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

　　智术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辞，辩盈乎气。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以申其志，放怀寥廓，气实使文。及枚乘攡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扬雄覃思文阁，业深综述，碎文琐语，肇为《连珠》，其辞虽小而明润矣。凡此三者，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也。

　　自《对问》以后，东方朔效而广之，名为《客难》，托古慰志，疏而有辨。扬雄《解嘲》，杂以谐谑，回环自释，颇亦为工。班固《宾戏》，含懿采之华；崔骃《达旨》，吐典言之裁；张衡《应间》，密而兼雅；崔寔《答讥》，整而微质；蔡邕《释诲》，体奥而文炳；景纯《客傲》，情见而采蔚：虽迭相祖述，然属篇之高者也。至于陈思《客问》，辞高而理疏；庾敳《客咨》，意荣而文悴。斯类甚众，无所取才矣。原夫兹文之设，乃发愤以表志。身挫凭乎道胜，时屯寄于情泰，莫不渊岳其心，麟凤其采，此立体之大要也。

　　自《七发》以下，作者继踵，观枚氏首唱，信独拔而伟丽矣。及傅毅《七激》，会清要之工；崔骃《七依》，入博雅之巧；张衡《七辨》，结采绵靡；崔瑗《七厉》，植义纯正；陈思《七启》，取美于宏壮；仲宣《七释》，致辨于事理。自桓麟《七说》以下，左思《七讽》以上，枝附影从，十有馀家。或文丽而义暌，或理粹而辞驳。观其大抵所归，莫不高谈宫馆，壮语畋猎。穷瑰奇之服馔，极蛊媚之声色。甘意摇骨髓，艳词洞魂识，虽始之以淫侈，而终之以居正。然讽一劝百，势不自反。子云所谓“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者也。唯《七厉》叙贤，归以儒道，虽文非拔群，而意实卓尔矣。

　　自《连珠》以下，拟者间出。杜笃、贾逵之曹，刘珍、潘勖之辈，欲穿明珠，多贯鱼目。可谓寿陵匍匐，非复邯郸之步；里丑捧心，不关西施之颦矣。唯士衡运思，理新文敏，而裁章置句，广于旧篇，岂慕朱仲四寸之珰乎！夫文小易周，思闲可赡。足使义明而词净，事圆而音泽，磊磊自转，可称珠耳。

　　详夫汉来杂文，名号多品。或典诰誓问，或览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讽谣咏。总括其名，并归杂文之区；甄别其义，各入讨论之域。类聚有贯，故不曲述也。

　　赞曰∶

　　伟矣前修，学坚才饱。负文馀力，飞靡弄巧。

　　枝辞攒映，嚖若参昴。慕颦之心，于焉只搅。

　　《杂文》是《文心雕龙》的第十四篇，主要论述汉晋之间出现的几种杂体作品。《文心雕龙》全书有二十一篇论文体，《杂文》不列于文体论之末，而在其中，是因为《杂文》中“文”（韵文）“笔”（散文）兼有。第十五篇《谐隐》也是如此。《杂文》篇以上所论各体都属于“文”类，《谐隐》篇以下所论各体都属于“笔”类。

　　全篇分五段：第一段概述《对问》、《七发》、《连珠》三种类型作品的产生及其基本意义。第二段论述《对问》这种形式的作家作品及其写作特点。第三段论述《七发》这种形式的作家作品及其写作特点。第四段论述《连珠》这种形式的作家作品及其写作特点。第五段讲上述三种以外的种种杂文名目，说明这些将分别在有关文体中论述。

　　刘勰认为这些杂文是“文章之枝派”，不属于文章的正体，写这种东西是文人从事写作之余的一种游戏。这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当然，这和古代作者大多不是用严肃的态度来写这方面的作品有关。但正因古人写这类作品时，受传统观念的约束较少，比较随便，因而用来“发愤以表志”或“戒膏粱之子”等，更能起到正统文体所不能起的作用。尤其在艺术上，其丰富大胆的想象虚构、小巧而鲜明的形象描绘，都独具其特点。刘勰虽局限于儒家正统观念，对这些认识不够，但本篇也多少总结了一些“虽小而明润”等特点。

　　（一）
　　聪明才智、博学高雅的人，他们的言辞富有文采，他们的气质充满着才华，所以在写作上赋采抒情，能不断取得各种不同的新成就。楚国宋玉才高，颇为一般人所不理解，首先写作了《对楚王问》，用以表白他的高志；舒展其胸怀于辽阔的太空，正是凭着气质来支配文辞。到汉初枚乘进行艳丽的描写，开始创作了《七发》，丰富的文采，如彩云结成，华丽的描写，像和风四起。人的眼耳口鼻所引起的，是各种各样的嗜欲；《七发》开始讲不正当的嗜欲，最后讲正当的愿望，是为了用以告戒贵族子弟。曾经在天禄阁进行深入思考的扬雄，擅长于深刻的著述；他用一些短小零碎的文辞，最早写了《连珠》，这种作品虽较短小，却具有明快润泽的特点。以上三种文体，是文章的支流，闲暇时用以为娱的次要作品。

　　（二）
　　从宋玉写了《对问》以后，西汉东方朔仿效写作并加以扩大，写成了叫做《答客难》的作品；借托古人来安慰自己的情志，虽然写得粗疏，对自己的思想却有较好的辨析。扬雄所写《解嘲》，其中夹杂一些诙谐嬉笑的话，为自己反复辩解，写得也还不错。东汉班固的《答宾戏》，具有美好的文采；崔骃的《达旨》，表达了符合常道的体制；张衡的《应间》，写得严密而雅正；崔寔的《答讥》，写得较为齐整却略微质朴；蔡邕的《释诲》，内容深刻而文辞明亮；东晋郭璞的《客傲》，情志鲜明而文采丰富：以上各家虽是相互摹仿，但都是这方面写得较好的作者。此外如曹植的《辩问》，文辞不错而内容疏略；庾骃的《客咨》，内容较强而文辞太弱。像这样的作品还很多，已没有什么可取的成就了。本来这种文体的创立，是为了抒发内心的烦闷，从而表达作者的情志。无论是在作者不顺利时借以表现其高尚的道德，或是在困难时寄寓其泰然的心情，都要有高深的思想，奇特的文采，这就是这种文体的主要写作特点。

　　（三）
　　从枚乘写了《七发》以后，这种文体的作者继续不断。枚乘首先写的《七发》，看来真是超群出众、十分壮丽了。到东汉傅毅的《七激》，会聚了明白而简要的优点；崔骃的《七依》，写成广博而雅正的妙文；张衡的《七辩》，文采柔和而细致；崔瑗的《七苏》，立义纯正；曹植的《七启》，在宏伟壮丽上取胜；王粲的《七释》，致力于对事理的辨析。从汉末桓麟写《七说》以后，到西晋左思的《七讽》之前，其间摹仿学习写过这种文体的，还有十多家。他们的作品，有的文辞华丽而内容不正确，有的内容精粹，却又文辞杂乱。从这种文体的大概趋向来看，不外是高谈宫室的壮丽，大写田猎的盛况，尽量描绘衣服饮食的珍奇，极力形容音乐美女的动人；美好的用意感人至深，艳丽的文辞惊心动魄；虽然以夸张的描写开始，以谏正的用意结束，但正面的讽谏太少而反面的劝诱过多，这种趋势已不能返回。正如扬雄所说：这是首先“大肆宣扬郑国和卫国的淫乐，曲子末了才缀以典正的雅乐”。只有崔瑗的《七苏》，叙述贤明而归结于儒家之道，虽然文辞不很突出，但意义是卓越的。

　　（四）
　　从扬雄写了《连珠》以后，摹拟这种作品的也偶有出现。如东汉的杜笃、贾逵之辈，刘珍、潘勖之流，虽然想穿明“珠”，却往往是连贯的鱼眼睛。这就正如去邯郸学走路的寿陵人，他爬着回去，当然不是邯郸人的走法；学西施心痛时皱眉的丑女，她捧着心装做心痛的样子，也和西施皱眉头的美态毫不相干了。只有陆机所写《演连珠》，道理新颖，文辞敏捷；但在篇章字句的处理上，却比过去的篇幅扩大得多。这岂不是羡慕仙人朱仲的四寸大珠！这种文体比较短小，易于写得紧凑，经过深思熟虑，就能写得内容丰富。必须把意义表达明显而又文词简净，事理完备而又音韵和谐，好像许多圆石转动不已，这就可以叫做“珠”了。

　　（五）
　　仔细考察从汉代以来的杂文，名称类别甚多。有的叫典、诰、誓、问，有的叫览、略、篇、章，有的叫曲、操、弄、引，有的叫吟、讽、谣、咏等等，总括这些名目，都属于杂文一类。审查其不同的意义，可以分别归入有关文体中去讨论；因为要对各种有联系的文体分类集中论述，所以这里不作详论。

　　（六）
　　总之，前代优秀作者真是伟大，学识雄厚，才能高超。他们以从事写作的余力，舞文弄墨，写得优美奇巧。各种杂文相互辉映，好像小小的群星照耀。可是后来摹仿者的作品，就只有令人心烦意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