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良

（1317—1383）元明间浦江人，字叔能，号九灵山人，又号云林。通经、史百家暨医、卜、释、老之说。初习举子业，寻弃去，学古文于黄、柳贯、吴莱。学诗于余阙。元顺帝至正十八年，朱元璋取金华，召之讲经史。旋授学正。不久逃去。顺帝授以淮南江北等处儒学提举。后避地吴中，依张士诚。见士诚将败，挈家泛海，抵登、莱。欲行归扩廓军，道梗，侨寓昌乐。元亡，南还，变姓名，隐四明山。明太祖物色得之，召至京师，试以文，欲官之，以老疾固辞，忤旨。逾年自杀。良为诗风骨高秀，眷怀宗国，多磊落抑塞之音。有《九灵山房集》。

诗歌

戴良虽然隐居却不避世，这使他和很多隐者有着根本的区别。他用大量的诗文状写了元明鼎革时知识分子心中的震荡和感慨，记录了普通人的生活，成为元末明初一个大文学家，声名远播的诗人。

戴良的诗“风骨高秀，迥出一时，眷怀宗国，慷慨激烈，发为吟咏，多磊落抑塞之音”。弃学正之职而走时，他写道：“失脚双溪路，今经两度春。不堪飞雪夜，还作望乡人。”隐居四明山，他悲愤自嘲“衣冠随俗变，姓字畏人知”，“地偏惟养拙，岁久未知名”；眼见国家战乱频仍，人民流离失所，他喊出“皇元遘迍邅，海宇咸震荡。兵戈绵岁月，骸骨缠草莽。魑魅在野号，蒿莱没衢长”（《偶书》）。“那堪回首东南地，烽火连年警报闻”。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他说自己“老翁丑状固无比，一种孤高差足喜”，他的《自赞》曰：“处荣辱而不二，齐出处于一致，歌黍离麦秀之音，咏剩水残山之句，则于二子，庶几无愧。”表达了宁死不屈，“下不负师，上不负国”的精神追求。

散文

有学者认为，相比于诗而言，戴良的散文，特别是人物传记成就更高。元代各行业社会地位排名“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猎七匠八娼九儒十丐”，戴良的笔触几乎触及了所有的等级和阶层，特别是他的儒医道佛以及孝子节妇等的传记，因为内容丰富，人物生动而脍炙人口，在中国文学史上也留下独特的地位。他把自己心中“大道行于天下，万民得以教化”的梦想具体地落实到了文章中。

戴良对医家情有独钟，《九灵山房集》中就有四个医家的传记，这些文章中，不但有人物礼赞，事迹介绍，还有大量生动奇特的医案实录，甚至有验方偏方，成为后学研究金华医史的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

戴良对医家的推崇同他的家学渊源、济世情怀和浙中一带的医学发达不无关系。在戴良看来，医本之于儒，医儒本是一家。儒士志在经世济用，医家以其医术拯人疾苦，儒士以仁治人，医士以仁治病，都是大道中人，不能成良相，那就成良医。其实，这里寄托了戴良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实现的抱负和理想。

初次邂逅

元至正十八年（1358），朱元璋攻占婺州，戴良与胡翰等人被朱元璋从山中招回，为朱元璋陈述治世之道。至正十九年正月，朱元璋授戴良为学正。又一年，至正二十年（1360），宋濂与刘基、章溢、叶琛同受朱元璋礼聘，尊为“五经”师。和尚出身的朱元璋并没有把在元朝做过官的人（戴良当过月泉书院山长）视为异类，他一点也没有歧视前朝旧臣的意思，更何况这批人是理学大师朱熹的正宗传人。

在所有这些大师中间，朱元璋最看重的是宋濂宋潜溪和戴良戴叔能。这两人不仅承继了程朱理学流传百年的正统，而且道德和文章并传，世上对他们的成就津津乐道，谓之：“戴叔能、宋潜溪辈，又得朱子之文澜，蔚乎盛哉！”

朱元璋任用宋濂很顺利，没有什么花絮可记，似乎宋濂一直在等着朱元璋，朱一声召唤，宋就应声而至，从此再不离心离德。而朱元璋和戴良的几次会面就有点跌宕起伏，很富有戏剧性了。

两人的第一次会面可以看做是“蜜月”。周文穆《识小编》云：“太祖驻兵金华，戴良入见，首陈天象之利，人心之归，顺天应人之举，正唯其时。上大悦，至夜忘寝。”

戴良何许人也？能让杀人不眨眼的大明王“悦”成这样！

想知道戴良，先不妨了解一下他的先生柳贯。柳贯，浦阳人，字道传，“器局凝定，端严若神，尝受性理之学于兰溪金履祥，必见诸躬行。自幼至老，好学不倦，凡六经、百氏、兵刑、律历、数术、方技、异教外书，靡所不通。作文沉郁、舂容，涵肆、演迤，人多传诵之”。

这样的先生教育出来的当然不会是孬种。戴良“神气爽朗，美须髯，不妄喜怒，终日危坐无惰容”；“生平嗜读书，虽祁寒盛暑，恒至夜分乃寐。故天文地理医卜佛老之书，靡不精究”；“诗名遂雄视乎东南矣”！

难怪朱元璋对戴良相见恨晚，他不但请他讲史，而且封他为“学正”，他要请戴老师教导他的子弟和亲信们，要造就一批大明朝未来的栋梁。

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刚刚离开金华，不识好歹的戴良竟然就“逸去”了。留给大明开国皇帝的只是一个飘忽的背影。

《织小编》纪录戴良的弃官而走很有情趣：“良忽心悸，乃遁去。”他想起朱元璋时竟然会“心悸”，可见已经厌恶到了什么程度。

也许应了那句“越是得不到的，就越珍贵”的老话，朱元璋对戴良却是念念不忘了。和刘伯温谈天，他的评价是：“似不及前日戴良。”“叹息久之，盖惜良之去也。”过了几年，明朝天下底定，朱元璋“欲招致遗佚制礼作乐，复谓沐英言：‘戴良学博才赡，问无不知’”。沐英叹着气告诉他，戴良逃得找不到了。朱元璋竟然命令各郡县把所有元朝的“耆硕”都开名单报上来，凡是不肯来应征的斩他的头。

平心而论，当皇帝的对一个知识分子重视到如此地步，也算得上求贤若渴了。偏偏戴良丝毫不领情，他完全没兴趣做朱明朝的官，认为这是失节，是丢人现眼、愧对世人的事，将是自己人格上的一个污点。

躲避征召

让朱元璋窝火的还在后面，戴良遁走以后，竟然在47岁的年纪上应张士诚的引荐做了元朝的“儒学提举”。而且，偷偷跑到苏州上任去了。这一年是元至正22年（1362），离元朝最后覆灭的至正28年（1368）还不到六年。

这真是个古怪的老头，他毫不犹豫地从通往光明的康庄大道上跳下来，跨上了通向黑暗的独木桥。

这远不是古怪行为的终结，在看到张士诚没有前途以后，他又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渡海北上，闯过黑水洋，找元军去，他要为元朝的中兴鞠躬尽瘁。

他的努力当然没有成功，一个将要覆灭的朝代就是一座崩塌中的雪山，没有人能够挽崩山于既倒，哪怕你是戴良——他甚至没有找到元军，大元帝国在第二年就寿终正寝了。

古怪在继续。明朝建立，戴良的一班朋友宋濂、胡翰、苏伯衡、王袆等都入仕为官，戴良却选择了一条“岩居穴处、深自韬晦”的道路。他躲进了四明山的深处，一时间连家人也不知他的去向。

戴良这样做，还是为了躲避朱元璋的征召，哪怕朱已是“今上”，戴良还是不肯出来做官。

而朱元璋也是一如既往地要找到戴良，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过了漫长的十五年以后，明太祖终于找到了戴良并如愿把他征召到了京城。

这应该是明太祖和戴良的“第二次握手”，这一次两人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戴良已经是一个66岁的老头，长期的隐居生活让他形容枯槁，而朱元璋则已是九五之尊，似乎每一根胡须都透露出威严。

顺便说一句，戴良到京城的前一年，即洪武14年，当了十多年明太祖亲信，曾被太祖誉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已经在四川死于流放途中。他虽然死了，还算运气不错，因为他本来是要被杀头的，只是因为马皇后为他求情，才算没有身首异处。

朱元璋的无情和暴戾已经开始使臣下不寒而栗，谁都知道，在皇上面前，哪怕是一点无心的失礼都会是泼天的大祸。

而只有这个古怪的戴良，毫不顾忌地继续他的违拗！

“洪武壬戌，以礼币征先生至京师，即日召见，试文词若干篇，命大官予膳留，会同馆名公巨卿见无虚日，甚或以师礼致之。既而上欲用先生……”

实在找不出可以批评太祖爷的理由，用大礼和金币把你请来，一来就召见，见了又请你吃饭，然后安排宿在会馆中，每天令王公大官们轮番来陪你说话，皇帝还把你当作老师，要重用你。你还想怎么样？

“以老疾固辞”！戴良说，我老了，不中用了，身体又不好，不堪大用，我不当官！这话说了不止一遍。

这是一次地位悬殊的“求婚”，掌握着生杀大权的当今皇上百般讨好已经风烛残年的老学究，而自喻为“既同丧家狗，亦类焚巢燕”的这位却正眼都不瞧一下，什么地位、权力、金钱、名声在他眼中全如粪土！

令人惊诧的是，这场“求婚”竟然经历了近二十年，当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处，再回望这段求贤与拒仕的剧情时，除了感叹戴良“无道不仕”的节操和风骨，也不得不为明太祖朱元璋锲而不舍的“伯乐”精神叫一声好。

暴卒狱中

洪武十六年（1383）四月十七日，戴良“暴卒，盖自裁也”。而《诸暨县志》的记载更为传神：“致因忤逆太祖意入狱。待罪之日，作书告别亲旧，仍以忠孝大节之语。卒于狱中，或说系自裁而逝。”

戴良用自杀为这个传奇故事加上了悲剧的结尾。死后的戴良终于结束了他几十年的“避仕”流亡，回到阔别的家乡马剑，回到他魂绕梦牵的九灵山，和先他八年去世的赵氏夫人团圆。

戴良“终不仕明”的原因成为后世学者一直争论不休的话题。既然他老人家没有提供标准答案，那么，这种争论必定还将继续下去。我却想，也许原因很简单，只是戴良看不上明太祖朱元璋这个人，戴良说过：“有道即仕，无道则隐。”是朱元璋的无道才让戴良采取了决不合作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