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而耳顺，耳顺的境界

孔子是五十五岁时离开鲁国的，他先去了与鲁国相邻的卫国。在卫国期间，卫灵公出尔反尔，君夫人南子态度暧昧，所以他一直去留不定，来来回回折腾了几次。此后他带着弟子们奔走于卫、匡、浦、曹、郑、陈等国之间，经历了许多磨难：过匡时被匡人拘押五日，适宋时受到宋司马桓魋的威胁，在郑国又与弟子们在东门走失……一路奔波鞅掌，何其凄惶。六十岁时，孔子在陈国。《左传·哀公三年》：

夏五月辛卯，司铎火。火踰公室，桓、僖灾……孔子在陈，闻火，曰：“其桓、僖乎!

《孔子家语·辨物》对孔子未验先知又进行了演绎：

孔子在陈，陈侯就之燕游焉。行路之人云：“鲁司铎灾及宗庙。以告孔子。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庙。陈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礼，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毁其庙焉。今桓、僖之亲尽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庙，而鲁不毁，是以天灾加之。三日，鲁使至，问焉，则桓、僖也。陈侯谓子贡曰：“吾乃今知圣人之可贵。对曰：“君之知之，可矣，未若专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

以上记载至少提供了以下信息：一是孔子六十岁时在陈国;二是孔子虽然周流在外，但仍然心系鲁国，他对于鲁国国内的动态比较了解，许多事情都能够未卜先知;三是孔子在陈国未见重用，所以子贡发出“未若专其道而行其化之善的感慨，并建议陈惠公与其贵而好之，不如从其道而化之。

孔子大约是在鲁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去卫、过宋而至陈的，这一年他正好六十岁。到陈国后，他开始住在司城贞子家。“司城是官名，“贞子是谥号。古代谥法，清白守节曰贞，可见司城贞子是一个有德君子。经司城贞子引荐，孔子出仕“为陈侯周臣，受到陈惠公的礼遇，“宾之于上馆，经常出席陈国贵族的宴游活动，为陈侯解答“楛矢石砮来历之类疑难问题。可惜好景不长，因为陈国地处南北要冲，国贫兵弱，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吴、楚等大国的侵扰。鲁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吴国兴兵讨伐陈国，陈国向楚国求援，楚昭王亲自率军驻扎在城父。当年秋七月，楚昭王病死军中，楚军“潜师闭途而还，陈国形势严峻、岌岌可危。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孔子见吴国军队大兵压境，大战在即，只得辞官而去，逃离陈国。孔子在陈国淹留三年，所以孟子说他“未尝有所终三年淹也。

孔子离开陈国后，受到楚国叶公诸梁的邀请，带着弟子们渡过颍水，匆匆赶往楚邑负函(今河南信阳)，行至陈、蔡两国边境时竟然断粮数日，前不巴村后不着店，困顿窘迫之极。“君子之戹于陈蔡之间，无上下之交也。困境之中，随从的弟子们难免对孔子流露出不满情绪，子路更是按捺不住火爆的性子，说出一些过激的话(逆耳之言)。《论语·卫灵公》：“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而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师徒之间的对话火药味十足!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孔子还是表现出较高涵养，真正做到了“君子坦荡荡，他反复强调：“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为了安抚弟子们的情绪，他分别找子路、子贡、颜回等年资较深的弟子谈心，要求他们打消疑虑，坚定信念，精诚团结，共同战胜眼前的困难。

孔子等人在往返负函的途中，必须经由新迁于上蔡的蔡国。蔡国是周初分封的中原诸侯国，鲁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为吴所灭，大批遗民流离失所，但是他们坚持中原地区的思想文化传统，不愿接受南蛮异族文化同化。孔子在途中遇到的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等人都是故蔡遗民，他们为了保持名节，甘守清贫，隐姓埋名，不愿出仕。当他们听说孔子远赴楚国求仕时，都表现出极大的敌意和鄙夷，极尽冷嘲热讽、挖苦讽刺之能事，说了许多令人难堪的话(逆耳之言)，故而引出了孔子关于“六十而耳顺的话题。

关于“耳顺，前人做过多种诠释，多与“顺天和“从人联系起来理解，这种解释未免过于繁复。孔子所言“耳顺，应该与他六十岁前后的遭际有关，并无其他特别含义，因为孔子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早在三十岁时就基本形成，五十岁时已完全成熟，六十岁时不可能再发生新的变化，至多在为人处世的方式方法上作一些细微的调整，以期更加随性、从容而已。

孔子六十岁前后身陷困境，屡遭磨难，不仅受到弟子们的质疑，也遭到楚狂接舆等故蔡遗民的奚落，各种负面声音不绝于耳。说话与听话互为主客体，如果以说话者为主体，他可以说出顺耳之言(今人说话中听仍言“顺耳)或逆耳之言;如果以听话者为主体，他可以对别人说的话作出回应或不作回应，即便话再难听，他也可以无动于衷、未行于色、不争不辩，这就是“耳顺。孔子六十岁前后，人生经历了许多坎坷磨难，修养日臻完善，心境愈加沉静，此时他已经不再需要与别人争辩什么，明白人自然明白，糊涂人说得再多也无用，所以你说我听，听完淡然一笑，不置可否，心中了无挂碍，这就是“耳顺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