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和、宣和间,朝廷置书局以数十计,其荒陋而可笑者莫若《博古图》。予比得汉匜,因取一册读之,发书捧腹之余,聊识数事于此。父癸匜之铭曰:“爵方父癸”。则为之说曰:“周之君臣,其有癸号者,惟齐之四世有癸公,癸公之子曰哀公,然则作是器也,其在哀公之时欤?故铭曰‘父癸’者此也。”夫以十干为号,及称父甲,父丁、父癸之类,夏、商皆然,编图者固知之矣,独于此器表为周物,且以为癸公之子称其父,其可笑一也。周义母匜之铭曰:“仲姞义母作”。则为之说曰:“晋文公杜祁让偪姞而己次之,赵孟云‘母义子贵’,正谓杜祁,则所得仲姞者自名也,义母者襄公谓杜祁也。”夫周世姞姓女多矣,安知此为偪姞,杜祁但让之在上,岂可便为母哉?既言仲姞自名,又以为襄公为杜祁所作,然则为谁之物哉?其可笑二也。汉注水匜之铭曰:“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则为之说曰:“汉初始元年十二月改为建国,此言元年正月者,当是明年也。”按《汉书》王莽以初始元年十二月癸酉朔日,窃即真位,遂以其日为始建国元年正月,安有明年却称元年之理?其可笑三也。楚姬盘之铭曰:“齐侯作楚姬宝盘”。则为之说曰:“楚与齐从亲,在齐湣王之时,所谓齐侯,则湣王也。周末诸侯自王,而称侯以铭器。尚知止乎礼义也。”夫齐、楚之国,各数百年,岂必当湣王时从亲乎?且湣王在齐诸王中最为骄暴,尝称东帝,岂有肯自称侯之理?其可笑四也。汉梁山鋗之铭曰“梁山铜造”。则为之说曰:“梁山铜者,纪其所贡之地,梁孝王依山鼓铸,为国之富,则铜有自来矣。”夫即山铸钱,乃吴王濞耳,梁山自是山名,属冯翊夏阳县,于梁国何预焉?其可笑五也。观此数说,他可知矣。
宋徽宗政和、宣和年间,朝廷没里几十所修书机构,所修书籍中最荒唐粗陋而令人可笑的要数《 博古图》 了,我接连得到几个汉代的皿,因而取来一册阅读,打开书捧腹大笑之后,姑且记几件可笑的事在这里。
父癸匜的铭文“爵方父癸”。于是对此解释道:‘周代君臣,其中封号有癸字的,只有齐的第四代癸公,癸公的儿子是哀公,既然如此,那么制作这个器物,大约是在哀公时期吧?所以铭文为‘父癸’的原因就是这个了。”用十天干为称号以及称父甲、父丁、父癸之类,夏、商两朝都是如此,编图的人原本懂得这些,单单把这件器物的时代标为周朝,并把铭文解释为癸公的儿子称其父,这是书中可笑的一例。
周义母匜的铭文是“仲姑义母作”,于是对此解释说:“晋文公的姬妾杜祁谦让偪姞而把自已的位次排在她后面,赵孟(即赵盾)说‘母义子贵’,说的正是杜祁,那么所谓仲姞,就是杜祁的自称,义母就是襄公对杜祁的称谓。”周代姑姓女子太多了,怎知这里就是偪姞?杜祁只是表示谦让,使她位次排在前边,怎么就成了襄公的母亲了呢?既说仲姞是杜祁自称,又认为此皿是襄公为杜祁制作的;那么究竟是谁的器物呢?这是书中可笑的例子之二。
汉注水匜的铭文是“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于是对此解释说:“汉代初始元年十二月改年号为建国,这里指元年正月,应当是指第二年。”查考《 汉书》,王莽在初始元年十二月初一窃据帝位,于是把那一天定为始建国元年正月,哪有第二年再倒回来称元年的道理?这是可笑处之三。
楚姐盘的铭文是“齐侯作楚姐宝盘”。于是对此解释说:“楚国与齐国合纵相亲,在齐湣王时期,所谓齐侯,就是指湣王,周朝末期诸侯自封为王,而在器物铭文上称侯,是还懂得在礼义方面克制一下。”齐、楚作为诸侯国,都有数百年了,难道一定要在湣王时合纵相亲吗?再说湣王在齐的所有国君中是最骄横强暴的,曾自称东帝,哪有肯自称为侯的道理?这是可笑处之四。
汉梁山鋗的铭文是“梁山铜造”。于是对此解释说:‘梁山铜,是记此进贡的地点。梁孝王靠山治铜铸钱,使封国富裕,那么铜也就是有来由的了。”靠山铸钱,只是吴王濞而已,梁山本是山名,属冯裕夏阳县,跟梁国有何相干?这是可笑处之五。只看这几条解释,其它便可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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