览·慎大览

　　【慎大】

　　一曰：贤主愈大愈惧，愈强愈恐。凡大者，小邻国也；强者，胜其敌也。胜其敌则多怨，小邻国则多患。多患多怨，国虽强大，恶得不惧？恶得不恐？故贤主于安思危，于达思穷，于得思丧。《周书》曰：“若临深渊，若履薄冰。”以言慎事也。桀为无道，暴戾顽贪，天下颤恐而患之，言者不同，纷纷分分，其情难得。干辛任威，凌轹诸侯，以及兆民。贤良郁怨，杀彼龙逢，以服群凶。众庶泯泯，皆有远志，莫敢直言，其生若惊。大臣同患，弗周而畔。桀愈自贤，矜过善非，主道重塞，国人大崩。汤乃惕惧，忧天下之不宁，欲令伊尹往视旷夏，恐其不信，汤由亲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报于亳，曰：“桀迷惑于末嬉，好彼琬琰，不恤其众。众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积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汤谓伊尹曰：“若告我旷夏尽如诗。”汤与伊尹盟，以示必灭夏。伊尹又复往视旷夏，听于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梦西方有日，东方有日，两日相与斗，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伊尹以告汤。商涸旱，汤犹发师，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体离散，为天下戮。不可正谏，虽后悔之，将可柰何？汤立为天子，夏民大说，如得慈亲，朝不易位，农不去畴，商不变肆，亲郼如夏。此之谓至公，此之谓至安，此之谓至信。尽行伊尹之盟，不避旱殃，祖伊尹世世享商。武王胜殷，入殷，未下轝，命封黄帝之后于铸，封帝尧之后于黎，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轝，命封夏后之后于杞，立成汤之后于宋，以奉桑林。武王乃恐惧，太息流涕，命周公旦进殷之遗老，而问殷之亡故，又问众之所说，民之所欲。殷之遗老对曰：“欲复盘庚之政。” 武王于是复盘庚之政，发巨桥之粟，赋鹿台之钱，以示民无私。出拘救罪，分财弃责，以振穷困。封比干之墓，靖箕子之宫，表商容之闾，士过者趋，车过者下。三日之内，与谋之士，封为诸侯，诸大夫赏以书社，庶士施政去赋。然后济于河，西归报于庙。乃税马于华山，税牛于桃林，马弗复乘，牛弗复服。衅鼓旗甲兵，藏之府库，终身不复用。此武王之德也。故周明堂外户不闭，示天下不藏也。唯不藏也，可以守至藏。武王胜殷，得二虏而问焉，曰：“若国有妖乎？”一虏对曰：“吾国有妖，昼见星而天雨血，此吾国之妖也。”一虏对曰：“此则妖也，虽然，非其大者也。吾国之妖甚大者，子不听父，弟不听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此非贵虏也，贵其言也。故《易》曰：“诉诉履虎尾，终吉。”赵襄子攻翟，胜老人、中人，使使者来谒之，襄子方食抟饭，有忧色。左右曰：“一朝而两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今君有忧色，何？”襄子曰： “江河之大也，不过三日。飘风暴雨，日中不须臾。今赵氏之德行，无所于积，一朝而两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闻之曰：“赵氏其昌乎？”夫忧所以为昌也，而喜所以为亡也。胜非其难者也，持之其难者也。贤主以此持胜，故其福及后世。齐荆吴越，皆尝胜矣，而卒取亡，不达乎持胜也。唯有道之主能持胜。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墨子为守攻，公输般服，而不肯以兵加。善持胜者，以术强弱。

　　【权勋】

　　二曰：利不可两，忠不可兼。不去小利，则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则大忠不至。故小利，大利之残也；小忠，大忠之贼也。圣人去小取大。昔荆龚王与晋厉公战于鄢陵，荆师败，龚王伤。临战，司马子反渴而求饮，竖阳谷操黍酒而进之，子反叱曰：“訾，退！酒也。”竖阳谷对曰：“非酒也。”子反曰：“亟退却也！” 竖阳谷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饮之。子反之为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绝于口，以醉。战既罢，龚王欲复战而谋，使召司马子反，子反辞以心疾。龚王驾而往视之，入幄中，闻酒臭而还，曰：“今日之战，不谷亲伤，所恃者司马也，而司马又若此，是忘荆国之社稷，而不恤吾众也。不谷无与复战矣。”于是罢师去之，斩司马子反以为戮。故竖阳谷之进酒也，非以醉子反也，其心以忠也，而适足以杀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贼也。昔者晋献公使荀息假道于虞以伐虢。荀息曰： “请以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以赂虞公，而求假道焉，必可得也。”献公曰： “夫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宝也；屈产之乘，寡人之骏也。若受吾币而不吾假道，将柰何？”荀息曰：“不然。彼若不吾假道，必不吾受也；若受我而假我道，是犹取之内府而藏之外府也，犹取之内皂而着之外皂也。君奚患焉？”献公许之。乃使荀息以屈产之乘为庭实，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于虞而伐虢。虞公滥于宝与马而欲许之，宫之奇谏曰：“不可许也。虞之与虢也，若车之有辅也，车依辅，辅亦依车。虞虢之势是也。先人有言曰：‘唇竭而齿寒。’夫虢之不亡也，恃虞；虞之不亡也，亦恃虢也。若假之道，则虢朝亡而虞夕从之矣。柰何其假之道也？” 虞公弗听，而假之道。荀息伐虢，克之。还反伐虞，又克之。荀息操璧牵马而报。献公喜曰：“璧则犹是也，马齿亦薄长矣。”故曰：小利，大利之残也。中山之国有■繇者，智伯欲攻之而无道也，为铸大钟，方车二轨以遗之。■繇之君将斩岸堙溪以迎钟。赤章蔓枝谏曰：“诗云：‘唯则定国。’我胡以得是于智伯？夫智伯之为人也，贪而无信，必欲攻我而无道也，故为大钟，方车二轨以遗君。君因斩岸堙溪以迎钟，师必随之。”弗听，有顷谏之。君曰：“大国为欢，而子逆之，不祥。子释之。”赤章蔓枝曰：“为人臣不忠贞，罪也。忠贞不用，远身可也。”断毂而行，至卫七日而■繇亡。欲钟之心胜也。欲钟之心胜，则安■繇之说塞矣。凡听说所胜不可不审也。故太上先胜。昌国君将五国之兵以攻齐。齐使触子将，以迎天下之兵于济上。齐王欲战，使人赴触子，耻而訾之曰：“不战，必刬若类，掘若垄！”触子苦之，欲齐军之败，于是以天下兵战，战合，击金而却之。卒北，天下兵乘之。触子因以一乘去，莫知其所，不闻其声。达子又帅其馀卒以军于秦周，无以赏，使人请金于齐王。齐王怒曰：“若残竖子之类，恶能给若金？”与燕人战，大败，达子死，齐王走莒。燕人逐北入国，相与争金于美唐甚多。此贪于小利以失大利者也。

　　【下贤】

　　三曰：有道之士，固骄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骄有道之士。日以相骄，奚时相得？若儒墨之议与齐荆之服矣。贤主则不然。士虽骄之，而己愈礼之，士安得不归之？士所归，天下从之帝。帝也者，天下之适也；王也者，天下之往也。得道之人，贵为天子而不骄倨，富有天下而不骋夸，卑为布衣而不瘁摄，贫无衣食而不忧慑。恳乎其诚自有也，觉乎其不疑有以也，桀乎其必不渝移也，循乎其与阴阳化也，匆匆乎其心之坚固也，空空乎其不为巧故也，迷乎其志气之远也，昏乎其深而不测也，确乎其节之不庳也，就就乎其不肯自是，鹄乎其羞用智虑也，假乎其轻俗诽誉也。以天为法，以德为行，以道为宗。与物变化而无所终穷，精充天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无望。莫知其始，莫知其终，莫知其门，莫知其端，莫知其源。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此之谓至贵。士有若此者，五帝弗得而友，三王弗得而师，去其帝王之色，则近可得之矣。尧不以帝见善绻，北面而问焉。尧，天子也；善绻，布衣也。何故礼之若此其甚也？善绻，得道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骄也。尧论其德行达智而弗若，故北面而问焉。此之谓至公。非至公其孰能礼贤？周公旦，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成王之叔父也。所朝于穷巷之中，瓮牖之下者七十人。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不唯以身下士邪？齐桓公见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见。从者曰：“万乘之主，见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见，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骜禄爵者，固轻其主，其主骜霸王者，亦轻其士。纵夫子骜禄爵，吾庸敢骜霸王乎？” 遂见之，不可止。世多举桓公之内行，内行虽不修，霸亦可矣。诚行之此论，而内行修，王犹少。子产相郑，往见壶丘子林，与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于门也。夫相万乘之国而能遗之，谋志论行而以心与人相索，其唯子产乎！故相郑十八年，刑三人，杀二人。桃李之垂于行者，莫之援也；锥刀之遗于道者，莫之举也。魏文侯见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反见翟黄，踞于堂而与之言。翟黄不说，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则不肯，禄之则不受；今女欲官则相位，欲禄则上卿。既受吾实，又责吾礼，无乃难乎！”故贤主之畜人也，不肯受实者其礼之。礼士莫高乎节欲，欲节则令行矣。文侯可谓好礼士矣。好礼士，故南胜荆于连堤，东胜齐于长城，虏齐侯，献诸天子，天子赏文侯以上闻。

　　【报更】

　　四曰：国虽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贤者，其车足以乘天下之贤者，其财足以礼天下之贤者。与天下之贤者为徒，此文王之所以王也。今虽未能王，其以为安也，不亦易乎！此赵宣孟之所以免也，周昭文君之所以显也，孟尝君之所以却荆兵也。古之大立功名与安国免身者，其道无他，其必此之由也。堪士不可以骄恣屈也。昔赵宣孟子将上之绛，见骫桑之下有饿人卧不能起者，宣孟止车，为之下食，蠲而餔之，再咽而后能视。宣孟问之曰：“女何为而饿若是？”对曰：“臣宦于绛，归而粮绝，羞行乞而憎自取，故至于此。”宣孟与脯二朐，拜受而弗敢食也。问其故，对曰：“臣有老母，将以遗之。”宣孟曰：“斯食之，吾更与女。” 乃复赐之脯二束，与钱百，而遂去之。处二年，晋灵公欲杀宣孟，伏士于房中以待之。因发酒于宣孟。宣孟知之。中饮而出。灵公令房中之士疾追而杀之。一人追疾，先及宣孟之面，曰：“嘻！君舆！吾请为君反死。”宣孟曰：“而名为谁？” 反走对曰：“何以名为？臣骫桑下之饿人也。”还斗而死。宣孟遂活。此书之所谓“德几无小”者也。宣孟德一士，犹活其身，而况德万人乎？故诗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济济多士，文王以宁。”人主胡可以不务哀士？士其难知，唯博之为可。博则无所遁矣。张仪，魏氏馀子也。将西游于秦，过东周。客有语之于昭文君者，曰：“魏氏人张仪，材士也，将西游于秦，愿君之礼貌之也。昭文君见而谓之曰：“闻客之秦，寡人之国小，不足以留客。虽游，然岂必遇哉？客或不遇，请为寡人而一归也。国虽小，请与客共之。”张仪还走，北面再拜。张仪行，昭文君送而资之。至于秦，留有间，惠王说而相之。张仪所德于天下者，无若昭文君。周，千乘也，重过万乘也。令秦惠王师之。逢泽之会，魏王尝为御，韩王为右，名号至今不忘。此张仪之力也。孟尝君前在于薛，荆人攻之。淳于髡为齐使于荆，还反，过于薛，孟尝君令人礼貌而亲郊送之，谓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为忧，文无以复侍矣。”淳于髡曰：“敬闻命矣。”至于齐，毕报，王曰：“何见于荆？”对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谓也？” 对曰：“薛不量其力，而为先王立清庙。荆固而攻薛，薛清庙必危，故曰薛不量其力，而荆亦甚固。”齐王知颜色，曰：“嘻！先君之庙在焉。”疾举兵救之，由是薛遂全。颠蹶之请，坐拜之谒，虽得则薄矣。故善说者，陈其势，言其方，见人之急也，若自在危厄之中，岂用强力哉？强力则鄙矣。说之不听也，任不独在所说，亦在说者。

　　【顺说】

　　五曰：善说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为力，因其来而与来，因其往而与往，不设形象，与生与长，而言之与响，与盛与衰，以之所归。力虽多，材虽劲，以制其命。顺风而呼，声不加疾也；际高而望，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惠盎见宋康王，康王蹀足謦咳，疾言曰：“寡人之所说者，勇有力也，不说为仁义者。客将何以教寡人？”惠盎对曰：“臣有道于此；使人虽勇，刺之不入；虽有力，击之弗中。大王独无意邪？”王曰：“善！此寡人所欲闻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击之不中，此犹辱也。臣有道于此：使人虽有勇，弗敢刺，虽有力，不敢击。大王独无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知也。”惠盎曰：“夫不敢刺，不敢击，非无其志也。臣有道于此：使人本无其志也。大王独无意邪？”王曰： “善！此寡人之所愿也。”惠盎曰：“夫无其志也，未有爱利之心也。臣有道于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欢然皆欲爱利之。此其贤于勇有力也，居四累之上。大王独无意邪？”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惠盎对曰：“孔、墨是也。孔丘、墨翟，无地为君，无官为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颈举踵，而愿安利之。今大王，万乘之主也，诚有其志，则四境之内皆得其利矣，其贤于孔、墨也远矣。”宋王无以应。惠盎趋而出，宋王谓左右曰：“辨矣！客之以说服寡人也。”宋王，俗主也，而心犹可服，因矣。因则贫贱可以胜富贵矣，小弱可以制强大矣。田赞衣补衣而见荆王，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恶也！”田赞对曰：“衣又有恶于此者也。”荆王曰：“可得而闻乎？”对曰：“甲恶于此。”王曰：“何谓也？” 对曰：“冬日则寒，夏日则暑，衣无恶乎甲者。赞也贫，故衣恶也。今大王，万乘之主也，富贵无敌，而好衣民以甲，臣弗得也。意者为其义邪？甲之事，兵之事也，刈人之颈，刳人之腹，隳人之城郭，刑人之父子也。其名又甚不荣。意者为其实邪？苟虑害人，人亦必虑害之；苟虑危人，人亦必虑危之。其实人则甚不安。之二者，臣为大王无取焉。”荆王无以应。说虽未大行，田赞可谓能立其方矣。若夫偃息之义，则未之识也。管子得于鲁，鲁束缚而槛之，使役人载而送之齐，皆讴歌而引。管子恐鲁之止而杀己也，欲速至齐，因谓役人曰：“我为汝唱，汝为我和。”其所唱适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谓能因矣。役人得其所欲，己亦得其所欲，以此术也。是用万乘之国，其霸犹少，桓公则难与往也。

　　【不广】

　　六曰：智者之举事必因时，时不可必成，其人事则不广。成亦可，不成亦可，以其所能托其所不能，若舟之与车。北方有兽，名曰蹶，鼠前而兔后，趋则跲，走则颠，常为蛩蛩距虚取甘草以与之。蹶有患害也，蛩蛩距虚必负而走。此以其所能托其所不能。鲍叔、管仲、召忽，三人相善，欲相与定齐国，以公子纠为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于齐国也，譬之若鼎之有足，去一焉则不成。且小白则必不立矣，不若三人佐公子纠也。”管子曰：“不可，夫国人恶公子纠之母，以及公子纠，公子小白无母，而国人怜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公子小白。夫有齐国，必此二公子也。”故令鲍叔傅公子小白，管子、召忽居公子纠所。公子纠外物则固难必。虽然，管子之虑近之矣。若是而犹不全也，其天邪！人事则尽之矣。齐攻廪丘。赵使孔青将死士而救之，与齐人战，大败之。齐将死，得车二千，得尸三万，以为二京。宁越谓孔青曰：“惜矣，不如归尸以内攻之。越闻之，古善战者，莎随贲服。却舍延尸，车甲尽于战，府库尽于葬，此之谓内攻之。” 孔青曰：“敌齐不尸则如何？”宁越曰：“战而不胜，其罪一；与人出而不与人入，其罪二；与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上无以使下，下无以事上，是之谓重攻之。”宁越可谓知用文武矣。用武则以力胜，用文则以德胜。文武尽胜，何敌之不服！晋文公欲合诸侯，咎犯曰：“不可，天下未知君之义也。” 公曰：“何若？”咎犯曰：“天子避叔带之难，出居于郑，君奚不纳之，以定大义，且以树誉。”文公曰：“吾其能乎？”咎犯曰：“事若能成，继文之业，定武之功，辟土安疆，于此乎在矣；事若不成，补周室之阙，勤天子之难，成教垂名，于此乎在矣。君其勿疑！”文公听之，遂与草中之戎、骊土之翟，定天子于成周。于是天子赐之南阳之地，遂霸诸侯。举事义且利，以立大功，文公可谓智矣。此咎犯之谋也。出亡十七年，反国四年而霸，其听皆如咎犯者邪！管子、鲍叔佐齐桓公举事，齐之东鄙人有常致苦者。管子死，竖刀、易牙用，国之人常致不苦，不知致苦。卒为齐国良工，泽及子孙，知大礼。知大礼，虽不知国可也。

　　【贵因】

　　七曰：三代所宝莫如因，因则无敌。禹通三江五湖，决伊阙，沟回陆，注之东海，因水之力也。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而尧授之禅位，因人之心也。汤、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如秦者立而至，有车也；适越者坐而至，有舟也。秦、越，远涂也，竫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武王使人候殷，反报岐周曰：“殷其乱矣！”武王曰：“其乱焉至？”对曰：“谗慝胜良。”武王曰：“尚未也。”又复往，反报曰：“其乱加矣！”武王曰：“焉至？”对曰： “贤者出走矣。”武王曰：“尚末也。”又往，反报曰：“其乱甚矣！”武王曰： “焉至？”对曰：“百姓不敢诽怨矣。”武王曰：“嘻！”遽告太公，太公对曰： “谗慝胜良，命曰戮；贤者出走，命曰崩；百姓不敢诽怨，命曰刑胜。其乱至矣，不可以驾矣。”故选车三百，虎贲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纣为禽。则武王固知其无与为敌也。因其所用，何敌之有矣！武王至鲔水，殷使胶鬲候周师，武王见之。胶鬲曰：“西伯将何之？无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将之殷也。”胶鬲曰：“曷至？”武王曰：“将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报矣！”胶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辍。军师皆谏曰：“卒病，请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胶鬲以甲子之期报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胶鬲不信也。胶鬲不信也，其主必杀之。吾疾行，以救胶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陈矣。至殷，因战，大克之。此武王之义也。人为人之所欲，己为人之所恶，先陈何益？适令武王不耕而获。武王入殷，闻殷有长者，武王往见之，而问殷之所以亡。殷长者对曰：“王欲知之，则请以日中为期。”武王与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则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恶告王，不忍为也。若夫期而不当，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夫审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时，因也；推历者，视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国，裸入衣出，因也；墨子见荆王，锦衣吹笙，因也；孔子道弥子瑕见厘夫人，因也；汤、武遭乱世，临苦民，扬其义，成其功，因也。故因则功，专则拙。因者无敌，国虽大，民虽众，何益？

　　【察今】

　　八曰：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贤也，为其不可得而法。先王之法，经乎上世而来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损之，胡可得而法？虽人弗损益，犹若不可得而法。东夏之命，古今之法，言异而典殊。故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法者。殊俗之民，有似于此。其所为欲同，其所为异。口惽之命不愉，若舟车衣冠滋味声色之不同。人以自是，反以相诽。天下之学者多辩，言利辞倒，不求其实，务以相毁，以胜为故。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虽可得，犹若不可法。凡先王之法，有要于时也。时不与法俱至，法虽今而至，犹若不可法。故择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人也，而己亦人也。故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益所见知所不见。故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鱼鳖之藏也；尝一脟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荆人欲袭宋，使人先表澭水。澭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馀人，军惊而坏都舍。向其先表之时可导也，今水已变而益多矣，荆人尚犹循表而导之，此其所以败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于此。其时已与先王之法亏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此为治，岂不悲哉？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殇子矣。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若此论则无过务矣。夫不敢议法者，众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因时变法者，贤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圣，其法皆不同。非务相反也，时势异也。故曰良剑期乎断，不期乎镆琊；良马期乎千里，不期乎骥骜。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为其国，与此同。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为治，岂不难哉？有过于江上者，见人方引婴儿而欲投之江中，婴儿啼。人问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虽善游，其子岂遽善游哉？此任物，亦必悖矣。荆国之为政，有似于此。

　　慎大

　　贤明的君主，土地越广大越感到恐惧，力量越强盛越感到害怕。凡土地广大的，都是侵削邻国的结果；力量强盛的，都是战胜敌国的结果。战胜敌国，就会招致很多怨恨，侵削邻国，就会招致很多憎恶。怨恨你的多丁，憎恶你的多了，国家虽然强大，怎么能不恐惧?怎幺能不害怕?所以贤明的君主在平安的时候就想到危险，在显赫的时候就想到困窘，在有所得的时候就想到有所失。《周书》上说；“就象面临深渊一样，就象脚踩薄冰一样。”这是说作事情要小心谨慎。

　　夏桀不行德政，暴虐贪婪。天下人无不惊恐、忧虑。人们议论纷纷，混乱不堪，满腹怨恨。天子却很难知道人们的真情。干辛肆意逞威风，欺凌诸侯，连及百姓。贤良之人心中忧郁怨恨，夏桀于是杀死了敢谏的关龙逢，想以此来压服群臣诤谏。人们动乱起来，都有远走的打算。没有谁再敢直言，都不得安生。大臣们怀有共同的忧患，不亲附桀都想离叛。夏桀以为得计，越发自以为是，炫耀自己的错误，夸饰自己的缺点。为君之道被重重阻塞，国人分崩离析。面对这种情况，汤感到很恐惧，忧虑天下的不安宁，想让伊尹到夏国去观察动静，担心夏国不相信伊尹，于是扬言自己亲自射杀伊尹，伊尹逃亡到夏国，过了三年，回到毫，禀报说；“桀被末嬉迷惑住丁，又喜欢爱妾琬、琰，不怜悯大众，大家都不堪忍受了。在上位的与在下位的互相痛恨，人民心里充满了怨气，都说：‘上天不保佑夏国，夏国的命运就要完了。”汤对伊尹说；“你告诉我的夏国的情况都象诗里唱的一样。”汤与伊尹订立了盟约，用以表明一定灭夏的决心。伊尹又去观察夏国的动静，很受末嬉信任。末嬉说道。“昨天夜里天子梦见西方有个太阳，东方有个太阳，两个太阳互相争斗，西方的太阳牲利了，东方的太阳没有胜利。”伊尹把这话报告了汤。这时正值商遭遇旱灾，汤设有顾及，还是发兵攻夏，以便信守和伊尹订立的盟约。他命令军队从亳绕到桀的国都之西，然后发起进攻。还没有交战，桀就逃跑了。汤追赶他追到大沙。桀身首离散，被天下耻笑。当初不听劝谏，即使后来懊悔了，又将怎么样呢?汤做了天子，夏的百姓非常高井，就象得到慈父一般。朝廷不更换官位，农民不离开田亩，商贾不改变商肆，人民亲近殷就如同亲近夏一样。这就叫极其公正，这就叫极其安定，这就叫极守信用。汤完全依照和伊尹订立的盟约去做了，不躲避旱灾，获得了成功，因此让伊尹世世代代在商享受祭祀。

　　周武王战胜了商，进入殷都，还没有下车，就命令把黄帝的后代封到铸，把帝尧的后代封到黎，把帝舜的后代封到陈。下了车，命令把大禹的后代封到杞，立汤的后代为束的国君，以便承续桑林的祭祀。此时，武王仍然很恐惧，长叹一声，流下了眼泪。命令周公旦领来殷商的遗老，问他们商灭亡的原因，又问民众喜欢什么，希望什么。商的遗老回答说：“人民希望恢复盘庚的政治。”武王于是就恢复了盘庚的政治，散发巨桥的米粟，施舍鹿台的钱财，以此向人民表示自己没有私心。释放被拘禁的人，挽救犯了罪的人。分发钱财，免除债务，以此来救济贫困。又把比干的坟墓修葺高大，使箕子的住宅显赫彰明，在商容的闾里竖起标志，行人要加快脚步，乘车的人要下车致敬。三天之内，参与谋划饯商的贤士都封为诸侯，那些大夫们，都赏给了土地，普通的士人也都减免了赋税。然后武王才渡过黄河，回到丰镐，到祖庙内报功。于是把马放到阳华山，把牛放到桃林，不再让马牛驾车服役，又把战鼓、军旗、铠甲、兵器涂上牲血，藏进府库，终身不再使用。这就是武王的仁德。周天子明堂的大门不关闭，向天下人表明没有私藏。只有没有私藏，才能保持最高尚的品德。

　　武王战胜殷商后，抓到两个俘虏，问他们说：“你们国家有怪异的事吗?”一个俘虏回答说：“我们国家有怪异的事，白天出现星星，天上降下血雨，这就是我们国家的怪异之事。”另一个俘虏回答说：“这诚然是怪异之事，虽说如此，但还算不上大的怪异。我们国家特大的怪异是儿子不顺从父亲，弟弟不服从兄长，君主的命令不能实行。这才算最大的怪异之事呢！”武王急忙离开座席，向他行再拜之礼。这不是认为俘虏尊贵，而是认为他的言论可贵。所以《周易》上说：“一举一动都战战兢兢，象踩着老虎尾巴一样，最终必定祥。”

　　赵襄子派新稚穆子攻打翟国，攻下了左人城、中人城。新稚穆子派使者回来报告襄子，襄子正在吃持成财的饭，听了以后，脸上现出忧愁的神色。身边的人说：“一下子攻下两座城，这是人们感到高兴的事，现在您却忧愁，这是为什么呢?”襄子说：“长江黄河涨水，不超过三天就会退落，疾风暴雨不能整天刮整天下。现在我们赵氏的品行，没有丰厚的蓄积，一下子攻下两座城，灭亡恐怕要让我赶上了！”孔子听到这件事以后说；“赵氏大概要昌盛了吧！”

　　忧虑是昌盛的基础，喜悦是灭亡的起点。取得胜利不是困难的事，保持住胜利才是困难的事，贤明的君主依照这种认识，保持住胜利，所以他的福分能传到子孙后代。齐国、楚国，呈国、越国，都曾经胜利过，可是最终都遭到了灭亡，这是因为它们不懂得如何保持胜利啊！只有有道的君主，才能保持胜利。孔子力气那样大，能举起国都城门的门闩，却不肯以力气大闻名天下。墨子善于攻城守城，使公输般折服，却不肯以善于用兵被人知晓。善于保持胜利的人，能有办法使弱小变成强大。

　　权勋

　　利不可两得，忠不可兼备。不抛弃小利，大刺就不能得到。不抛弃小忠，大忠就不能实现。所以说，小利是失利的祸害，小忠是大忠的祸害。圣人抛弃小者，选取大者。

　　从前楚龚王与晋厉公在鄢陵作战。楚军失败了，龚王受了伤。当初，战斗即将开始之际，司马子反渴了，要找水喝。童仆阳谷拿着黍子酿的酒送给他。子反喝斥道：“哼!拿下去，这是酒！”童仆阳谷回答说，“这不是酒。”子反说：“赶快拿下去!”童仆阳谷又说。“这不是酒。子反接过来喝丁下去。子反为人酷爱喝酒，他觉得酒味甘美，喝起来就不能自止，因而又喝醉了。战斗停下来以后，龚王想重新交战而商量对策，派人去叫司马子反，司马子反借口心痛没有去。龚王乘车去看他，一进帐中，闻到酒味就回去了。说道，“今天的战斗，我自己受了伤，所依靠的就是司马了。可是司马又这样，他这是忘记了楚国的社稷，而又不忧虑我们这些人我不与晋人再战了。”于是收兵离去。回去以后，杀了司马子反，并陈尸示众。童仆阳谷送上酒，并不是要把子反灌醉，他心里认为这是忠于子反，却恰好以此害了他。所以说，小忠是大忠的祸害。

　　从前，晋献公派苟息向虞国借路以便攻打虢国，苟息说；“请您把垂棘出产的玉鐾和屈邑出产的四匹马送给虞公，向他要求借路，一定可以得到允许。”献公说：“那垂棘出产的玉壁，是我们先君的宝贝啊，屈邑出产的四匹马，是我的骏马啊。如果虞国接受了我们的礼物而不借给我们路，那将怎么办昵?”苟息说。“不是这样，他如果不借我们路，一定不会接受我们的礼物，如果接受了我们的礼物借给我们路，这就如同我们把玉壁从宫中的府库拿出来放到宫外的府库里击，把骏马从宫中的马槽旁牵出来拴到宫外的马槽旁去。您对此又忧虑什么呢?”献公答应了，就派苟息把屈邑出产的四匹骏马，加上垂棘出产的玉璧作为礼物献给虞公，来向虞国借路攻打虢国。虞公贪图宝玉和骏马，想答应荀息。宫之奇劝谏说；“不可以答应，虞国对于虢国，就象牙床骨和颊骨一样，互相依存。虞国和虢目的形势就是这样。古人有话说，‘嘴唇没有了，牙齿就会感到寒冷。’虢国不被灭亡，靠着有虞国；虞国不被灭亡，也靠着有虢国啊！如果借路给晋国，那么虢国早晨灭亡，虞国晚上也就会跟着灭亡了。怎么可以借路给晋国呢?虞公不听，借路给了晋国。苟息攻打虢国，战胜了虢国。返回的时候攻打虞国，又战胜了虞国。荀息拿着玉壁牵着骏马回来禀报。献公高兴地说；“玉璧连是老样子，只是马均年齿稍长了一点。”所以说，小利是大利的祸害。

　　中山国内有个厹繇目，智伯想攻打它却无路可通，就给它铸造了一个大钟，用两辆车并排装载着去送给它。厹繇的君主削平高地填平貉谷米迎接大钟。赤章蔓枝动谏说：“古诗说：‘只有遵循确定的准则才能使国家安定。’我们凭什么会从智伯那里得到这东西?智伯的为人，贪婪而且不守情用，一定是他想攻打我们而没有路，所以铸造了大钟，用两辆车并排装载着来送给您。您于是削平高地填平溪谷来迎接大钟。这样，智伯的军队必定跟随着到来。”厹繇的君主不听，过了一会，赤章蔓枝再次劝谏。戚繇的君主说：“大国要跟你交好，而你却拒绝人家，这不吉祥，你不要再说了。”赤章蔓枝说；“当臣子的不忠贞，这是罪过，忠贞而不被信用，脱身远去是可以的了。”于是，他砍掉车轴两端就走了。到了卫国七天，厹繇就灭亡了。达是因为厹繇的君主想得到钟的心情太过分了。想得到钟的心情太过分，那么安定厹繇的主张就不能实行了。凡听取劝说自己过分行为的意见不可不慎重呵！所以说最好是不要有过分的欲望。

　　昌国君乐毅率领五国的军队去攻打齐国，齐国派触子为将，在济水边迎击各国请侯的军队。齐王想开战，派人到触子那里去，羞辱并且斥责他说：“不开战，我一定灭掉你的同类，挖掉你的祖坟！”触子感到很愤恨，想让齐军战败，于是跟各国诸侯的军队开战。刚一交战，触子就鸣金要齐军撤退。齐军败逃，诸侯军追击齐军。触子于是乘一辆兵车离开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达子又率领残兵驻扎在秦周，没有东西赏赐士卒，就派人向齐王请求金钱，齐王前怒地说；“你们这些残存下来的家伙，怎么能给你们金钱?”齐军与燕国人交战，被打得大败。达子战死了，齐王逃到了莒。燕国人追赶败逃的齐兵进入齐国国都，在美唐你争我夺抢了很多金钱。这是贪图小利因而丧失了大利啊！

　　下贤

　　有道的士人，本来就傲视君主，不贤明的君主，也傲视有道的的士人。他们天天这样互相傲视，什么时候才能相投?这就象儒家墨家互栖非议和齐楚被此不服一样。

　　贤明的君主则不是这样。士虽然傲视自己，而自己却越发用礼对待他们。这样，士人怎能不归附呢?士人归附了，天下人就会跟着他们归附。所谓帝，是指天下人都来亲附，所谓王，是指天下人都来归服。得道的人，尊贵到做天子而不显现骄横傲慢，富足到有天下而不放纵自夸，卑下到当百姓而不感到失意屈辱，困到无衣食而不忧愁恐惧。他们诚恳坦荡，确实掌握了大道，他们大彻大悟，遇事不疑，必有依据，他们卓尔不群，坚守信念，绝不改变，他们顺应天道，随着阴阳一起变化；他们明察事理，意志坚定牢固，他们忠厚淳朴，不行诈伪之事，他们志向远大，高远无边，他们思想深邃，深不可测，他们刚毅坚强，节探高尚，他们做事谨慎，不肯自以为是。他们光明正大，耻于运用智谋，他们胸襟宽广，看轻世俗的诽谤赞誉。他们以天为法则，以德为品行，以道为根本。他们随万物变化而没有穷尽。他们精神充满天地，没有尽竭，布满宇宙，不见边界。他们所具有的“道”，没有谁知道何时开始，没有谁知道何时终结，没有谁知道它的门径在哪儿，没有谁知道它的开端在哪儿，没有谁知遭它的本源在哪儿。道大至无所不包，小至微乎其微。这就叫做无比珍贵。士人能达到这种境界，五帝也不能和也交友，三王也不得以他为师。如果丢开帝王尊贵的神态，那就差不多能够和他们交友、以他们为师了。

　　尧不用帝王的身份去会见善绻，面朝北恭敬地向他请教。尧是天子，善绻是平民，尧为什么这样过分地礼遇他呢?因为善绻是得道的人。对得道的人，不可傲视。尧衡量自己的德行智谋不如善绻，所以面向北恭敬地向他请教。这就叫做无比公正。不是无比公正，谁又能礼遇贤者呢？

　　周公旦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弟弟，周成王的叔父。他朝见过住在穷巷陋室里的人有七十个。这件事，文王开了头而没有做到，武王做了而没有完成，周公虽辅佐年幼的成王才真正完成。这不是正说明成王亲自礼贤下士吗?

　　齐桓公去见小臣稷，一天去三次都没能见到。跟随的人说。“大国的君主去见一个平民，一天去了三次都没能见到，就算了吧！”桓公说：“不对。看轻爵位俸禄的士人，固然轻视君主，看轻王霸之业的君主，也轻视士人。纵使先生他看轻爵位俸禄，我怎么敢看轻王霸之业昵?”桓公终究见到了小臣稷，随从没能阻止住他。世人大多指责桓公的私生活，他的私生活虽然不检点，但有如此好士之心，称霸还是可以的。如果真的按上述原则去做，而且私生话不好，就是称王恐怕还不止呢！

　　子产在郑国为相，去见壶丘子林，跟他的学生们坐在一起，一定按年龄就座。这是把相位的尊贵放在一边而不凭它去居上座．身为大国的相，而能丢掉相的架子，谈论思想，议论品行，真心实意地与人探索，大概只有子产能这样吧。他在郑国做了十八年相，仅处罚三个人，杀死两个人。桃李下垂到路上，也没有谁去摘，小刀丢在道上，也没有谁去拾。

　　魏文侯去见段干术，站得疲倦了却不敢休息。回来以后见翟黄，箕踞于堂上来跟他谈话。翟黄很不高若。文侯说；“段干木，让他做官他不肯做，给他俸禄他不接受，现在你想当官就身居相位，想得俸禄就得到上卿的俸禄。你既接受了我给你的官职俸禄，又要求我以礼相待，恐怕很难办到吧。”所以贤明的君主对待人，不肯接受官职俸禄的就以礼相待。礼遇士人没有比节制自己的欲望更好的了。欲望得到节制，命令就可以执行了。巍文侯可以说是喜好以礼待士了，喜好以礼待士，所以向南能在连堤战胜楚周，向东能在长城战胜齐国，俘虏齐侯，并把他献给周天子。周天子奖赏文侯，封他为诸侯。

　　报更

　　国家即使小，它的粮食也足以供养天下的贤士，它的车辆也足以乘载天下的贤士，它的钱财也足以礼遇天下的贤士。与天下的贤士为伍，这是周文主称王天下的原因。现在虽然不能称王，以它来安定国家，还是容易做到的。与贤士为伍，这是赵宣子免于被杀、周昭文君达列最荣、孟尝君使楚军退却的根本原困所在。古代建立功名和安定国家、免除自身灾难的人，没有别的途径，必定是遵循这个准则。喜欢贤士不可以雕骄横的态度屈致。

　　从前，赵宣子赵盾将要蓟国都绛邑去，看见一棵弯曲的桑树下，有一个饿病躺在那里起不来的人，宣子停下车，让人给他准备食物，并把食物弄干净给他吃。他咽下两日后，能睁开眼看了。赵宣子对他说，“你为什么饿到这种地步?”他回答说：“我在绛给人做仆隶，回家的路上断了稂，羞于去乞讨，又厌恶私自拿取别人的食物，所以才饿到这种地步。”宣子给了他两块干肉，他既拜着接受了而不敢吃。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我家有老母亲，我想把这些干肉送给她。”赵宣子说：“你全都吃了它，我另外再给你。”于是又赠给他两捆干肉和一百牧钱，就离开了。过了二年，晋灵公想杀死赵宣子，在房中埋伏了兵士，等待赵宣子到来。灵公于是请赵宣子饮酒，赵宣子知道了灵公的意图，洒喝到一半就走了出去。灵公命令房中的士兵赶快追上去杀死也。有一个人追得很快，先追到赵宣子跟前，说：“喂，您快上车逃走，我愿为您回去拼命。”赵宣予说：“你名字叫什幺?”那人避开回答说；“用名字干什么?我是桑下饿病的那个人啊。”他返回身去与灵公的兵士搏斗而死。赵宣子于是得以活命。这就是《尚书》上所说的“恩德再微也无所谓小”的意思啊！赵宣子对一个人施恩德，尚且能使自身活命，觅何况对万人施恩德呢!所以《诗经》上说；“雄赳赳的武士，是公侯的屏障。”“人才济济，文王因此安康。”君主怎么可以不致力于爱怜贤士呢？贤士是很难了解到的，只有广泛地寻求才可以，广泛地寻找，就不会失掉了。

　　张仪是魏国大夫的庶子，将要向西到秦国去游说，路过东周。宾客中有个人把这个情况告诉昭文君说：“魏国人张仪，是个很有才干的人。将要向西至秦国辩说，希望您对他以礼相待。”昭文君会见张仪并且对他说；“听说客人要到秦国去，我的国家小，不足以留住客人，即便游说秦国，然而难道一定会受到赏识吗?客人倘或得不到赏识，请看在我的面上再回来，我的国家虽然小，愿与您共同掌管。”张仪退避，而向北拜了两拜。张仪临走之际，昭文君给他送行并且资助钱财。张仪到了秦国，呆了一段时间，秦惠王很喜欢他，让他当了相。张仪在天下受到的恩德，没有比在昭文君那里受到的更大了。周是个小国，张仪看待它超过了大国。他让秦惠王以昭文君为师。秦国在逢泽盟会诸侯的时候，魏王曾给昭文君当御者，韩王给昭文君当车右，昭文君的名号至令没有被忘掉，这都是张仪的力量啊！

　　孟尝君从前在薛的时候，楚国人攻打薛。谆于髡为齐国出使到楚国去，返回的时候，经过薛。盂尝君让人以礼报待，井亲自到郊外送他，对他说：“楚国人攻打薛，如果先生您不为此担忧，我将没有办法再侍奉您了。”淳于髡说；“我遵命了。”到了齐国，禀报完毕，齐王说：“到楚国见列了什么?”淳于髡回答说：“楚国很贪婪，薛也不自量力。”齐王说；“说的什么意思?”淳于髡回答龅：“薛不自量力，给先王立了宗庙。楚国贪婪而攻打薛，薛的宗庙必定危险。所以说薛不自量力，楚国也太贪婪。”齐王变了脸色，说，“哎呀！先王的宗庙在那里呢！”于是赶快派兵援救薛，因此薛才得以保全。趴在地上请求，跪拜着请求，即使能得到援救也是很少的，所以善于劝说的人，陈述形势，讲述主张，看到别人危急，就象自己处于危难之中，这样，哪里用得着极力劝说呢！极力劝说就鄙陋了。劝说而不被听从，责任不单单在被劝说的人，也在劝说者自己。

　　顺说

　　善于劝说的人像灵巧的人一样，借别人的力量把它作为自己的己的力量，顺着他的来势加出引导，顺着他的去势加以推动，丝毫不露形迹，随着他的出现、发展而出现、发展，如同言语与回声一样相随。随着他的兴盛而兴盛，随着他的衰微而衰微，以便因势利导，达到自己的目的。尽管他的力量很大，才能很强，也能控制他的命运。顺着风呼叫，声音并没有加大，可是能从远处听到，登上高处观望，眼睛并没有更亮，然而可以看刊远处。这是因为所凭借的东西有利啊。

　　惠盎谒见宋康王，康王跺着脚，咳嗽着，大声说；“我所喜欢的是勇武有力的人，不喜欢行仁义的人。客人将有何见教啊?”惠盎回答说：“我有这样的道术：使人虽然勇武，却刺不进您的身体，虽然有力，却击不中您。大王您难道无意于这种道术吗?”康王说；“好，这是我想要听的。”惠盎说；“虽然刺不进您的身体，击不中您，但您还是受辱了。我有这样的道术：使人虽然勇武却不敢刺您，虽然有力却不敢击您。大王您难道无意于这种道术吗?”康王说：“好，这是我想知道的。”惠盎说：“那些人虽然不敢刺，不敢击，并不是投有这样的想法啊。我有这样的道术。使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想法。大王您难道无意于这种道术吗?”康王说：“好，这是我所希望的。”惠盎说：“那些人虽然没有这样的想法，却还没有爱您使您有利的心。我有这样的道术；使天下的男子女子都愉快地爱您使您有利。这就胜过了勇武有力，居于上面说到的四种有害行为之上了。大王您难道无意于这种逋术吗?”康王说：“这是我想要得到的。”惠盎同答说：“孔丘、墨翟的品德就能这样。孔丘、墨翟，他们没有领士，但却能象当君主一样得到尊荣；他们没有官职，但却能象当官长一样受到尊敬。天下的男子女子没有谁不伸长脖子、抬起脚跟盼望他们，希望他们平安顺利。现在大王您是拥有万辆兵车大国的君主，如果真有这样的志向，那么西方边境之内就都能得到您的利益了，百姓对您的爱戴就能远远超过孔丘、墨翟了。”宋王无话来回答。惠盎快步走了出去，宋王对身边的人说：“很善辩啊，客人用言论说服了我。”宋王是个平庸的君主，可是他的心还是可以说服，这是因为惠盎能困势利导。能因势利导，那么贫贱的就可以胜过富贵的，弱小盼就可以制服强大的了。

　　田赞穿着破旧衣服击见楚王，楚王说：“先生您的衣服怎么这么破旧呢?”田赞回答说：“衣眼还有比这更坏的呢?”楚王说：“可以让我听听吗?”田赞回答说；“铠甲比这更坏。”楚王说；“这是什么意思呢?”田赞回答说：“冬天穿上冷，夏天穿上热，衣服没有比铠甲更坏的了。我很贫困，所以穿的衣服很坏。现在大王您是大国的君主，富贵无比，却喜欢拿铠甲让人们穿，我不赞成这样。或许这是为了行仁义吗?铠甲的事，是有关战争的事啊，是砍断人家的脖子，挖空人家的肚子，毁坏凡家的城池，杀死人家的父子的事啊。那名声又很不荣耀。或许这是为了得到实际利益吗?如果谋划损害别人，别人也必定谋划损害自己；如果谋划让别人遭到危险，别人也必定谋划让自己遭到危险，其实变很不安全。这两种情况，我认为大王您还是不要选择。”楚王无话来回答。主张虽然没有广泛实行，田赞可以说是能够树立自己的丰张了。至于段干木隐居不仕而使魏国安全，那田赞还达不到这种地步。

　　管仲在鲁国被捉住，鲁国捆起他把他装在囚笼里，派差役用车载着把他送到齐国。差役全都唱着歌拉车。管仲担心鲁国留下并且杀死自己，想赶快到达齐国，于是就对差役们说；“我给你们领唱，然后你们应和我。”他唱的歌节拍正好适合快走，差役们不觉得疲倦，因而走路走得很快。管仲可以说是能利用差役唱歌了，差役满足了自己的希望，管仲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是因为使用了这个方法啊。用这个方法治理拥有万兵车的大国，成就霸业尚且不止，只不过齐桓公这个人难以辅佐他成就王业罢了。

　　不广

　　明智的人做事情一定要依靠时机，时机不一定能得到，但人为的努力却不可废弃。得到时机也好，得不判时机也好，用自己能做到的弥补自己不能做到的，就象船和车互相弥补其不足一样。北方有一种野兽，名叫蹶，前腿象鼠一样短，后腿象免一样长，走快了就绊脚，一跑就跌倒。它常常替蛩蛩距虚采鲜美的草，采了以后就给它。蹶有祸患的时候，蛩蛩距虚一定背着它逃走。这就是用自己能够做到的来弥补自己不能做到的。

　　鲍叔、管仲、召忽三个人彼此裉友好，想一起安定齐国，认为公子纠一定能立为君主。召忽说：“我们三个人对于齐国来说，就如同鼎有三足一样，少一个也不成。况且公子小白是一定不会立为君主了，不如三个人都辅佐公子纠。”管仲说：“不行，齐国人厌恶公子纠的母亲，因而连及到公子纠，公子小白没有母亲了，因而齐国人很爱怜他。事情如何尚未可知，不如让一个人去侍奉公子小白。将来享有齐国的，一定是这两位公子中的一个。”因此让鲍叔做公子小白的老师，管仲、召忽留在公子纠那里。公子纠在外边，不能说一定成为齐国的君主，虽说如此，管仲的考虑还是差不多的。这样做了如果还不能完备，那大概是天意吧。人为的努力总算是用尽了。

　　齐国攻打廪丘。赵国派孔青率领敢死的勇士去援救，跟齐国人作战，把齐国人打得大败。齐国的将帅被打死，孔青俘获战车两千辆，尸体三万具，他把这些尸体封土堆成两个高丘。宁越对孔青说；“太可惜了，不如把尸体归还给齐国而从内部攻击它。我听说过，古代善于作战的人，该坚守就坚守，该进退就进退。我军后退三十里，给敌军以收尸的机会。战车铠甲在战争中丧失尽了，府库里的钱财在安葬战死者时用光了，这就叫做从内部攻击它。”孔青说；“齐人如果不来收尸，那该怎么办?”宁越说：“作战不能取胜，这是他们的第一条罪状，率领士兵出去作战而不能使之回来，这是他们的第二条罪状；给他们尸体却不收取，这是他们的第三条罪状。人民将因为这三条怨恨在上位的人。在上位的人没有办法役使在下位的，在下位的人又无从侍奉在上位的，这就叫做双重地攻击它。”宁越可以说是懂得运用文武两种办法了。用武就凭力量取胜，用文就凭仁德取胜。用文用武都能取胜，什么样的敌人能不归服?

　　晋文公打算盟会诸侯，咎犯说：“不行，天下人还不了解您的道义啊。”文公说：“应该怎么做?”咎犯说：“天子躲避叔带的灾难，流亡在郑国。惩何不送他回去，以此确立大义，而且借此树立自己的声誉。”文公说：“我能做到吗?”咎犯说：“事情如果能做成，那么继承文侯的事业，确立武公的功绩，开拓土地，安定边疆，就全在此一举了，事情如果不能做成，那么弥补周王室的过失，忧虑周天子的灾难，成就教化，留名青史，也全在此一举了。您还是不要犹豫了。”文公听从了他的主张。于是就跟草中的戎残族人、骊土的狄族人一起把周夭子安置在成周。天子赐给他南阳那里的土地。文公从而称霸诸侯。做事情既符合道义又有利，因而立了大功，文公可以算做明智了。这都是咎犯的计谋啊!文公出亡十七年，回晋国四年就能称霸诸侯，他听信的大概都是咎犯那样的人吧?

　　管仲、鲍叔辅佐齐桓公治理国事时，齐国东方边境地区的人有经常向上反映困苦情况的。管仲死了，竖刀、易牙掌权，国内的人经常向上反映不困苦的情况，不敢反映困苦的情况。管忡终于成为齐国的优秀人物，他的恩泽施及子孙后代，是因为他懂得大礼。懂得大礼，即使不懂得国事也是可以的。

　　贵因

　　夏商周三代最宝贵的东西没有什么比得上顺应、依凭外物了。顺应、依凭外物就能所向无敌。禹疏通三江五湖，凿开伊阙山，使水道畅通，让水流入东海，是顺应了水的力量。舜迁移了一次形成城邑，迁移丁两次形成都城，迁移了三次形成国家，因而尧把帝位让给了他，是顺应了人心。汤、武王凭着诸侯国的地位制服夏、商，是顺应了人民的愿望。到秦国去的人站在车上就能到达，是因为有车；到越国去的人坐在船上就能到达，是因为有船。到秦国、越国去，路途遥远，安静地站着、坐着就能到达，是因为凭借着车船等交通工具。

　　周武王派人刺探殷商的动静，那人回到岐周禀报说：“殷商大概要出现混乱了。”武王说：“它的混乱达到什么程度?”那人回答说。“邪恶的人胜过了忠良的人。”武王说；“混乱还没有达到极点。”那人又击刺探，回来禀报说，。它的混乱程度加重了。”武王说。“达到什么程度?”那^回答说。“贤德的人都出逃了。”武王悦：“混乱还没有达到极点。”那人又去刺探，回来桌报说：“它的混乱很厉害了！”武王说：“达到什么程度?”那人回答说。“老百姓都不敢讲怨恨不满的话了。”武王说：“啊！”赶快把这种情况告诉太公望，太公望回答说：“邪恶的人胜过了忠良的人，叫做暴乱，贤德的人出逃，叫做崩溃，老百姓不敢讲怨恨不满的话，叫做刑法太苛刻。它的混乱达到极点了，已经无以复加了。”因此挑选了战车三百辆，勇士三千名，朝会诸侯时以甲子日为期兵至牧野，而纣王被擒获了。这样看来，武王本来就知道纣王无法与自己为敌，善于利用敌方的力量，还有什么敌手呢?

　　武王伐纣到了鲔水，殷商派肢鬲刺探周国军队的情况，武王会见了他。胶鬲说：“您将要到哪里去?不要欺骗我。”武王说：“不欺骗你，我将要到殷去。”胶鬲说：“哪一天到达?”武王说：“将在甲子日到达殷都郊外。你拿这话去禀报吧！”胶鬲走了。天下起雨来，日夜不停。武王加速行军，不停止前进。军官们都劝谏说：“士兵们很疲惫，请让他们休息休息。”武王说：“我已经让胶鬲把甲子日到达殷都郊外禀报给他的君主了，如果甲子日不能到达，这就是让腔鬲没有信用。腔鬲没有信用，他的君主一定会杀死他。我加速行军是为了救胶鬲的命啊。”武王果然在甲子日到达了殷都的郊外，殷商已经先摆好阵势了。武王到达以后，就开始交战，结果把殷商打得大败。这就是武王的仁义。武王做的是人们所希望的事情，纣王自己做的却是人们所厌恶的事情，事先摆好阵势又有什么用处?正好让武王不战而获胜。

　　武王进入殷都，听说有十德高望重的人，武王就去会见他，问他殷商之所以死亡的原因。那个德高望重的人回答说：“您如果想要知道，那就请定于明天日中之时。”武王和周公旦第二天提前去了，却没有见到那个人，武王感到很奇怪，周公说，“我已经知道他的意思了。这是个君子啊。他本来就采取不亲近自己君主的态度，现在又要把自己君主的坏处告诉您，他不忍心这样做。至于约定了日期却不如期赴约，说了话却不守信用，这是殷商之所取灭亡的原因。他已经用这种方式把殷商灭亡的原因告诉您了。”

　　观测夭象的人，观察众星运行的情况就能知道四季，是因为有所凭惜，推算历法的人，观看月亮运行的情况就能知道晦日，朔日，是因为有所凭借，禹到裸体国去，裸体进去，出来以后再穿衣服，是为了顺应那里的习俗。墨子见楚王，穿上华丽衣服，吹起笙，是为了迎合楚王的爱好；孔子通过弥子瑁去见厘夫人，是为了借此实行自己的主张；汤，武王遇上混乱的世道，面对贫苦的人民，发扬自己的道义，成就了自己的功业，是因为顺应，依凭外物的缘故。所以善于顺应、依凭外物，就能成功，专凭个人的力量，就会失败。善于顺应，依凭外物的人所向无敌。在这样的人面前，国土即使广大，人民即使众多，又有什么益处?

　　察今

　　当今的君主为什么不效法古代帝王的法度？并不是古代帝王的法度不好，是因为它不可能被效法。古代帝王的法度，是经过前代流传下来的，有的人增补过它，有的人删削过它，怎么可能被效法?即使人们没有增补、删削过，还是不可能被效法。东夷和华夏对事物的名称，言词不同；古代和现代的法茺，典制不一样。所以古代的名称与现在的叫法大多不相通，现在的法度与古代的法度大多不相合。不同习俗的人民，与这种情况相似。他们所要实现的愿望相同，他们的所作所为却不同。各地的方言不能改变，如同船．车、衣、帽、美味、音乐．色彩的不同一样，可是人们却自以为是，反过来又互相责难。天下有学识的大大都善辩，言谈锋利，是非颠倒，不求符合实际，致力于互相诋毁，以争胜为能事。古代君主的法度，怎么可能被教效呢?即使可能，还是不可以效法。

　　凡是古代帝王的法度，都是与当时的时势相符合的。时势不能与法度一起流传下来，法度虽然流传到现在，还是不可以效法。所以要放弃古代帝王的现成法度，而取法他们制定法度的依据。古代帝王制定法度的依据是什么呢?古代帝王制定法度的依据是人，而自己也是人。所以考察自己就可以知道别人，考察现在就可以知道古代。古今的道理是一样的，别人与自己是相同的。有道之人，他们的可贵之处在于由近的可以推知远的，由现在的可以推知古代的，由见到的可以推知见不到的。所以，观察堂屋下面的阴影，就可以知道日月运行的情况，阴阳变化的情况，看到瓶里的水结了冰，就知道天下已经寒冷，鱼鳖已经潜藏了，尝一块肉，就可以知道一锅肉的味道，就可以知道一鼎肉味道调和的情况。

　　楚国人想攻打宋国，派人先在淮水中设置渡河的标志。淮水突然上涨，楚国人不知道，按照标志夜里渡河，淹死的有一千多人，军队惊乱的状况就象城市里的房屋倒坍一样。当初他们事先设置标志的时候，是可以顺着标志渡河的，现在河水已经发生变化上涨了，楚国人还按照标志渡河，这就是他们所以失败的原因。现在的君主要效法古代帝王的法度，与这种情况相似。他所处的时代已经与古代帝王的法度不适应了，却还说，这是古代帝王的法度，应谈效法它。用这种办法治理国家，难道不是很可悲吗?

　　所以，治理国家没有法度就会出现混乱，死守法度不加改变就会发生谬误，出现谬误和混乱，是不能保守住国家的。社会变化了，时代发展了，变法是应该的了。这就象高明的医止一样，病万变，药也应该万变。病变了药却不变；原来可以长寿的人，如今就会成为短命的人了。所以凡是做事情一定要依照法度去行动，变法的人要随着时代而变化，如果懂得这个道理，那就没有错误的事了。那些不敢议论法度的，是一般的百姓，死守法度的，是各种官吏。顺应时代变法的，是贤明的君主。因此，古代享有天下的七十一位圣贤君主，他们的法度都不相同。并不是他们有意耍彼此相反，而是因为时代和形势不同。所以说，好剑期求它能砍断东西，不一定期求它有镆琊那样的美名，好马期求它能行千里远，不一定期求它有骥骜那样的美称。成就功名，这正是古代帝王所希望达到的“千里”啊。

　　楚国人有个渡江的，他的剑从船上掉到水里，他急忙在船边划上记号，说。“这里是我的剑掉下击的地方。”等船停了，就从他刻记号的地方下水去找剑。船已经移动了，可是剑却没有移动，象这样寻找剑，不是太胡涂了吗?用旧法来治理自己的国家，与这个人相同。时代已经改变了，可是法度却不随着改变，想用这种办法治理好国家，难道不是很难吗?

　　有个从江边经过的人，看见一个人正拉着小孩想把他扔到江中，小孩哭起来。人们问这人为什么，他说：“这个小孩的父亲善于游泳。”父亲虽然善于游泳，儿子难道就善于游泳吗?用这种方法来处理事物，也一定是荒谬的了。楚国处理政事的情况，与此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