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文升,字退之,谱名思退,自号山竹,元曲家。自元至元乙丑年(1265年)生于浙江平阳,宋朝德祜末随父由浙江迁居金陵。少年参加科考一举成为金陵少年郡庠,传为美谈。1292年父亡后举家迁居溧阳,逐为溧阳人。卒于元至正辛卯年(1351年)终年八十七岁。后葬于城西举福乡,西吴山之栖梧原。(如今溧城镇上阁楼村西铁山南坡)。有“宁人负我,我毋负人,宁存书种,无苟富贵”藏书印。著有《孔文升散曲选》子孔齐,字克济、号行素,著有《至正直记》。后来其藏书被家中婢女用于剪鞋样、禙鞋帮,甚为憾事。
少年郡庠
文升公出生于书香门第,官宦之家。其祖父贵敬是南宋宝庆二年进士(公元1227年)为仙源县令。其父潼孙字宗善,世居浙江平阳,宋德祜末为建康路教授,因举家金陵。公从小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加上天资聪明,所以少小就能诗文,尤其善于攻对,加上名师的点拔。(因公小从师戴表元,此人为元代文学家,庆元奉化人,南宋末年中进士,先为建康路教授,以兵乱归剡。元大德八年61岁时被人推荐为信州教授,再调往婺州,后因病辞职。)所以小少年纪参加科考一举成名,传为佳话,成了金陵少年郡庠。时人都大加赞赏,都说了不起,小小年纪文章诗句就如此了得,真是不可多得的奇才。
文升公少年时投在戴表元门下,得以戴的精心引导和指教,才智非凡,常常表现出卓越才学。如在金陵随戴表元游,表元每因出游都以方言俗语作题,令诸生破。一日命破“楼”,公不假思索就说:“因地之不足,取天之有余”。表元大喜。一日又说:“宁可死,莫与秀才担担子,肚里饥,打火又无米”。而公总有绝句对之曰:“小人无知,不肯竭力以君子,君子有义,不能求食以养小人。”又如古曲题云:“看看月上葡萄架,那人应是不来也,最苦是,一双凤枕闭在绣帏下。”公对之曰:“时至人未至,君子不能无疑心,物偶人未偶,君子不能无感心。”又如小曲题云:“妈妈只要光光镘,我苦何曾管了,雪下去送官卖酒,轮番几曾得免?怎容懒?有容教奴伴”。公破曰:“吾亲徇利而忘义,既不能以忧人之忧吾身,徇公而忘彩,人强欲,以乐人之乐”。正是有了这样的训练与培养,使公的才智得到了尽性的发挥,使公获取了广博的才知,加上公自身的勤奋努力,以致后来成为一代元曲名家。
移居溧阳
文升由于公生活在一个社会动荡时期,也是一个新旧政权交替时期。在公定居南京,发奋读书,以走科举从仕,想以博大的才知来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上能报效君主,下能恩泽民众。同时也是完成对父`师之孝。但世事多变,此时北方强盛的蒙古大军正开始大举南侵,到公元1276年南宋灭亡,代之的元朝一统了中国。蒙古政权是建立在弓`箭`马背之上的,重视的是武术,对公这样饱学诗书的文人是得不到重用的,公虽有济世行道的伟大抱负,但却报国无门。加上科举被废(元朝是历史上废举达80年之久,直到公元1313年才得以恢复,那时公也是知天命之年了)公一心想以科举从仕的道路被阻。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祸不单行。正在公为前程感到渺茫之际,一场更大的灾难降临到了公的头上。其父在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2年)赴大都任时,突然发病,卒于临清驿站。当时公兄弟四人都尚年幼,虽然公已成人成了家,但由于一直没有出仕,所以生活无着落,原先一家人仅靠父亲的奉禄生活,而如今突然家中的顶梁柱倒了,这怎么办?这是何等的打击。一时间贫困`无助,想把父亲的棂柩运回浙江老家,但却难以办到。一是经济的拮据。二是当时社会的动荡,沿途的兵阻。在万般无奈下只能迁往溧阳。因公当时已被溧阳沈氏招赘为婿,(元代有一风俗,富家女都不外嫁,生怕自已女儿在外受苦,因而选择招婿)所以只得举家迁居溧阳,就外氏而居。这段历史无论是县志还是家谱上都有明确的记载。“孔潼孙,字宗善,号约斋,居浙江平阳。宋德祜末为建康路教授,当时元兵渡江,道路梗阻,不得南归。至元二十八年(1292年)赴大都任,卒于临清驿站。子文升扶柩归葬,但诸子皆幼,少者未离乳抱,家贫,不能复归平阳,文升遂取溧阳,就外氏而居,逐为溧阳人”。
踏进仕途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皇朝,建都大都(今北京)创建者为元世祖忽必烈。前面已说到元朝政权是建立在武力基础上,因而重武轻文是当时的社会现实。科考被废,走科考从仕的道路被阻,公虽文章,才华出众,但大局已定,任何个人都将无法改变。加上蒙古政权把人划为四等。一等为蒙古人,二等为色目人,三等是蒙古人统治下的汉人,南人为四等人。所以身为江南的汉人,生活地位的低劣是可想而知的。尤其当时社会上作为儒人的生活更加困难,那时对人的等级有更十分确切的等级划分,并作为歌谣来传唱。“一官`二吏`三仕`四商`五工`六农`七手`八猎`九儒`十丐。可见在蒙古人统治下儒人的生活是何等的艰难。公作为家中长子,在父死后,一家人的生机就得全由公来承担,为生机所想,公不得不畏曲求全,因而投书于当时江淮行省任秘书监少监的凌时中,(凌时中,字石岩,浙江安吉人)望他看在同乡的份上给推荐一个差事。因公要从仕早就已就了,还待今日。克齐公在他的书中写到“先君初欲仕时,讨厌冷官,江淮行省先授他上元县教谕公不就,后江淮行省又授予他常州学正公也不就,豪气英逞,必欲即能济世行道者方才就任。”而如今世事多变,万不得已,只得求人家了。投书三日,馆宾对公说:“凌公叫你把书信放在这里,你先归吧”。但在转身走的时候,嘴里却说:“哪有求人做官的道理”。公听了这话就大为不乐,逐飘然而去,且对馆宾说:“我以凌公是前辈,故相来投,并不是真要靠他,公既然不识我,我也就不谋此生了,人生岂止就这一条路”。馆宾把文升公的这番话告诉了凌公,凌公听后就叫人下去追文升公,而文升公怒气未消登舟而返。凌公更是大喜说:“吾之所以试之,也见其英气豪强,其实公文早已备下了,特地说这话,看一看他的反应。因而急派信使,发牒取补建康书吏。待文升公尚未到家,而江淮廉访信使已到建康转下溧阳,敦促公就任。此年是元甲午春也(1294年)。
文人墨客
孔文升少小有名,文章诗句多有见著于纸,因而名声远扬,以文会友是经常之事,因而当时颇有名声的一些文学名家`元曲名家与公经常一起对句写作。就连当时的江浙行省尚书徐琰也与公交往颇深,且对公的才学颇为赏识,称公为“天资聪颖,笔力过人,擅江淮之俊才”。徐琰字子方号养斋又自叟,东平(今山东省)人,为翰林学士,少有文才,曾毕业于东平府,元世祖至元初受人推荐入朝,任职太常寺,后为陕西行省朗中,至元二十三年为岭北湖南道提刑按察使,二十九年迁江南浙西肃政廉访使,召学士承旨,文名显于当时。另外当时的一些元曲名家也是经常与公游玩填曲,交流文章诗句。尤其是元曲大家卢絷莫不与公一起,一游一宴,或赋诗,或填曲,每必书见示之。一日与徐公出游,廉使容斋徐公琰云:“书中有女颜如玉”。戏谓退子曰:“试为我属一对,俗语尤佳。”公即应曰:“路上行人口似碑”。容斋大喜。又一日,有歌妓“千金奴”陪伴吃酒,酒吃三分,徐公要求文升公写一曲赠送给千金奴,公应之,借酒意,才思涌动,即席挥毫写就了一曲折桂令《赠千金奴》。全文如下:“杏桃腮,杨柳纤腰,占断他风月排场,鸾凤窝巢,宜笑宜颦,倾国倾城,百媚千娇,一个可喜娘,身材儿是小,便做天来大福也难消,檀板轻敲,银烛高烧,万两黄金,一刻春宵。”容斋公大喜,当即举杯度曲,尽兴而大醉。此曲也即刻被传唱而流行,也只因这一曲使公几遭弹劾,险些被罢免官职。由于元代儒人得不到重用,公的济世行道之抱负得不到实施,目睹民众的困苦却难以得以帮助,公也只能寄情于山水之间,借天然之物,以文章诗句来排迁心中的忧愁。公在溧阳也有一段以文会友的佳话。说公一次与溧阳的一些名人雅仕,游玩于溧阳的地面上,当行至戴埠白塔里时,村上有一只白公鸡大白天的伸着勃子在啼叫,公随即说出一句“白塔白鸡啼白昼”。问这些名仕,谁能与之对之?因而大家就展开想象,摇头晃脑,冥思苦想起来,狠不得立即对答出来,就是有个别虽然对出但不工丈,称不上绝对。时间就这样不知不觉中过去了,眼看日落西山。公说:看来今日你们是对不上来了,这时大家说:你自己能续上下联,到城我们请你吃酒,公说:“酒就免了,这下联我心中早就想好了”。于是众人就吹促公把它说出来,公说:“别急,时候不早了,赶快回城吧”。说话间来到城南的黄墟村,此时天色已近黄昏,刚踏进村,不知从哪里窜出一条黄狗,向着他们过路的陌生人狂叫。这时公对身旁的几位说:你们不是要听我的下联么?那你们听好了,现在我就说出下联。于是一对绝对就此产生,从此也成就了一段流传于世的佳话。此对如下:
白塔白鸡啼白昼,黄墟黄狗叫黄昏。
美德尚存
文升由于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接受了传统的文明美德,加上公自身的修养素质及高尚的道德品质。因而在公的一身中真正体现了一个儒者的美德,无论是接物待人,还是为人处事都能反映出公的崇高道德品德。他为官一身正气,清政廉洁。他胸怀大志,立志要济世行道。他提倡节俭,反对奢侈。他颂扬勤劳,憎恶懒惰。他遵守孝道,尊敬长辈,和睦兄弟。他言行一致,为人诚实,他乐善好施,关心民众。虽然他在外为官,但溧阳人都知孔文升是一个大慈大德之人。例如溧阳县志上有这样一段记载。“元大德年间,溧阳奇人史春方(据说史春方擅长唐朝李中墟的术算,料事如神)在当涂旅馆病逝,临死前他留下遗书,交给店铺老板说:“我虽在此地死去,但你尽管放心,三天后溧阳的孔文升到此,你把书信给他,他定会为我买棺归葬”。果然不出所料,三天后文升公来到当涂旅馆投宿,店铺老板把书信交给了文升公,公打开书信一看,信上写道“溧阳史春方,命该绝于此处,公是总所周知的大慈大德之人,望公将吾收敛归葬溧阳”。文升公被史春方料事如神所感动,同时公也是一个乐善好施之人。当即为他买棺收敛,运回溧阳归葬。他不但自己的言行博得众人的好评,同样他也经常教育子女们为人处事要讲一个信字,诚信仍是为人之本。与人相约要讲信,为人处事要讲信,一个人丢掉了信字,这人就失去了为人之道。因而公的一生以十六个字为座右铭,不但自己按这十六个字去做,教育子孙们也要按这十六个字去做,他并把这十六个字刻在自己的手丈上,作为镜子,时时对照。这十六个字就是:“宁人负我,毋我负人。宁存书种,不苟富贵”。这也是公一身为人处事之德。
俭朴一生
孔文升的一生经历了动荡不定的社会时期,也经历了家庭变故的艰难困苦,虽然他对外人能康慨解囊济世救贫。但自己总是以节俭为主,仍过着清贫的日子。他常说评价一个人的好坏只看三个字“衣`”“食`”“住”(即穿衣吃饭和住房)克齐公在他的文章中写到“先君居溧阳五十余年,未当妄用一物,资产虽中年颇丰富,亦未当过用”。别人讥他,他也只是说:“吾今举家锦衣玉食,亦无不可也,但念幼时不给,不敢忘本。且略起侈心,即损俭德,必害诸物,获罪于造物矣”。他一再教育子孙,人生从俭。人生虽至富贵,但只能住下等屋,穿中等衣,吃上等饭。所谓下等屋,并非茅屋土墙,只是不恶壁,不雕梁画栋。中等衣是指绫绢布匹即可。上等饭,并不是山珍海味,而是指白菜鱼肉即可。所谓叫住寻常屋,着寻常衣,吃寻常饭,使子孙们与平常人家一样,做到无异于众人尤妙。他一直提倡人要勤劳肯苦,无论是读书还是耕种,不努力就不可能有收获。他对懒惰之人深恶之,尤其是好吃懒做的人,终身不能与之为伍。对子孙中穿衣打扮有异于众者必严诃禁止。同样能反映公生活俭朴的实例,又如克齐公在书中写道:“先人衣服惟尚由绢木棉,若毛衣纻丝绫罗不过各一`二件而已,白袖祆一着三十年,旧而不污。平生惜物如此,至于片纸亦谨藏之,一文也亦未当施于无用处。布衣素履,磁器木具与常人同。人家讥之太简,先人曰:“吾昔者甚贫,今日颇富,始终皆是吾也,岂可以此为变乐而有异载。尽随遇而安,无预于已,故无适而不自得也,知者鲜矣”。也只有公这样的贤者,才能不被物质生活所累,才能始终保持心境的那份恬淡和安宁,才能贫困而不秃丧,富贵而不骄奢。正如古人所说:“人生好俭,则处乡里无贪利之害,居官无贿赂之污”。这也正是公一身的真实写照。
训诫子孙
以他一身的经历,总结出人生经验及处事之道,传于子孙后代,告诫子孙遵照执行。具体归结为这几方面:
(1)为人处事以十六字为方针,即前面提到的十六字的座右铭“宁人负我,毋我负人。宁存书种,不苟富贵。”(2)严守家规,诗礼相传。他提出对一个家族而言,有家法则兴,无家法废。有家规以制之,则无愚不肖之患。使贤者既守诗礼,愚者又能修教。兄弟相携和睦宗族。宗族和睦才能兴旺昌盛。
(3)成人在勤劳。俗话说得好,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无论读书或耕种都在于勤。古语说得好,不吃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些都是告诫子孙后代,一个人必须从小就应树立远大的志想,立志为实现自己的抱负而努力奋斗。
(4)家出硬汉。家有万贯,不如出个硬汉。当然这里的硬汉不是指能打能拼的武术者,而是指能为家族言操心虑之人。旨在培养出能识是非,顾大局,担大统之人。若子孙有如此等人,则贫可富,贱可贵。
(5)日进千文,不如一艺防身。习艺之人可托终身,而大艺之人莫如读书而成才。有广博的知识,则上可效君,下可泽民。即使背运也可隐学授徒。当然次之农桑也好,诗书耕读,无荣无辱,平淡一身,惟靠自己的勤劳而彼一身。
(6)交友胜己。习他人之长,补已之短。近君子而远小人,对好逸恶劳之人终身不得为伍。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与贤者为友,于己有益。
(7)人生从俭,美得尚俭。子孙不能因富贵而习骄惰,如生骄惰则必下流,则富贵不保,即是公卿亦难免他日败亡。教育子孙住寻常屋,着寻常衣,吃寻常饭,使无异于众人尤妙。对穿着打扮有异于众者必严诃禁止。
(8)信守诺言,诚实做人。不讲慌话,实话实说。与人相约必有信,情况突变尚须向人说明之。与人为事必某日某时,不得差错,至于一言一笑之间也未当轻易之。
(9)修善积德。积金留子孙,子孙未必能尽守。积书留子孙,子孙未必能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俗话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每有阴德,好善三世。子孙当知之,为终身之训。
历史影响
文升公虽远去几百年了,但他的英名已载入了世册,将与世长存。他的道德品质将是后代子孙永远学习的典范。他为人处事的原则将是后代子孙们行为的楷模。他的思想体系将是训诫后代子孙的指南。作为他的后人,我们只有严格遵守他的遣训,继承他的遗志,为本家族的兴旺发达,强大昌盛而发奋努力,勤恳工作,老实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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