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篇卷九

　　核才第三十一夫史才之难，其难甚矣。《晋令》云：“国史之任，委之着作，每着作郎初至，必撰名臣传一人。”斯盖察其所由，苟非其才，则不可叨居史任。　　历观古之作者，若蔡邕、刘峻、一本峻独不书名而书字，非。徐陵、刘炫之徒，各自谓长于着书，达于史体；然观一无“观”字。侏儒一节，而他事可知。案伯喈于朔方旧误作“方朔”，或误作“方翔”。上书，谓宜广班氏《天文志》。夫《天文》之于《汉史》，实附赘之尤甚者也。必欲申以掎摭，但当锄而去之，安可仍其过失，而益其芜累？亦奚异观河倾之患，而不遏以堤防，方欲疏而导之，用速怀襄之害。述史如此，将非练达者欤？孝标持论谈一作“析”。理，诚为绝伦。而《自叙》一篇，过为烦碎；《山栖》一志，直论一作“是”。文章。句恐有讹字。谅难以偶迹迁、固，比肩陈、范者也。　　孝穆在齐，有志一有“于”字。梁史，及还江左，一有“而”字。书竟不成。

　　嗟乎！以徐公文体，而施诸史传，亦犹灞上儿戏，异乎真将军，幸而量力不为，可谓自卜者审矣。光伯以洪儒硕学，而迍邅不遇。观一无“观”字。其锐情自叙，欲以垂示将来，而言皆浅俗，理无要害。岂所谓“诵《诗》三百，虽多，亦奚以为”者乎！　　昔尼父有言：“文胜质则史。”盖史者当时之文也。然扑散淳销，时移世异，文之与史，较一作“皎”。然异辙。故以张衡之文，而不闲于史；以陈寿之史，而不习于文。其有赋述《两都》，诗裁《八咏》，而能编次汉册，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几何？　　是以略观近代，有齿迹文章而兼修史传。其为式也，罗含、谢客宛为歌颂之文，萧绎、江淹直一作“究”。成铭赞之序，“序”字似当作“笔”。温子升尤工一作“喜”。复语，卢思道雅好丽作“俪”字用。词，江总猖獗以沉迷，庾信轻薄而流宕。此其大较也。然向之数子所撰者，盖不过偏记杂说，小卷短书而已；犹且乖滥踳驳，一至于斯。而况责之以刊勒一家，弥纶一代，使其始未圆备，表里无咎，盖亦难矣。

　　但自世重文藻，词宗丽淫，于是沮诵失路，灵均当轴。每当有“值”字。西省虚职，东观伫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怀铅，多无铨综之识；旧讹作“职”。连章累牍，罕逢微婉之言。而举俗共以为能，一作“共为能事”。当时莫之敢侮。假令其一无“其“字。间有术同彪、峤，才若班、荀，怀独见之明，负不刊之业，而皆取窘于流俗，见嗤于朋党。遂乃哺糟歠醨，俯同妄作，披褐怀玉，无由自陈。此管仲所谓“用君子而以小人参之，害霸之道”者也。一无“也”字。　　昔傅玄或作“毅”，非。有云：一脱“云”字。“观孟坚《汉书》，实命代奇作。及与陈宗、尹敏、杜抚、马严撰中兴纪传，其文曾不足观，岂拘于时乎？不然，何不类之甚者也。是后刘珍、朱穆、卢植、杨彪之徒，又继而成之，岂亦各拘于时，而不得自尽乎？何其益陋也。”以上并傅玄语。嗟乎！拘时之患，其来尚矣。斯则自古一有“之”字。所叹，岂独当今者哉！一无“当”字、“者”字。

　　序传第三十二盖作者自叙，其流出于中古乎？一无“乎”字。案屈原《离骚经》，其首章上陈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显名字。自叙发迹，实基于此。降及司马相如，始以自叙为传。然其所叙者，但记自少及长，立身行事而已。逮于祖先所出，则蔑尔无闻。至马迁，又征三闾之故事，放读“仿”。文园之近作，模楷二家，勒成一卷。于是扬雄遵其旧辙，班固酌其余波，自叙之篇，实烦于代。虽属辞有异，而兹体无易。

　　寻马迁《史记》，上自轩辕，下穷汉武，疆宇修阔，道路绵长。故其自叙始于氏出重黎，终于身为太史。虽上下驰骋，终不越《史记》之年。班固《汉书》，止叙西京二百年事耳。其自叙也，则远征令尹，起楚文王之世；近录《宾戏》，当汉明帝之朝。苞括所及，一作“闻”。逾于本书远矣。而后来叙传，非止一家，竟学孟坚，从风而靡。施于家谍，一作“谱”。犹或可通，列于国史，多一作“每”。见其失者矣。

　　然自叙之为义也，苟能隐己之短，称其所长，斯言不谬，即为实录。而相如自序，乃旧讹“及”。记其容游临邛，窃妻卓氏，以《春秋》所讳，持为美谈。虽事或非虚，而理无可取。载之于传，不其愧乎！又王充《论衡》之《自纪》也，述其父祖不肖，为州闾所鄙，而已答以瞽顽舜神，鲧恶禹圣。

　　夫自叙而言家世，固当以扬名显亲为主，苟无其人，阙之可也。至若盛矜于己，而厚辱其先，此何异证父攘羊，学子名母？必责以名教，实三千之罪人也。

　　夫自媒自炫，士女之丑行。然则人奠我知，君子不旧作“所”，误。耻。

　　案孔氏《论语》有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某之好学也。”又曰：“吾每自一依经作“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又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又曰：“吾之先一依经作“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则圣达之旧无“之”字。立言也，时亦扬露己才，或托讽以见其情，或选与“巽”通。辞以显其迹，终不盱衡自伐，攘袂公言。且命诸门人“各言一作“见”。尔志，”由也不让，见嗤无礼。历观扬雄已降，其自叙也，始以夸尚为宗。至魏文帝、傅玄、陶梅、恐误，或当作“梅陶”。葛洪之徒，则又逾于此者矣。何则？身兼片善，行有微能，皆剖析具言，一二必载。岂所谓宪章前圣，谦以自牧者欤？

　　又近古人伦，喜称阀阅。其荜门寒族，百代无闻，而骍角挺生，一朝暴贵，无不迫述本系，妄承先哲。至若仪父、振铎，并为曹氏之初；淳维、当作“始均”。李陵，俱称拓拔之始。河内旧讹作“南”。马祖，迁、彪之说不同；吴兴沈先，约、炯“先约炯”一作“约先后”，非。之言一作“序”。有异。斯皆不因真律，无假宁楹，直据经史，自成矛盾。则知扬姓之寓西蜀，班门之雄朔野，或胄纂伯侨，或家传熊绎，恐自我作故，旧作“古”。失之弥远者矣。盖谄祭非鬼，神所不歆；致敬他亲，人斯悖德。凡为叙传，宜详此理。不知则阙，亦何伤乎？

　　烦省第三十三昔荀卿有云：远略近详。旧作“录远略近”，误。则知史之详略不均，其为辨旧作“患”，误。者久矣。及干令升《史议》，历诋诸家，而独归美《左传》，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遗。

　　斯盖立言之高标，着作之良模也。”并《史议》原文。又张世伟着《班马优劣论》，云：“迁叙三千年事，五十万言；固叙二百四十年事，八十万言。是班不如马也。”并《优劣论》原文。然则自古论史之烦省者，咸以左氏为得，史公为次，孟坚为甚。“甚”旧作“非”。恐误。自魏、晋已还，年祚转促，而为其国史，亦不减班《书》。此则后来逾烦，其失弥甚者矣。

　　余以为近史芜累，诚则有诸，亦犹古“由”通。古今不同，势使之然也。

　　辄求其本意，略而论之。何者？当春秋之时，诸侯力争，各闭境相拒，关梁不通。其有一讹“言”。吉凶大事，见知于他国者，或因假道而方闻，或以通一作“同”。盟而始赴。苟异于是，则无得而称。鲁史所书，实用此道。

　　至如秦、燕之据有西北。楚、越之大启东南，地僻界一作“远”，非。于诸戎，人罕通于上国。故载其行事，多有阙如。且其书自宣、成以前，三纪而成一卷；至昭、襄已下，数年而一作“各”。占一篇。是知国阻隔者，记载一作“事”。不详，年浅近者，撰录多备。原注：杜预《释例》云：文公已上六公，书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已下亦六公，书日者四百三十二。计年数略同，而日数加倍，此亦久远遗落，不与近同也。是则传者注书已先觉之矣。此一作“左”。丘明随闻见而成传，何有故为简约者哉！

　　及汉氏一作“时”。之有天下也，普天率土，无思不服。会计之吏，岁奏于阙廷；輶轩之使，月一作“日”。驰于郡国。作者居府于京兆，“府”字旧讹在“京兆”下。征事于四方。用使夷夏必闻，远近无隔。故汉氏之史，所以倍增于《春秋》也。

　　降及东京，作者弥众。至如名邦大都，地富才良，高门甲族，代一作“世”。多髦俊。邑老乡贤，竞为别录；家牒宗谱，各成私传。于是笔削所采，闻见益多。此中兴之史，即《后汉书》也。所以又广于《前汉》也。

　　夫英贤所出，何国而无？书之则与日月长悬，不书则与烟尘永灭。是以谢承尤一作“周”。悉江左，京洛事缺于三吴；陈寿偏委悉也。一作“安”，非。蜀中，巴、梁语详于二或作“一”，非。国。《蜀志》最短，何以云然？

　　恐兼寿所撰《益部耆旧传》而言。如宋、齐受命，梁、陈握纪；或地比《禹贡》一州，或年方秦氏二世。大地之偏小，年之窘迫，适使作者采访易洽，巨细无遗，耆旧可询，隐讳咸露。此小国之史，所以不减于大邦也。

　　夫论史之烦省者，一无“者”字。但当要一作“求”。其事有妄载，苦于榛芜，言有阙书，伤于简略，斯则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弟以多少，理则不然。且必谓丘明为省也，若介葛辨牺于牛鸣，叔孙志梦于天压，楚人教晋以拔筛，城者讴华以弃甲。此而毕书，岂得谓之省邪？且必谓《汉书》为烦也，若武帝乞浆于柏父，陈平献计于天山，长沙戏舞以请地，杨仆怙宠而移关。此而不录，岂得谓之烦邪？由斯而言，则史之烦省不中，衷也，不衷于一也。从可知矣。　　又古今有殊，浇淳不等。帝尧则天称大，《书》惟一篇；周武观兵孟津，言成三誓；伏羲止画八卦，文王加以《系辞》。俱为大圣，行事若一，其丰俭不类，悬隔如斯。必以古方今，持彼喻此，如蚩尤、黄帝交战阪泉，施于春秋，则城濮、鄢陵之事也。有穷篡夏，少康中兴，施于两汉，则王莽、光武之事也。夫差既灭，句践霸世，施于东晋，则桓玄、宋祖之事也。张仪、马错为秦开蜀，施于三国，则邓艾、钟会之事也。而往之所载，其简如彼；后一作”今”，非。之所书，其审如此。若使同后来于往世，“同后来”旧作“后来同”，误。限一概以成书，将恐学者必诟其疏遗，尤其率略者矣。　　而议者苟嗤沈、萧之所记，《宋书》、《南齐书》，事倍于孙、习；皆有《晋史》。华、谢之所编，皆《后汉书》。语烦于班、马，此四句旧木杂乱不成语，录见篇后。不亦谬乎！故曰：“论史之烦省者，但当求其事有妄载，言有阙书，斯则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则不然”，其斯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