗，尽刬近世壅隔之弊”，即要他仿效古今圣贤，亲自处理政事，并与大臣商议，沟通上下意见。王鏊所论是有鉴于明朝自英宗以来，皇帝很少亲身过问政事，致使大权旁落宦官的政治现实，由此反映出王鏊的政治远见。在文章写作上，作者善于引经据典，对古代内朝制度与亲政之关系能条分缕析，对现实政治有劝惩，对世宗皇帝的颂扬中寄寓期望，内容十分充实，态度十分鲜明，议论也十分允当，语言的质朴反映出作者务实的政治作风。

文章开头，作者先引用了《易经》中泰卦和否卦中的两句话。泰卦中说：“上下交而其志同。”否卦中说：“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一是好卦，一是坏卦，它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君臣之间应互相交流情况和感情，否则国将不国。《易》是历代为人尊崇的儒家经典之一，因此它里面的话自然就具有无可辩驳的力量。作者以它来立论首先就站稳了脚跟，为下面的深入论述打下了基础。

第二段，作者指出当今朝政“上下不交”的弊病。文章承接上段先说：“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皆然。”然后转入“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这一论题以警策当今。作者指出当今君臣之间只是靠臣子的奏章和皇上的批示来互相联系，靠法令和章程相互维持罢了。虽然“国家常朝于奉天门，未尝一日废，可谓勤矣。”但是这种朝见，只有文武官员排行就列的仪式作用，不过是显示皇帝的尊严，并不治理、商讨政事。再加上“堂陛悬绝，威仪赫奕，御史纠仪，鸿胪举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视之，”而臣子只能是“谢恩见辞，惴惴而退。”像这样只能让人觉得“堂上远于万里”，而不能使“上之情达于下，下之情达于上”。[1]

针对当今朝政的弊端，作者在第三段明确地提出“愚以为欲上下之交，莫若复古内朝之法。”这一建议可谓是全篇的纲。恢复内朝制度的原因在于它有利于君臣共同议政。为此，作者列举了历史各主要朝代设朝制度。虽然它们设朝的名称不尽相同，如周朝设“正朝”、“治朝”、“内朝”；汉朝设“中朝”、“外朝”；唐朝设“承天门”、“太极门”、“两仪殿”；宋朝设“文德殿”、“垂拱殿”、“大庆殿”、“集英殿”、“祟政殿”等，但都是摹拟天上的三垣即“太微垣、天市垣、紫微垣”而分为“正朝、外朝、内朝”三大类。这是自古传下来的顺应天意的做法。“正朝、外朝”一般都是皇帝接受宫廷大臣及外国使节朝拜的，并以此来正上下的名分，而“内朝”则是皇帝亲自处理政事，并以此来沟通君臣意见及感情的。在这段，作者还引用了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中的《玉藻》篇中“君日出而视朝，退适路寝听政”的话来证明这一事实，使前朝皇帝设内朝亲政的做法不容置疑。

古代设朝明确，上下相交，朝政得以清明，而当今明代却今不如昔。在第四段，作者先通过古今对比，指出当今设朝的不足。明代设有“奉天殿”、“奉天门”，它相当于古代的“正朝”和“外朝”，但却没有设置皇帝独自处理政事的“内朝”。当然，“内朝”的设置与否可能只是个形式。明代前期的皇帝，虽没设“内朝”，但是也在“华盖、谨身、武英”等殿召见大臣，商议国事，也可以说是实行了古代的“内朝”制度。“洪武中，如宋濂、刘基，永乐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日侍左右；大臣蹇义、夏元吉等，常奏对便殿。”所以，当时虽没设“内朝”，但君王亲政，君臣相协，上下之间也并没有阻隔的弊病。但后来，内朝制度没有了，皇帝除在外朝接受朝见外，再没有大臣能进入内殿。因此，上下思想堵塞，国政的弊端积少成多。孝宗朱祐樘晚年曾对此问题深有感慨，虽曾有所改进，但还未见成效便去世了，所以国人对此深为遗恨。

作者在这两段中援引古今设朝事例和《礼记·玉藻》上的记载，又采用了层层对比的手法加以论证剖析。他先是以历代内外朝的典章制度与明代只设外朝而无内朝的做法对比，指明明代设朝的不足。接着，又以明代前期君主虽没有设内朝但还能亲政与当今君主既不设内朝又不亲政的状况相对比，更指明当今君主的不足。最后再写出国人对现状的不满及要求改革时弊的期望，孰是孰非及情况的严重性便一目了然了，从而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

在对历代和明代先帝有关设朝及亲政的情况进行论证的基础上，作者在最后一段便落实到当今皇帝应采取的具体措施上，希望皇帝远一点说效法明太祖、明成祖，近一点说效法明孝宗，彻底铲除现在上下阻隔的弊病。皇上除了平时在外朝朝会之外，应把文华，武英二殿仿作古代的内朝，规定群臣按时入殿与皇上共议大事。皇上也应“虚心而习之，和颜色而道之”。这样“虽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能有外朝制度来端正上下的名分，有内朝制度来沟通远近的情况，就不会有现在的君臣阻隔的弊病。作者最后说：“唐虞之时，明目达聪，嘉言罔伏，野无遗贤，亦不过是而已！”言外之意是只要当今圣上能设内朝亲政，就能取得尧、舜一样的功德。这就为皇上改革弊端鼓舞了信心，指出了光明的前景。[1]

全文语言朴实无华，条分缕析，脉络分明，论证十分周密。为了达到让皇上亲政的目的，作者援引典籍以示有法可循，先以《易经》中的观点为理论根据，再用《礼记》加以证明，接着摆明当今朝政的弊端，然后以历史史实为根据，列举了历代王朝设内朝、皇帝亲政的优良传统，更标举了本朝开国二帝的亲政事迹为范例。从古至今，由远及近，层层道来。叙述之中，作者又采用对比的方法，使人感到当今朝政的弊病确实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最后，作者对皇帝委婉地在揄扬之中加以劝勉，指明纠正朝政时弊的方法、措施，鼓舞皇帝亲政的信心并展示出时弊纠正后的美好前景，极有说服力。

作者简介

王鏊（1450—1524）明代名臣、文学家。字济之[3] ，别号守溪[3] ，晚号拙叟，学者称震泽先生[3] ，汉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 。十六岁时国子监诸生即传诵其文，成化十一年进士。授编修，弘治时历侍讲学士，充讲官，擢吏部右侍郎，正德初进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5] 。博学有识鉴，有《姑苏志》、《震泽集》、《震泽长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