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卷一百九十五

　　◎儒林六

　　○陈亮 郑樵（林霆附） 李道传

　　陈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论议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尝考古人用兵成败之迹，着《酌古论》。郡守周葵得之，相与论难，奇之，曰："他日国士也。"请为上客。及葵为执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时豪俊，尽其议论。因授以《中庸》、《大学》，曰："读此可精性命之说。"遂受而尽心焉。

　　隆兴初，与金人约和，天下忻然幸得苏息，独亮持不可。婺州方以解头荐，因上《中兴五论》，奏入，不报。已而退修于家，学者多归之，益力学着书者十年。

　　先是，亮尝圜视钱塘，喟然叹曰："城可灌尔！"盖以地下于西湖也。至是，当淳熙五年，孝宗即位盖十七年矣。亮更名同，诣阙上书曰：

　　臣惟中国天地之正气也，天命所钟也，人心所会也，衣冠礼乐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国衣冠礼乐而寓之偏方，虽天命人心犹有所系，然岂以是为可久安而无事也！天地之正气郁遏而久不得骋，必将有所发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可久系也。

　　国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无也；二圣北狩之痛，汉、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与之俱生，卒能以奔败之余，而胜百战之敌。及秦桧倡邪议以沮之，忠臣义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气惰矣。三十年之余，虽西北流寓皆抱孙长息于东南，而君父之大仇一切不复关念，自非海陵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为何事也。况望其愤故国之耻，而相率以发一矢哉！

　　丙午、丁未之变，距今尚以为远，而海陵之祸，盖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独陛下奋不自顾，志于殄灭，而天下之人安然如无事。时方口议腹非，以陛下为喜功名而不恤后患，虽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势而独胜之，隐忍以至于今，又十有七年矣。

　　昔春秋时，君臣父子相戕杀之祸，举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独以为三纲既绝，则人道遂为禽兽，皇皇奔走，义不能以一朝安。然卒于无所遇，而发其志于《春秋》之书，犹能以惧乱臣贼子。今举一世而忘君父之大仇，此岂人道所可安乎？使学者知学孔子之道，当道陛下以有为，决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师之不出，于今几年矣，岂无一豪杰之能自奋哉？其势必有时而发泄矣。苟国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将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礼乐之旧，祖宗积累之深，以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系也。"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自三代圣人皆知其为甚可畏也。

　　春秋之末，齐、晋、秦、楚皆衰，吴、越起于小邦，遂伯诸侯。黄池之会，孔子所甚痛也，可以明中国之无人矣。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讲也。今金源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举而遂灭；国家之大势未张，不可以一朝而大举。而人情皆便于通和者，劝陛下积财养兵，以待时也。臣以为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为妄庸两售之地，宜其为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余年，凡今日之指画方略者，他日将用之以坐筹也；今日之击球射雕者，他日将用之以决胜也。府库充满，无非财也；介胄鲜明，无非兵也。使兵端一开，则其迹败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见其盈虚，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无事，庸愚龌龊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书，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无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摈弃而不得骋，日月蹉跎而老将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为妄庸两售之地也。

　　东晋百年之间，南北未尝通和也，故其臣东西驰骋，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朝野之论常如敌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虽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处，往来无常，能使人不知所备，而兵无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宫室、政教号令，一切不异于中国，点兵聚粮，文移往反，动涉岁月。一方有警，三边骚动，此岂能岁出师以扰我乎？然使朝野常如敌兵之在境，乃国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争天下之机也，执事者胡为速和以惰其心乎？

　　晋、楚之战于邲也，栾书以为："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于！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晋、楚之弭兵于宋也，子罕以为："兵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以诬道蔽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废，故虽成、康太平，犹有所谓四征不庭、张皇六师者，此李沆所以深不愿真宗皇帝之与辽和亲也。况南北角立之时，而废兵以惰人心，使之安于忘君父之大仇，而置中国于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则执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义而慨然与金绝也？

　　贬损乘舆，却御正殿，痛自克责，誓必复仇，以励群臣，以振天下之气，以动中原之心，虽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东西驰骋，而人才出矣。盈虚相补，而兵食见矣。狂妄之辞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却而自退缩矣。当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云合响应之势，而非可安坐所致也。臣请为陛下陈国家立国之本末，而开今日大有为之略；论天下形势之消长，而决今日大有为之机，惟陛下幸听之。

　　唐自肃、代以后，上失其柄，藩镇自相雄长，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财赋，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尽心于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强、正统数易之祸。艺祖皇帝一兴，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镇拱手以趋约束，使列郡各得自达于京师。以京官权知，三年一易，财归于漕司，而兵各归于郡。朝廷以一纸下郡国，如臂之使指，无有留难。自筦库微职，必命于朝廷，而天下之势一矣。故京师尝宿重兵以为固，而郡国亦各有禁军，无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财皆天子之财，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纪纲总摄，法令明备，郡县不得以一事自专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资格而进，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绝世之隽功。天子蚤夜忧勤于其上，以义理廉耻婴士大夫之心，以仁义公恕厚斯民之生，举天下皆由于规矩准绳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从此而立。

　　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与中国抗衡，俨然为南北两朝，而头目手足浑然无别。微澶渊一战，则中国之势浸微，根本虽厚而不可立矣。故庆历增币之事，富弼以为朝廷之大耻，而终身不敢自论其劳。盖契丹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贡，是臣下之礼也。契丹之所以卒胜中国者，其积有渐也。立国之初，其势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严庙堂而尊大臣，宽郡县而重守令。于文法之内，未尝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于格律之外，有以容奖天下之英伟奇杰，皆所以助立国之势，而为不虞之备也。

　　庆历诸臣亦尝愤中国之势不振矣，而其大要，则使群臣争进其说，更法易令，而庙堂轻矣；严按察之权，邀功生事，而郡县又轻矣。岂惟于立国之势无所助，又从而朘削之，虽微章得象、陈执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独其破去旧例，以不次用人，而劝农桑，务宽大，为有合于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平视中国之耻，而卒发神宗皇帝之大愤也。

　　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说，首合圣意，而其实则欲籍天下之兵尽归于朝廷，别行教阅以为强也；括郡县之利尽入于朝廷，别行封桩以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输之法，惟恐商贾之不折也。罪无大小，动辄兴狱，而士大夫缄口畏罪矣。西、北两边致使内臣经画，而豪杰耻于为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见兵财之数既多，锐然南北征伐，卒乖圣意，而天下之势实未尝振也。彼盖不知朝廷立国之势，正患文为之太密，事权之太分，郡县太轻于下而委琐不足恃，兵财太关于上而重迟不易举。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势，而安石竭之不遗余力，不知立国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谋国也。元祐、绍圣一反一复，而卒为金人侵侮之资，尚何望其振中国以威四裔哉？

　　南渡以来，大抵遵祖宗之旧，虽微有因革增损，不足为轻重有无。如赵鼎诸臣，固已不究变通之理，况秦桧尽取而沮毁之，忍耻事仇，饰太平于一隅以为欺，其罪可胜诛哉！陛下愤王业之屈于一隅，励志复仇，不免籍天下之兵以为强，括郡县之利以为富。加惠百姓，而富人无五年之积；不重征税，而大商无巨万之藏，国势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库之财，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蚤朝晏罢，冀中兴日月之功，而以绳墨取人，以文法涖事；圣断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条令，而百司逃责，人才日以阘茸。臣恐程文之士，资格之官，不足当度外之用也。艺祖经画天下之大略，太宗已不能尽用，今其遗意，岂无望于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开社稷数百年之基，而况于复故物乎！不然，维持之具既穷，臣恐祖宗之积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试令臣毕陈于前，则今日大有为之略必知所处矣。

　　夫吴、蜀天地之偏气，钱塘又吴之一隅。当唐之衰，钱镠以闾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独立，常朝事中国以为重。及我宋受命，禘尽以其家入京师，而自献其土。故钱塘终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间，人物日以繁盛，遂甲于东南。及建炎、绍兴之间，为岳飞所驻之地，当时论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张形势而事恢复矣。秦桧又从而备百司庶府，以讲礼乐于其中，其风俗固已华靡，士大夫又从而治园囿台榭，以乐其生于干戈之余，上下晏安，而钱塘为乐国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万乘，而镇压且五十年，山川之气盖亦发泄而无余矣。故谷粟、桑麻、丝枲之利，岁耗于一岁，禽兽、鱼鳖、草木之生，日微于一日，而上下不以为异也。公卿将相，大抵多江、浙、闽、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场屋之士以十万数，而文墨小异，已足以称雄于其间矣。陛下据钱塘已耗之气，用闽、浙日衰之士，而欲鼓东南习安脆弱之众，北向以争中原，臣是以知其难也。

　　荆、襄之地，在春秋时，楚用以虎视齐、晋，而齐、晋不能屈也。及战国之际，独能与秦争帝。其后三百余年，而光武起于南阳，同时共事，往往多南阳故人。又二百余年，遂为三国交据之地，诸葛亮由此起辅先主，荆楚之士从之如云，而汉氏赖以复存于蜀；周瑜、鲁肃、吕蒙、陆逊、陆抗、邓艾、羊祜皆以其地显名。又百余年，而晋氏南渡，荆、雍常雄于东南，而东南往往倚以为强，梁竟以此代齐。及其气发泄无余，而隋、唐以来，遂为偏方下州。五代之际，高氏独常臣事诸国。本朝二百年之间，降为荒落之邦，北连许、汝，民居稀少，土产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于上国者，如晨星之相望。况至于建炎、绍兴之际，群盗出没于其间，而被祸尤极，以迄于今，虽南北分画交据，往往又置于不足用，民食无所从出，而兵不可由此而进。议者或以为忧，而不知其势之足用也。其地虽要为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气五六百年而不发泄者，况其东通吴会，西连巴蜀，南极湖湘，北控关洛，左右伸缩，皆足以为进取之机。今诚能开垦其地，洗濯其人，以发泄其气而用之，使足以接关洛之气，则可以争衡于中国矣，是亦形势消长之常数也。

　　陛下慨然移都建业，百司庶府皆从草创，军国之仪皆从简略，又作行宫于武昌，以示不敢宁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师为金人侵轶之备，而精择一人之沈鸷有谋、开豁无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宽其文法，听其废置，抚摩振厉于三数年之间，则国家之势成矣。

　　石晋失卢龙一道，以成开运之祸，盖丙午、丁未岁也。明年，艺祖皇帝始从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后契丹以甲辰败于澶渊，而丁未、戊申之间，真宗皇帝东封西祀，以告太平，盖本朝极盛之时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实以丁未岁即位，国家之事于此一变矣。又六十年丙午、丁未，遂为靖康之祸。天独启陛下于是年，而又启陛下以北向复仇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间矣。天道六十年一变，陛下不可不有以应其变乎？此诚今日大有为之机，不可苟安以玩岁月也。

　　臣不佞，自少有驱驰四方之志，尝数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论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为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间，始退而穷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极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由，天人之际昭昭然可考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于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为得富国强兵之术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时谋究立国之本末，而方扬眉伸气以论富强，不知何者谓之富强乎？陛下察之而不敢尽用，臣于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厉志复仇足以对天命，笃于仁爱足以结民心，而又仁明足以照临群臣一偏之论，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笼络小儒，以迁延大有为之岁月，臣不胜愤悱，是以忘其贱而献其愚。陛下诚令臣毕陈于前，岂惟臣区区之愿，将天地之神、祖宗之灵，实与闻之。

　　书奏，孝宗赫然震动，欲榜朝堂以励群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将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为，惟曾觌知之，将见亮，亮耻之，逾垣而逃。觌以其不诣己，不悦。大臣尤恶其直言无讳，交沮之，乃有都堂审察之命。宰相临以上旨，问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贬，又不合。

　　待命十日，再诣阙上书曰：

　　恭惟皇帝陛下厉志复仇，不肯即安于一隅，是有大功于社稷也。然坐钱塘浮侈之隅以图中原，则非其地；用东南习安之众以行进取，则非其人。财止于府库，则不足以通天下之有无；兵止于尺籍，则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是以迁延之计遂行，而陛下大有为之志乖矣。此臣所以不胜忠愤，斋沐裁书，献之阙下，愿得望见颜色，陈国家立国之本末，而开大有为之略；论天下形势之消长，而决大有为之机，务合于艺祖经画天下之本旨。然待命八日，未有闻焉。臣恐天下豪杰有以测陛下之意向，而云合响应之势不得而成矣。

　　又上书曰：

　　臣妄意国家维持之具，至今日而穷，而艺祖皇帝经画天下之大指，犹可恃以长久，苟推原其意而变通之，则恢复不足为矣。然而变通之道有三：有可以迁延数十年之策，有可以为百五六十年之计，有可以复开数百年之基。事势昭然而效见殊绝，非陛下聪明度越百代，决不能一一以听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称旨以问，臣亦姑取其大体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

　　其一曰：二圣北狩之痛，盖国家之大耻，而天下之公愤也。五十年之余，虽天下之气销铄颓堕，不复知仇耻之当念，正在主上与二三大臣振作其气，以泄其愤，使人人如报私仇，此《春秋》书卫人杀州吁之意也。

　　其二曰：国家之规模，使天下奉规矩准绳以从事，群臣救过之不给，而何暇展布四体以求济度外之功哉！

　　其三曰：艺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今天下之士熟烂委靡，诚可厌恶，正在主上与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气而养之，使临事不至乏才，随才皆足有用，则立国之规模不至戾艺祖之本旨，而东西驰骋以定祸乱，不必专在武臣也。

　　臣所以为大臣论者，其略如此。

　　书既上，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归。日落魄醉酒，与邑之狂士饮，醉中戏为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尝为考试官，黜亮，亮不平，语数侵澹，澹闻而嗛之，即缴状以闻。事下大理，笞掠亮无完肤，诬服为不轨。事闻，孝宗知为亮，尝阴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后妄言，何罪之有！"划其牍于地，亮遂得免。

　　居无何，亮家僮杀人于境，适被杀者尝辱亮父次尹，其家疑事由亮。闻于官，笞榜僮，死而复苏者数，不服。又囚亮父于州狱。而属台官论亮情重，下大理。时丞相淮知帝欲生亮，而辛弃疾、罗点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复得不死。

　　亮自以豪侠屡遭大狱，归家益厉志读书，所学益博。其学自孟子后惟推王通，尝曰："研穷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工，以涵养为正，睟面盎背，则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陈，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现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自谓差有一日之长。"亮意盖指朱熹、吕祖谦等云。

　　高宗崩，金遣使来吊，简慢。而光宗由潜邸判临安府，亮感孝宗之知，至金陵视形势，复上疏曰：

　　有非常之人，然后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计、举常事以应之者，不待知者而后知其不济也。秦桧以和误国二十余年，而天下之气索然无余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内之志，又二十余年，天下之士始知所向，其有功于宗庙社稷者，非臣区区所能诵说其万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举，惊动慈颜，抑心俯首，以致色养，圣孝之盛，书册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既已祔庙，天下之英雄豪杰皆仰首以观陛下之举动，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间所以作天下之气者，一旦而复索然乎？

　　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胜也，驱驰运动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东宫居曰监国，行曰抚军，陛下何以不于此时而命东宫为抚军大将军，岁巡建业，使之兼统诸司，尽护诸将，置长史、司马以专其劳，而陛下于宅忧之余，运用人才，均调天下，以应无穷之变？此肃宗所以命广平王之故事也。

　　高宗与金有父兄之仇，生不能以报之，则死必有望于子孙，何忍以升遐之哀告诸仇哉！遗留、报谢，三使继遣，金帛宝货，千两连发。而金人仅以一使，如临小邦，哀祭之辞寂寥简慢，义士仁人痛切心骨，岂以陛下之圣明智勇而能忍之乎！

　　陛下倘以大义为当正，抚军之言为可行，则当先经理建业而后使临之。纵今岁未为北举之谋，而为经理建康之计，以振动天下而与金绝，陛下之初志亦庶几于少伸矣！陛下试一听臣，用其喜怒哀乐之权鼓动天下。

　　大略欲激孝宗恢复，而是时孝宗将内禅，不报。由是在廷交怒，以为狂怪。

　　先是，乡人会宴，末胡椒特置亮羹胾中，盖村俚敬待异礼也。同坐者归而暴死，疑食异味有毒，已入大理。会吕兴、何念四殴吕天济且死，恨曰："陈上舍使杀我。"县令王恬实其事，台官谕监司选酷吏讯问，无所得，取入大理，众意必死。少卿郑汝谐阅其单辞，大异曰："此天下奇材也。国家若无罪而杀士，上干天和，下伤国脉矣。"力言于光宗，遂得免。

　　未几，光宗策进士，问以礼乐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师道对，且曰："臣窃叹陛下之于寿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间，宁有一政一事之不在圣怀？而问安视寝之余，所以察辞而观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众，亦既得其机要而见诸施行矣。岂徒一月四朝而以为京邑之美观也哉！"时光宗不朝重华宫，群臣更进迭谏，皆不听，得亮策，乃大喜，以为善处父子之间。奏名第三，御笔擢第一。既知为亮，则大喜曰："朕擢果不谬。"孝宗在南内，宁宗在东宫，闻知皆喜，故赐第告词曰："尔蚤以艺文首贤能之书，旋以论奏动慈宸之听。亲阅大对，嘉其渊源，擢置举首，殆天留以遗朕也。"授佥书建康府判官厅公事。未至官，一夕，卒。

　　亮之既第而归也，弟充迎拜于境，相对感泣。亮曰："使吾他日而贵，泽首逮汝，死之日，各以命服见先人于地下足矣。"闻者悲伤其意。然志存经济，重许可，人人见其肺肝。与人言，必本于君臣父子之义，虽为布衣，荐士恐弗及。家仅中产，畸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卒之后，吏部侍郎叶适请于朝，命补一子官，非故典也。端平初，谥文毅，更与一子官。

　　郑樵，字渔仲，兴化军莆田人。好着书，不为文章，自负不下刘向、杨雄。居夹漈山，谢绝人事。久之，乃游名山大川，搜奇访古，遇藏书家，必借留读尽乃去。赵鼎、张浚而下皆器之。初为经旨，礼乐、文字、天文、地理、虫鱼、草木、方书之学，皆有论辨，绍兴十九年上之，诏藏秘府。樵归，益厉所学，从者二百余人。

　　以侍讲王纶、贺允中荐，得召对，因言班固以来历代为史之非。帝曰："闻卿名久矣，敷陈古学，自成一家，何相见之晚耶？"授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以御史叶义问劾之，改监潭州南岳庙，给札归抄所着《通志》。书成，入为枢密院编修官，寻兼摄检详诸房文学。请修金正隆官制，比附中国秩序，因求入秘书省翻阅书籍。未几，又坐言者寝其事。金人之犯边也，樵言岁星分在宋，金主将自毙，后果然。高宗幸建康，命以《通志》进，会病卒，年五十九，学者称夹氵祭先生。

　　樵好为考证伦类之学，成书虽多，大抵博学而寡要。平生甘枯淡，乐施与，独切切于仕进，识者以是少之。

　　同郡林霆，字时隐，擢政和进士第，博学深象数，与樵为金石交。林光朝尝师事之。聚书数千卷，皆自校雠，谓子孙曰："吾为汝曹获良产矣。"绍兴中，为敕令所删定官，力诋秦桧和议之非，即挂冠去，当世高之。

　　李道传字贯之，隆州井研人。父舜臣，尝为宗正寺主簿。道传少庄重，稍长，读河南程氏书，玩索义理，至忘寝食，虽处暗室，整襟危坐，肃如也。擢庆元二年进士第，调利州司户参军，徙蓬州教授。

　　开禧用兵，金人窥散关急，道传以诸司檄计事，道闻吴曦反，痛愤见于形色。遣其客间道持书遗安抚使杨辅，论曦必败，曰："彼素非雄才，犯顺首乱，人心离怨，因人心而用之，可坐而缚也。诚决此举，不惟内变可定，抑使金知中国有人，稍息窥觊。正使不捷，亦无愧千古矣。"曦党以曦意胁道传，道传以义折之，竟弃官归。曦平，诏以道传抗节不挠，进官二等。

　　嘉定初，召为太学博士，迁太常博士兼沂王府小学教授。会沂府有母丧，遗表官吏例进秩，道传曰："有襄事之劳者，推恩可也，吾属何与？"于是皆辞不受。迁秘书郎、着作佐郎，见帝，首言："忧危之言不闻于朝廷，非治世之象。今民力未裕，民心未固，财用未阜，储蓄未丰，边备未修，将帅未择，风俗未能知义而不偷，人才未能汇进而不乏。而八者之中，复以人才为要。至于人才盛衰，系学术之明晦，今学禁虽除，而未尝明示天下以除之之意。愿下明诏，崇尚正学，取朱熹《论语》、《孟子集注》、《中庸大学章句》、《或问》四书，颁之太学，仍请以周惇颐、邵雍、程颢、程颐、张载五人从祀孔子庙。"时执政有不乐道学者，以语侵道传，道传不为动。兼权考功郎官，迁着作郎。

　　时薛拯、胡榘等皆以新进用事，贿赂成风，道传言："今名优儒臣，实取材吏，刻剥残忍、诞谩倾危之人进矣。"遂求补郡，于是出知真州。城圮弗治，道传甓之，筑两石坝以护并江居民，益浚二壕，又堤陈公塘，有警，则决之以为阻，人心始固。除提举江东路常平茶盐公事。初至，即按部劾吏之贪纵者十余人，胥吏为民害者，大黥小逐百余人，释狱之滥系者二百余人，弛负钱一十余万缗。夏大旱，道传应诏言楮币之换，官民如仇；钞法之行，商贾疑怨；赋敛增加，军将推剥，皆切中时病。遂条上荒政，朝廷多从之。与漕臣真德秀振饥，道传分池、宣、徽三州，穷冬行风雪中，虽深村穷谷必至，赖以全活者甚众。摄宣州守，行朱熹社仓法，上饶、新安、南康诸郡翕然应命，人蒙其利。

　　广德守魏岘劾教官林庠委堂试而任荒政，挟漕臣以凌郡守，且言真德秀轻视朝廷，自专掠美，乞远之。道传上疏力辨，岘坐免。会胡榘为吏部侍郎，荐道传自代。引疾乞去，不许。召令奏事，再辞，又不许，遂入对。上自宫掖，次及朝廷，以至侍从、台谏阙失，尽言无所讳，帝不以为忤。除兵部郎官，辞未就。监察御史李楠觇当路指意，乞授以节镇蜀，遂出知果州。至九江，得疾卒，年四十八，诏特转一官致仕，谥文节。

　　道传自蜀来东南，虽不及登朱熹之门，而访求所尝从学者与讲习，尽得遗书读之。笃于践履，气节卓然。于经史未有论着，曰："学未至，不敢。"于诗文未尝苟作，曰："学未至，不暇。"一日以疾谒告，真德秀造焉，卧榻屏间，大书"唤起截断"四字，知其用功慎独如此。居官以惠利为本，振荒遗爱江东，人久而思焉。

　　三子：达可、当可、献可。献可为心传后。

　　陈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陈亮出生时，目有光芒，成人后，才气超凡。陈亮喜欢谈论兵事，且思维敏捷，论议风生，数千言的文章可一挥而就。陈亮曾经用心考察古人用兵成败之得失，并著有《酌古论》。郡守周葵读此书后，主动与陈亮商讨，从而发现了陈亮的才华，他预言不久的将来，陈亮定为国士，于是将陈亮请为府中上客。后来周葵担任执政，凡遇朝士禀事，必令其拜会陈亮，陈亮因得结交一时之俊杰，并可以淋漓尽致地发表自己的议论。周葵还将《中庸》、《大学》荐与陈亮，说：“读此书，可以精通有关性命之学说。”陈亮接受此书后，经过研究而达到极高的造诣。

　　隆兴初年(1163)，宋与金议和，天下之人虽有悲伤之情，但也只好无奈地认可这个事实。然而，只有陈亮不以为然。他在获乡试第一名后，向朝廷上《中兴五论》，未受重视，之后，陈亮退修于家，许多学士都聚其门下。他在家中讲学著书达十年之久。

　　起初，陈亮曾环视钱塘江水，并发出感叹“：城可灌也。”因为钱塘之地下水与西湖相连。淳熙五年(1178)，孝宗即位已有十七年之久，陈亮改名陈同，并赴朝廷上书曰：

　　“唯我中国，禀天地之正气，为天命所钟爱，为人心所向往，是衣冠礼乐之精萃所在，百代帝王相承之所。现在，其虽拥有衣冠礼乐之萃，却不得不偏安一隅，虽天命人心未失，然岂能以此为可久安无事的保证呢？天地之正气久已被蒙埋而不得驰张，势必有所发泄，况且，天命人心并非偏安一隅而可以长久保持的。

　　“国家拥有二百年太平之基础，这是三代所不及的，徽、钦二帝被俘之痛，也是汉、唐所不曾有的。遥想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皆痛心疾首同仇敌忾，誓不与金贼共存，因而能够于奔败之际而战胜强悍之敌。至秦桧倡邪议以阻抗金行动，大批忠臣义士屈死南方，而天下之刚气因此而怠惰了。三十多年来，虽然从西北、中原迁移东南的人们尚在苟且为生，但对君父之大仇也已淡忘了。自非金海陵送死淮南，也不知道兵戈为何等事物。更不谈期望他们能愤故国之耻，而同心协力执戈放箭了。

　　“如果说靖康之耻业已久远的话，那么，海陵之祸则发生在陛下即位前一年。只有陛下一个奋不自顾，发誓要重振国威，但天下之人安然自得，若无其事，且发一些奇谈怪论，认为陛下好大喜功，不计后果。在这种情势下，作为皇帝陛下也不能以崇高之势去力挽狂澜，只得隐忍于今，其间经历了十七年。

　　“春秋时期，君臣父子之间有相互戕杀之祸，但整个社会尚为安定。但孔子独以为，三纲既已不复存在，则人也异化而为禽兽了。孔子为此奔走呼号，却始终找不到共鸣之声，因而立志写《春秋》，希望以此书扼制乱臣贼子。现今社会淡忘君父之仇，此非长治久安之道。应使学者学习孔子之道，陛下应有所作为，而不是苟安无为。南师之不出击，于今有多年了，难道是没有一位豪杰能勇于担此重任吗？不是的。因为豪杰要有所表现也必须选择一定的时机。如果国家不能主动奋起抗敌，一旦时机成熟，必将由豪杰自觉起来抗敌。朝廷不可仗恃有衣冠礼乐之文明，祖宗积累之深基，就以为可以久赖天命人心而居安无事。‘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自三代以来的圣人都非常清楚这个道理。

　　“春秋之末，齐、晋、秦、楚皆衰落了，而吴、越之国兴于小邦，一度处于主宰其他诸侯的地位。黄池之会，孔子感到甚为痛心，因为它似乎表明中原国家无能人。这是现今儒者所不谈的事情。现在金朝根基已固，我们不可能轻易将其消灭，而且国家也没有在这方面做充分的准备，也不可轻率地大举出击。劝陛下积财养兵，以待时机。臣以为，通和之约，造成上下之人的苟安心态，两次割地之举，也为人们所首肯。宋金和议，至今已有十多年，凡今日之筹划方略者，他日因老迈只能运筹帷幄，而今日纨绔少年，他日将用以决战疆场，府库充盈，无非财也，介胄鲜明，无非兵也，假使发生战争，我方必败无疑。为什么呢？因为人才只有使用才知道是否有能力。坐谈能力是不足以依恃的。军备到用时才知够不够，平常装满府库不足仗恃。陛下此时庆幸无事，庸俗吏员都可以当官号令，执行陛下使命，而陛下也认为这些人好使唤，致使许多有才之士不能施展其才能，随着岁月流逝，他们就将老而无奈了。臣因此说：通和之约，造成上下之人的苟安心态，也使割地之举变得顺理成章。

　　“东晋百年之间，南北之间不曾通和议，所以其大臣将领能东西驰骋，涌现了许多可用之才。现在，如果不通和好，人们总有敌兵压境的感觉，因而唯恐通和被破坏。即便是陛下，也不得不顺应这种潮流。过去金人草居野处，往来无常，使我方不知如何戒备。它可随时出兵骚扰我方。现在情况不同了，金朝城郭宫室，政教号令皆同于中国，点兵聚粮，文书往返，动则需相当长的时间，若一方有警，也能引起三方骚动。这种状况就制约它不能轻易出兵侵扰我方。然而，如果朝野之士真有敌兵压境的警觉，这未尝不是国家之福气。朝廷应善于起用英雄，使之为国争天下，而不应以通和怠惰其心志。

　　“晋、楚两国交战于必阝，栾书认为：‘楚国自从攻克庸以来，其国君时常训戒国人说：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不可怠惰戒惧之心。国君还时常训戒士兵说：胜利不可常保，纣王虽战功卓著，但因其忘乎所以，最终也落得丧命无后的下场。’后来，晋、楚休战于宋国，子罕认为‘：战争能威镇邪恶而维护文德，圣人能很好地利用它，而乱臣总是因惧怕而废弃它，这一兴一废之间，能展示出存亡昏明之心术。如一味舍弃战争，就是一种毁道和欺蒙诸侯的行为。’人心是不能骄惰的，军威是不可废弃的，故虽成、康拥有太平之世，仍保留有所谓四征不庭、张皇六师。这也就是李沆极力反对真宗与辽议和的原因所在。况且现今南北成抗衡之势，如废兵以惰人心，使人们安于忘记君父之大仇，而置中原大地于不顾，就只能投合昏庸之人的意愿，执政者之失策将因此而更加严重。陛下为什么不能倡明大义，而断然与金决裂呢？

　　“贬损车驾，坐正殿，陛下当痛自悔责，发誓复仇，以此激励群臣，振作天下之士气，鼓舞中原之人心。如此一来，虽未出兵，而人心不敢自惰了；东征西讨，就会涌现大批人才，盈虚相辅，军粮就有了保证。那些狂妄之辞就会不攻自破，懦庸之人就会不斥而自退。有才之人纷纷而出，只待陛下起用。云合响应之形势，非安坐可以得来。臣请为陛下陈说国家立国之本末，且策划今日大有为之方略，论述天下形势之消长，而提出今日大有为之机谋，愿陛下细听之。

　　“唐朝自肃宗、代宗之后，朝廷渐渐失去权柄，而藩镇割据势力大长，他们专有土地和人民，自用甲兵财赋。官爵由其自命，致使许多人才尽心为其效命，终于造成一种君弱臣强、正统数易之祸乱。宋太祖当朝后，四方诸国被先后平定，节度使也自愿接受朝廷统制。各州郡也直接受制于京师，以京官权知其事，且规定三年一换官，地方财税，统收于漕司，而兵士各归于郡县。朝廷以一纸之令下于郡国，如臂之使指，莫敢有违。凡小官微职，概由朝廷任命，天下之势遂归一统。京师重地，以重兵把守，郡国也各有禁军，此乃天子使其自守其地的方法。兵皆天子之兵，财皆天子之财，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纲纪总揽，法令明备，郡县不得以一事自专。士以标准录取，官以资格晋升，不求意外之奇才，不慕绝世之奇功。天子昼夜忧勤于其上，以义礼廉耻正士大夫之心，以仁义公恕厚百姓之生，全天下皆处于规矩准绳之中，因而才奠定了二百年太平之基。

　　“然而契丹遂得以猖狂放肆，敢与中国抗衡，俨然是南北两朝，而无主从之区别。小小澶渊一战，中国之势力被削弱，根本虽厚而不可稳立。因此，庆历年间增加对契丹的岁币一事，富弼认为是朝廷之奇耻大辱，因而终身不敢自论功劳。因为契丹下征令，是主子的威风，天子供贡，乃臣下之礼节也。契丹之所以能取胜中国，是其力量长期积蓄的结果。它在立国之初，势力的发展就显现出征兆。为此，我祖宗皇帝常严庙堂而尊重大臣，常宽郡县而重信守令。在法度之内，不曾为难天下之富商大贾，在常规之外，大力褒奖天下之英俊豪杰，这些措施有助于造成立国之大势，能够防备内外忧患的出现。

　　“庆历年间，诸大臣也曾愤中国之大势不振，然而，其新政举措使群臣争相发表自己的观点，法令也为之变易，这样一来，朝廷就失去了威严；另外，加重按察使的权力，使之邀功生事，便又降减了郡县的地位。虽然章得象、陈执中等人对之有所阻止，但因他们本身无所主张，无所建树，也难免遭他人的排挤与弹劾。庆历新政中，有关破除旧例、不拘一格选用人才、劝农桑、务宽大等措施有合理的因素，但其主要的改革思路和措施是错误的。这也就是它不能洗契丹平视中国之耻，枉费仁宗皇帝一片苦心的原因所在。

　　“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说，迎合圣意，但其变法的实质是要收天下之兵尽归朝廷，另行教练以达强兵之目的；是要括郡县之利尽入朝廷，别行度算以达富国之目的。其青苗之法，唯恐富民之不困乏；均输之法，唯恐商贾之不损折。罪无大小，动则兴狱，士大夫因畏罪只好缄口不言；西北两边军政皆委派其亲信统辖，豪杰英伟因而耻于受其役使，王安石的聚敛措施使神宗皇帝误以为兵财之数巨大，遂毅然决定南北征伐，结果不仅圣意不能实现，天下之势也毫无振兴。王安石的错误在于：他不知道朝廷之所以没有立国之势，症结在于文法太密，事权太分，郡县太轻于下而委琐不足依恃，兵财太集于上而重迟不易举发。神宗误用上述四点以助其势，而王安石也竭之不遗余力。所以说，不知立国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谋国也。元..(1086～1094)、绍圣(1094～1098)一反一复，正好为金人侵侮于我提供了帮助和机会，哪里还能指望其能振兴中国以威慑四方呢？

　　“南渡以来，朝廷大抵遵循祖宗之旧法和遗训，虽小有因革增损，但无关举足轻重，如赵鼎等人本来就不懂变通之理，秦桧更无耻事仇，矫饰太平，欺瞒君臣，其罪可杀。陛下愤王业之屈辱于东南一隅，厉志复仇，难免想凭借天下之兵以为强盛，想搜括郡县之利以达富裕。加惠百姓，而使富人无五年之积蓄，不重征税，而使大商无巨万之家藏，国势也日益困竭。臣担心尺籍之兵，府库之财，不足以支危急之用。陛下日思夜想，期达中兴日月之功，以纯墨取士，以文法处事，圣断裁制于朝野，而大臣空有其名，胥吏只知坐行条令，官僚机构相互推诿责任，致使人才变得日益卑微和卑鄙。臣以为靠文取士，依资格升官，不足以受重用。当初太祖制定天下之大政方针，到太宗时已不能全然应用。陛下如能依太祖之意行事，即可开社稷数百年之基础，如果不是这样，便难以维持社稷国家，臣担心祖宗留下的积累也要失去了。陛下如听臣之建议，则能知晓今日大有为的方略了。

　　“五代时的吴国与蜀国皆禀天地之偏气，钱塘更为吴国之一角，唐朝衰落时，钱艫在此地潜心经略，终于建立了吴越国，因为他认为吴国较小，不可能完全独立，所以常朝事于中原大国，宋朝建立后，其子钱亻叔以其家入开封，并主动献出国土。因此，钱塘之地在五代时遭兵难最少，因而在宋立国后的二百年间，此地的人物日益繁盛，终于独领东南之风骚。到了建炎(1127～1130)、绍兴(1131～1162)年间，钱塘曾为六军所驻之地。当时就有人认为钱塘之地不足以扩张形势而图恢复大业，而秦桧却于此扩充官僚机构以展礼乐。其实，钱塘这个地方的风俗本来就崇尚华靡，加之士大夫再建园囿台榭，以乐其生于干戈之际，上下晏安，终使钱塘成为小小乐园。弹丸之地本不足以容万乘，而坐镇且五十年，所以钱塘的山川之气业已消耗殆尽。其谷粟、桑麻丝之利，一年不如一年，禽兽、鱼鳖、草木之生，一天不如一天，而上下之人皆不以为异。公卿将相大多为江、浙、闽、蜀之人，而人才也日益枯竭。官场之士以十万数，而文墨小有成就也足以称雄其间。陛下据钱塘已衰之气，用闽、浙日衰之士，而想鼓动东南苟安脆弱之众，向北恢复中原，这将是十分困难的事情。

　　“荆州、襄阳之地，在春秋时，楚国据此以虎视齐国和晋国，而齐、晋不能屈服。及战国之际，独能与秦国争雄。其后三百年，光武帝兴起于南阳，与之共事的大多为南阳故人。又过了二百多年，荆、襄遂为三国交据之地。诸葛亮由此起辅刘备，荆楚之士从者如云，而刘备赖以复存于蜀；周瑜、鲁肃、吕蒙、陆逊、陆抗、邓艾、羊祜等人皆以其地闻名。再过百余年，晋氏南渡，荆、襄常雄于东南，而东南也往往倚之以为强，萧梁竟以此地而替代齐国。待荆、襄之气消耗无余时，隋、唐以来它便成为偏方下州。五代之际，高氏独常臣事诸国。本朝二百年之间，荆、襄降为荒落之邦。北连许、汝二州，人烟稀少，土产卑薄，有名之人可谓寥若晨星。建炎、绍兴之际，群盗出没其间，而横遭践踏，到如今，此地虽为宋、金分划交据，但往往不被看重。因为粮食不能由此产生，军队也不可据此而推进，议者也许以此为忧，而不知其势足可利用。臣以为，荆、襄之地虽为偏方，然而，没有偏方之气五、六百年都不发泄的情况，何况其东通吴地，西连巴蜀，南及湖湘，北控关洛，左右伸缩，皆足以为进取之用。现今如能开垦其地，洗新其人，以发泄其气而用之，使足以接关洛之气，则可以争衡于中国了。荆、襄之地是形势消长的关键所在。

　　“陛下应慨然移都建业，官僚机构皆从草创，军国之仪皆从简略，又做行宫于武昌，以示不敢安居建业之意；平常以江、淮之军防备金人入侵，而精心挑选一位有勇有谋、有胆有识之人，委以经略荆、襄之重任，宽其文法，听其废置，励精图治三、五年，则国家之势有望形成。

　　“石晋丧失卢龙，酿成开运之祸，太祖皇帝起初从郭太祖征讨，最终平定了天下。其后，契丹在甲辰(1004)败于澶渊，而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真宗皇帝东封泰山，西祀汾阴，以告太平，为本朝极盛之时。又过六十年，神宗皇帝以丁未(1067)岁即位，国家之形势开始改变，又过六十年，丙午、丁未(1026～1027)，遂为靖康之祸。也是在祸临之年，天降大任于陛下，且启发陛下北向复仇之志。今天距靖康之祸仅有十年。天道六十年一变，陛下当努力以应其变，不可苟安以磋砣岁月。

　　“臣非奸佞，从小有驰骋四方之志，曾多次到行都。行都虽有人物如林，但其议论皆不足以启发人意，臣由此感到陛下有为之志无人理会。辛卯、壬辰之间(1169)，始退而穷天地造化之源，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及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由，天人之际昭昭然可考而知矣。开始觉悟到，今世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的儒士，实际上都是些风痹不知痛痒者，举国上下安于君父之仇，而这些儒士还在那里拱手作揖空谈性命，真不知何者谓之性命。陛下容纳他们但不任用他们，臣因此而佩服陛下之仁；今世自以为懂富国强兵之术的所谓才臣，实际都是些狂妄蛊惑之人，他们平时不讲究立国之本末，而喜欢信口开河阔论富强，真不知何者谓之富强。陛下洞察他们而不尽用他们，臣因此而佩服陛下之明。陛下励志复仇足以感天命，笃于仁爱足以收民心，而拥有仁明更足以照临群臣偏极之论，此可谓百代之明君。然而到现在，皇帝陛下委任庸人，笼络小儒，以拖延大有为之岁月，臣因此不胜愤懑，也就不顾卑贱而进献愚策了。”

　　陈亮上奏后，孝宗皇帝赫然震动，打算将其奏章张贴于朝堂，以励群臣，并仿用种放受召之旧事，召陈亮上殿，准备起用陈亮。左右大臣不知如何是好，唯曾觌理解陈亮，并想会见陈亮。因曾觌名声不好，故陈亮耻于见他，最后越墙而逃。曾觌因陈亮拒见自己，显得很不高兴，其他大臣特别厌恶陈亮的直言不讳，因而交相沮抑陈亮，乃有都堂审查之命。宰相按皇上旨意，找陈亮询问情况，因话不投机而产生隔阂。

　　陈亮待命十日，再次赴朝上书曰：

　　“恭惟皇帝陛下励志复仇，不肯即安东南一隅，是有大功于国家的。然而，钱塘为浮华奢侈之角落，如欲据此以图恢复中原是十分困难的，加之东南之民多安于现状，如欲依靠他们以图进取则更不容易。财止于府库，则不足以通天下有无，兵止于尺籍，则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由此而产生了拖延之计，陛下原有之宏略大志也变样了。臣对此种状况不胜忧愤，因而虔诚做书，献于庙堂，希望能当面向皇帝陛下陈述立国之本末，而开大有为之方略；论天下形势之消长，而定大有为之机谋，力求符合太祖经略天下之本意。然而，臣待命八日，未得如愿以偿。臣担心天下豪杰胡乱猜测陛下之意向，从而影响云合响应之大势的形成。”

　　陈亮又上书说：

　　“臣臆想国家维持之计，至今已日见困穷，而太祖皇帝所制定的大政方针，至今犹可恃以长久，如能依其本意变通行事，则恢复大业不足为奇。然而变通之道有三种：有可以拖延数十年之策；有可以为一百五、六十年之计；有可以复开数百年之机。形势明朗而效果非常，非陛下聪明超越百代不能达成。臣不敢泄机于大臣面前，然大臣们拱手称旨求问，臣只好取其大体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

　　“其一曰：徽、钦二帝被俘之痛，乃国家之奇耻大辱，曾引起天下之人的公愤。五十多年来，虽然天下之气渐渐颓堕，不再牢记奇耻大辱，但陛下当与大臣共同振作其精神，以发泄其仇恨，使人人如报私仇，此乃《春秋》写卫人杀州吁之用意所在。

　　“其二曰：国家之气候，是使天下人循规蹈矩以行事，群臣只求无过，哪有心思施展才华求意外之功呢？

　　“其三曰：太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取重文轻武的策略，所以本朝是以儒立国，儒道之振兴，独优于前代。今天下之士萎靡不振，实在令人厌恶，陛下当与大臣们反其道而教之，使其振作，一旦有急，便不至于缺乏人才，这样做也不违背太祖之本意，而东西驰骋以定祸乱，也不必专靠武臣了。

　　“臣所以为大臣论者，其意大致如此。”

　　陈亮上书后，皇帝打算起用他，但他笑着说：“我上书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而非为了博取一官半职。”遂很快渡江而归。归家后，陈亮整天落魄醉酒，与乡邑之狂士长饮不止，醉酒后说些大话胡话，有犯上之嫌。有一士想陷害陈亮，将其醉酒之后所说的话密报刑部。刑部侍郎何澹曾为考官，没有录取陈亮，陈亮愤愤不平，所以多次骂过何澹，何澹因此怀恨在心，当他得到密报后，即立案审查。陈亮因而入狱，被打得体无完肤，落了个图谋不轨的罪名。孝宗得知这一情况后，曾密遣左右查访其事。及奏入取旨时，孝宗说：“秀才醉后妄言，何罪之有？”并抛其牍于地，陈亮遂得免罪。

　　陈亮住在家里不多久，其家僮犯杀人之罪，恰巧被杀者曾经侮辱陈亮的父亲陈次尹，因而怀疑为陈亮的指使。此事告于官府后，家僮被打得死去活来，反复数次，仍不服。陈亮也被囚于州监狱。属台官言陈亮罪情严重，移陈亮于大理寺。当时的丞相察觉皇帝有救亮之心，加之辛弃疾、罗点称赞陈亮有才，所以竭力护佑陈亮，陈亮再次免于一死。

　　陈亮屡遭大狱后，归家励志读书，所学十分广博。其学自孟子后惟推崇王通。他曾说：“研究义理之精微，以辨析古今之同异于分秒尺寸之间，推心论礼，以积累为工，以涵养为正，憔悴面容，弯腰驼背，则于诸儒诚有愧疚。至于堂堂之陈，正正之旗，风雨雷电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幻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自以为尚欠火候。”陈亮之意大概是指朱熹、吕祖谦等云。宋高宗驾崩后，金朝遣使前来吊唁，但金使态度傲慢，不以礼对宋。光宗由旧宅判临安府，陈亮感孝宗之知遇，赴金陵视察形势。之后，陈亮上疏说：

　　“有非常之人才，然后可以建立非常之功业。要建非常之功，而只用一般人才，拟平常之计划，做平常之事情，是不能达到目的的。

　　“秦桧以通和于金而误国二十余年，天下之精气已索然无余。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内之志，已有二十余年，天下之士始知奋斗方向，其有功于社稷者，可谓数说不尽。高宗皇帝年迈时，陛下不想大举北伐，以免惊动高宗慈颜，只能压抑心思，俯首敬老。陛下孝道之盛，可谓史无前例。现在，高宗皇帝已经驾崩，天下之英雄皆仰首以观陛下之举动，陛下隐忍仇恨二十年，且积聚了天下之精气，能够在顷刻间消失吗？

　　“天下是不可能坐着等来的，军队也不可能只胜不败，驰骋奔战不宜于年高德尊之人。太子居内为监国，行外曰抚军，陛下为什么不在此时册命太子为抚军大将军呢？让他巡视建业，兼统诸司，尽护诸将，设置长史司马以专其劳；而陛下在宫廷操制人才，协调天下，以不变应万变，这就是肃宗册命广平王之原因所在。

　　“高宗与金朝有父兄之仇，生时不能报仇，则死时必寄望于子孙。现在，宋对金礼义有加，且不断奉送金帛宝货；而金朝在高宗驾崩后，仅派一使前来吊唁，其使来后，态度傲慢，如临小邦，所致之哀悼之辞也寥寥数语，且不恭不敬，仁人义士对此痛切心骨，岂能因陛下圣明智勇而咽下这口气呢？

　　“陛下若以大义为正道，以抚军之言为可行，就应当先经营建业，然后派太子亲临此地。今年底策划北伐之谋，为了经营好建业，振作天下之士气，陛下当与金决裂。如此一来，陛下的复仇之志将很快得以实现。希望陛下能听一听臣的意见，用其喜怒哀乐之权来鼓动天下。”

　　陈亮这篇奏疏的用意在于刺激孝宗恢复信心，而此时孝宗将内禅光宗，陈亮的意见被搁置一旁，朝廷中许多人将陈亮视为狂怪。

　　先是，乡人会宴，特置胡椒于陈亮面前的盘碗中，这是其对待怪异之人的一种方法。宴后，与陈亮同坐一起的人回家后突然暴死，人们怀疑死者是吃了有毒的食物，遂报官备案。当时，吕兴、何念四殴打吕天济将死。吕天济恨曰“：陈亮指使他们杀我。”县令王恬认为有此事，台官指使监司选酷吏刑讯逼供，但终无所获，陈亮被移往大理寺，众人都以为陈亮必死无疑。少卿郑汝谐在看了陈亮的辩词之后，惊奇地说：“陈亮乃天下奇才。国家如果杀无罪之士，就将上干天和，下伤国脉。”并且极力陈说于光宗，在光宗的干预下，陈亮遂死里逃生。

　　不久，光宗策考进士，问以礼乐刑政之要义，陈亮以君道师道对答，说“：臣下以为陛下在孝宗皇帝当政的二十八年时间里，无时不在为父皇分忧解难，而问安视寝之余，察言观色，了解到父皇的心思及抱负甚多，并将重大方针身体力行，哪里仅仅是一周看望父皇四次做给京城人看的呢？”当时，光宗因不朝拜皇华宫，正受到群臣进谏，光宗十分反感。陈亮的答卷让光宗喜不自禁，因为陈亮认为光宗是善处父子关系的。本来陈亮获进士策考第三名，但光宗因偏爱这份答卷，将其擢升第一名，后来光宗得知第一名为陈亮，大喜曰：“朕之眼力果然不错。”孝宗在南内，光宗在东宫，闻陈亮获第一名，皆感欢喜，所以赐第告词说“：你早以艺文首贤能之书，后以论奏动圣上之听，亲阅答卷，嘉奖其一贯所为，擢置进士第一，此乃上天有意遗留于朕也。”之后，陈亮被授佥书建康府判官厅公事，还未到任，即突然去世。

　　陈亮中进士第回家的时候，其弟陈充前来迎拜，兄弟俩相拥而泣。陈亮对弟说“：假如将来有一天我富贵了，当首先报恩于你，我死的时候也可使先人含笑九泉了。”听者感到黯然神伤。陈亮一生志存经济，讲求信义，与人肝胆相见。与人交谈，必本于君臣父子之义，虽为布衣，却积极推荐人才。陈亮家境一般，但见奇人寒士就接济衣食，一直坚持这样做。他去世后，吏部侍郎叶适奏请朝廷，破例命补陈亮一子为官。端平初年(1234)，赐陈亮谥号曰“文毅”，又提拔其一子为官。

　　郑樵字渔仲，兴化军莆田人。喜欢著书，不爱写单篇文章。郑樵颇为自负，认为自己不比汉代刘向、扬雄差。他常年居在夹氵祭山，过了三十年远离社会人世的艰苦生活。后来，他开始游历名山大川，并着意搜集奇风异俗的材料，考察古迹历史沿革。旅途中，凡是遇到藏书之家，必然会借宿于此家，直到把人家所藏的可读之书读完才离开。当时，包括宰相赵鼎、张浚在内的士大夫们都十分器重敬仰郑樵。郑樵对六经、诸子百家很感兴趣。于礼乐、文字、天文、地理、虫鱼、草木、方书之学皆有研究，他将自己研究所得撰成书稿，于宋高宗绍兴十九年(1149)上呈朝廷，皇帝下诏将其书藏于秘书府，郑樵因此更加奋发学习和研究，二百多人拜他为师，听他讲学。

　　由于侍讲卫纶、贺允中的推荐，郑樵被皇帝召见。他向皇帝陈述了自东汉班固以来历代撰著史书的种种弊端。皇帝说“：朕早就听说你的名字，你能够潜心钻研古学，且自成一家，值得称道，为什么与你相见这么晚呢？”遂授郑樵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后为御史叶义问所弹劾，改监潭州南岳庙。

　　绍兴二十九年(1159)，郑樵开始动笔写《通志》，二年后完成，入为枢密院编修官，不久兼摄检详诸房文字，请修金朝正隆官制，因要与宋朝官制相参照，所以请求进入秘书省查阅书籍，不久，又因言官议论获罪，此事停罢。金军入侵宋朝时，郑樵说岁星分布在宋方，金朝皇帝将死，后果如其言。宋高宗巡幸建康，命郑樵进呈所著之《通志》，郑樵就在这个时候病故，终年五十九岁，学者将其称为“夹氵祭先生”。

　　郑樵喜欢从事分门别类的考证工作，所著的书虽然很宏富，但大多没有多少创见。他一生不怕艰苦枯淡，乐于施予他人，但内心对入仕做官极有兴趣，可以说孜孜以求。这一点曾招来不少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