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一百四十三

　　洪亮吉管世铭 谷际岐 李仲昭 石承藻

　　洪亮吉，字稚存，江苏阳湖人。少孤贫，力学，孝事寡母。初佐安徽学政朱筠校文，继入陕西巡抚毕沅幕，为校刊古书。词章考据，着于一时，尤精揅舆地。乾隆五十五年，成一甲第二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年已四十有五。长身火色，性豪迈，喜论当世事。未散馆，分校顺天乡试。督贵州学政，以古学教士，地僻无书籍，购经、史、通典、文选置各府书院，黔士始治经史。为诗古文有法。任满还京，入直上书房，授皇曾孙奕纯读。嘉庆三年，大考翰詹，试征邪教疏，亮吉力陈内外弊政数千言，为时所忌。以弟丧陈情归。

　　四年，高宗崩，仁宗始亲政。大学士朱珪书起之，供职，与修高宗实录，第一次稿本成，意有不乐。将告归，上书军机王大臣言事，略曰：“今天子求治之心急矣，天下望治之心孔迫矣，而机局未转者，推原其故，盖有数端。亮吉以为励精图治，当一法祖宗初政之勤，而尚未尽法也。用人行政，当一改权臣当国之时，而尚未尽改也。风俗则日趋卑下，赏罚则仍不严明，言路则似通而未通，吏治则欲肃而未肃。何以言励精图治尚未尽法也？自三四月以来，视朝稍晏，窃恐退朝之后，俳优近习之人，荧惑圣听者不少。此亲臣大臣启沃君心者之过也。盖犯颜极谏，虽非亲臣大臣之事，然不可使国家无严惮之人。乾隆初年，纯皇帝宵旰不遑，勤求至治，其时如鄂文端、朱文端、张文和、孙文定等，皆侃侃以老成师傅自居。亮吉恭修实录，见一日中朱笔细书，折成方寸，或询张、鄂，或询孙、朱，曰某人贤否，某事当否，日或十馀次。诸臣亦皆随时随事奏片，质语直陈，是上下无隐情。纯皇帝固圣不可及，而亦众正盈朝，前后左右皆严惮之人故也。今一则处事太缓，自乾隆五十五年以后，权私蒙蔽，事事不得其平者，不知凡几矣。千百中无有一二能上达者，即能上达，未必即能见之施行也。如江南洋盗一案，参将杨天相有功骈戮，洋盗某漏网安居，皆由署总督苏凌阿昏愦糊涂，贪赃玩法，举世知其冤，而洋盗公然上岸无所顾忌，皆此一事酿成。况苏凌阿权相私人，朝廷必无所顾惜，而至今尚拥巨赀，厚自颐养。江南查办此案，始则有心为承审官开释，继则并闻以不冤覆奏。夫以圣天子赫然独断，欲平反一事而尚如此，则此外沉冤何自而雪乎？一则集思广益之法未备。尧、舜之主，亦必询四岳，询群牧。盖恐一人之聪明有限，必博收众采，庶无失事。请自今凡召见大小臣工，必询问人材，询问利弊。所言可采，则存档册以记之。倘所举非人，所言失实，则治其失言之罪。然寄耳目于左右近习，不可也；询人之功过于其党类，亦不可也。盖人材至今日，销磨殆尽矣。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取进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由此道者，无不各得其所欲而去，衣钵相承，牢结而不可解。夫此模棱、软弱、钻营、苟且之人，国家无事，以之备班列可也；适有缓急，而欲望其奋身为国，不顾利害，不计夷险，不瞻徇情面，不顾惜身家，不可得也。至于利弊之不讲，又非一日。在内部院诸臣，事本不多，而常若猝猝不暇，汲汲顾影，皆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外督抚诸臣，其贤者斤斤自守，不肖者亟亟营私。国计民生，非所计也，救目前而已；官方吏治，非所急也，保本任而已。虑久远者，以为过忧；事兴革者，以为生事。此又岂国家求治之本意乎？二则进贤退不肖似尚游移。夫邪教之起，由于激变。原任达州知州戴如煌，罪不容逭矣。幸有一众口交誉之刘清，百姓服之，教匪亦服之。此时正当用明效大验之人。闻刘清尚为州牧，仅从司道之后办事，似不足尽其长矣。亮吉以为川省多事，经略纵极严明，剿贼匪用之，抚难民用之，整饬官方办理地方之事又用之，此不能分身者也。何如择此方贤吏如刘清者，崇其官爵，假以事权，使之一意招徕抚绥，以分督抚之权，以蒇国家之事。有明中叶以来，郧阳多事，则别设郧阳巡抚；偏沅多事，则别设偏沅巡抚。事竣则撤之，此不可拘拘于成例者也。夫设官以待贤能，人果贤能，似不必过循资格。如刘清者，进而尚未进也。戴如煌虽以别案解任，然尚安处川中。闻教匪甘心欲食其肉，知其所在，即极力焚劫。是以数月必移一处，教匪亦必随而迹之。近在川东与一道员联姻，恃以无恐。是救一有罪之人，反杀千百无罪之人，其理尚可恕乎？纯皇帝大事之时，即明发谕旨数和珅之罪，并一一指其私人，天下快心。乃未几而又起吴省兰矣，召见之时，又闻其为吴省钦辨冤矣。夫二吴之为和珅私人，与之交通货贿，人人所知。故曹锡宝之纠和珅家人刘全也，以同乡素好，先以摺示二吴，二吴即袖其走权门藉为进身之地。今二吴可雪，不几与褒赠曹锡宝之明旨相戾乎？夫吴省钦之倾险，秉文衡，尹京兆，无不声名狼藉，则革职不足蔽辜矣。吴省兰先为和珅教习师，后反称和珅为老师，大考则第一矣，视学典试不绝矣，非和珅之力而谁力乎？则降官亦不足蔽辜矣。是退而尚未退也。何以言用人行政未尽改也？盖其人虽已致法，而十馀年来，其更变祖宗成例，汲引一己私人，犹未尝平心讨论。内阁、六部各衙门，何为国家之成法，何为和珅所更张，谁为国家自用之人，谁为和珅所引进，以及随同受贿舞弊之人，皇上纵极仁慈，纵欲宽胁从，又因人数甚广，不能一切屏除。然窃以为实有真知灼见者，自不究其从前，亦当籍其姓名，于升迁调补之时，微示以善恶劝惩之法，使人人知圣天子虽不为已甚，而是非邪正之辨，未尝不洞悉，未尝不区别。如是而夙昔之为私人者，尚可革面革心而为国家之人。否则，朝廷常若今日清明可也，万一他日复有效权臣所为者，而诸臣又群起而集其门矣。何以言风俗日趋卑下也？士大夫渐不顾廉耻，百姓则不顾纲常。然此不当责之百姓，仍当责之士大夫也。以亮吉所见，十馀年来，有尚书、侍郎甘为宰相屈膝者矣；有大学士、七卿之长，且年长以倍，而求拜门生，求为私人者矣；有交宰相之僮隶，并乐与抗礼者矣。太学三馆，风气之所由出也。今则有昏夜乞怜，以求署祭酒者矣；有人前长跪，以求讲官者矣。翰林大考，国家所据以升黜词臣者也。今则有先走军机章京之门，求认师生，以探取御制诗韵者矣；行贿于门阑侍卫，以求传递代倩，藏卷而去，制就而入者矣。及人人各得所欲，则居然自以为得计。夫大考如此，何以责乡会试之怀挟替代？士大夫之行如此，何以责小民之讠夸诈夤缘？辇毂之下如此，何以责四海九州之营私舞弊？纯皇帝因内阁学士许玉猷为同姓石工护丧，谕廷臣曰：‘诸臣纵不自爱，如国体何？’是知国体之尊，在诸臣各知廉耻。夫下之化上，犹影响也。士气必待在上者振作之，风节必待在上者奖成之。举一廉朴之吏，则贪欺者庶可自愧矣；进一恬退之流，则奔竞者庶可稍改矣；拔一特立独行、敦品励节之士，则如脂如韦、依附朋比之风或可渐革矣。而亮吉更有所虑者，前之所言，皆士大夫之不务名节者耳。幸有矫矫自好者，类皆惑于因果，遁入虚无，以蔬食为家规，以谈禅为国政。一二人倡于前，千百人和于后。甚有出则官服，入则僧衣。惑智惊愚，骇人观听。亮吉前在内廷，执事曾告之曰：‘某等亲王十人，施斋戒杀者已十居六七，羊豕鹅鸭皆不入门。’及此回入都，而士大夫持斋戒杀又十居六七矣。深恐西晋祖尚玄虚之习复见于今，则所关世道人心非小也。何以言赏罚仍不严明也？自征苗匪、教匪以来，福康安、和琳、孙士毅则蒙蔽欺妄于前，宜绵、惠龄、福宁则丧师失律于后，又益以景安、秦承恩之因循畏葸，而川、陕、楚、豫之民，遭劫者不知几百万矣。已死诸臣姑置勿论，其现在者未尝不议罪也。然重者不过新疆换班，轻者不过大营转饷；甚至拏解来京之秦承恩，则又给还家产，有意复用矣；屡奉严旨之惠龄，则又起补侍郎。夫蒙蔽欺妄之杀人，与丧师失律以及因循畏葸之杀人无异也，而犹邀宽典异数，亦从前所未有也。故近日经略以下、领队以上，类皆不以贼匪之多寡、地方之蹂躏挂怀。彼其心未始不自计曰：‘即使万不可解，而新疆换班，大营转饷，亦尚有成例可援，退步可守。’国法之宽，及诸臣之不畏国法，未有如今日之甚者。纯皇帝之用兵金川、缅甸，讷亲偾事，则杀讷亲；额尔登额偾事，则杀额尔登额；将军、提、镇之类，伏失律之诛者，不知凡几。是以万里之外，得一廷寄，皆震惧失色，则驭军之道得也。今自乙卯以迄己未，首尾五年，偾事者屡矣。提、镇、副都统、偏裨之将，有一膺失律之诛者乎？而欲诸臣之不玩寇、不殃民得乎？夫以纯皇帝之圣武，又岂见不及此？盖以归政在即，欲留待皇上莅政之初，神武独断，一新天下之耳目耳。倘荡平尚无期日，而国帑日见销磨，万一支绌偶形，司农告匮。言念及此，可为寒心，此尤宜急加之意者也。何以言言路似通而未通也？九卿台谏之臣，类皆毛举细故，不切政要。否则发人之阴私，快己之恩怨。十件之中，幸有一二可行者，发部议矣，而部臣与建言诸臣，又各存意见，无不议驳，并无不通驳，则又岂国家询及刍荛、询及瞽史之初意乎？然或因其所言琐碎，或轻重失伦，或虚实不审，而一概留中，则又不可。其法莫如随阅随发，面谕廷臣，或特颁谕旨，皆随其事之可行不可行，明白晓示之。即或弹劾不避权贵，在诸臣一心为国，本不必避嫌怨。以近事论，钱沣、初彭龄皆常弹及大僚矣，未闻大僚敢与之为仇也。若其不知国体，不识政要，冒昧立言，或攻发人之阴私，则亦不妨使众共知之，以着其非而惩其后。盖诸臣既敢挟私而不为国，更可无烦君上之回护矣。何以言吏治欲肃而未肃也？未欲吏治之肃，则督、抚、藩、臬其标准矣。十馀年来，督、抚、藩、臬之贪欺害政，比比皆是。幸而皇上亲政以来，李奉翰已自毙，郑元鹴已被纠，富纲已遭忧，江兰已内改。此外，官大省、据方面者如故也，出巡则有站规、有门包，常时则有节礼、生日礼，按年则又有帮费。升迁调补之私相餽谢者，尚未在此数也。以上诸项，无不取之于州县，州县则无不取之于民。钱粮漕米，前数年尚不过加倍，近则加倍不止。督、抚、藩、臬以及所属之道、府，无不明知故纵，否则门包、站规、节礼、生日礼、帮费无所出也。州县明言于人曰：‘我之所以加倍加数倍者，实层层衙门用度，日甚一日，年甚一年。’究之州县，亦恃督、抚、藩、臬、道、府之威势以取于民，上司得其半，州县之入己者亦半。初行尚有畏忌，至一年二年，则成为旧例，牢不可破矣。诉之督、抚、藩、臬、道、府，皆不问也。千万人中，或有不甘冤抑，赴京控告者，不过发督抚审究而已，派钦差就讯而已。试思百姓告官之案，千百中有一二得直者乎？即钦差上司稍有良心者，不过设为调停之法，使两无所大损而已。若钦差一出，则又必派及通省，派及百姓，必使之满载而归而心始安，而可以无后患。是以州县亦熟知百姓之技俩不过如此，百姓亦习知上控必不能自直，是以往往至于激变。湖北之当阳，四川之达州，其明效大验也。亮吉以为今日皇上当法宪皇帝之严明，使吏治肃而民乐生；然后法仁皇帝之宽仁，以转移风俗，则文武一张一弛之道也。”

　　书达成亲王，以上闻，上怒其语戆，落职下廷臣会鞫，面谕勿加刑，亮吉感泣引罪，拟大辟，免死遣戍伊犁。明年，京师旱，上祷雨未应，命清狱囚，释久戍。未及期，诏曰：“罪亮吉后，言事者日少。即有，亦论官吏常事，于君德民隐休戚相关之实，绝无言者。岂非因亮吉获罪，钳口不复敢言？朕不闻过，下情复壅，为害甚钜。亮吉所论，实足启沃朕心，故铭诸座右，时常观览，勤政远佞，警省朕躬。今特宣示亮吉原书，使内外诸臣，知朕非拒谏饰非之主，实为可与言之君。诸臣遇可与言之君而不与言，负朕求治苦心。”即传谕伊犁将军，释亮吉回籍。诏下而雨，御制诗纪事，注谓：“本日亲书谕旨，夜子时甘霖大沛。天鉴捷于呼吸，益可感畏。”亮吉至戍甫百日而赦还，自号更生居士。后十年，卒于家。所着书多行世。

　　管世铭，字缄若，与亮吉同里。乾隆四十三年进士，授户部主事。累迁郎中，充军机章京。深通律令，凡谳牍多世铭主奏。屡从大臣赴浙江、湖北、吉林、山东按事，大学士阿桂尤善之，倚如左右手。时和珅用事，世铭忧愤，与同官论前代辅臣贤否，语讥切无所避。会迁御史，则大喜，夜起傍徨，草疏将劾之，诏仍留军机处。故事，御史留直者，仪注仍视郎官，不得专达封事。世铭自言愧负此官，阿桂慰之曰：“报称有日，何必急以言自见。”盖留直阿桂所请，隐全之，使有待。嘉庆三年，卒。

　　谷际岐，字西阿，云南赵州人。乾隆四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与校四库全书。充会试同考官，所拔多知名士。乞养归，主讲五华书院，教士有法。连丁父母忧，服阕，起原官。

　　嘉庆三年，迁御史。时教匪扰数省，师久无功，际岐遍访人士来京者，具得其状。四年春，上疏，略曰：“窃见三年以来，先帝颁师征讨邪教，川、陕责之总督宜绵，巡抚惠龄、秦承恩；楚北责之总督毕沅、巡抚汪新。诸臣酿衅于先，藏身于后，止以重兵自卫，裨弁奋勇者，无调度接应，由是兵无斗志。川、楚传言云：‘贼来不见官兵面，贼去官兵才出现。’又云：‘贼去兵无影，兵来贼没踪。可怜兵与贼，何日得相逢？’前年总督勒保至川，大张告示，痛责前任之失，是其明证。毕沅、汪新相继殂逝，景安继为总督。今宜绵、惠龄、秦承恩纵慢于左，景安怯玩于右，勒保纵能实力剿捕，陕、楚贼多，起灭无时，则勒保终将掣肘。钦惟先帝昔征缅甸，见杨应琚挑拨掩覆之罪，立予拿问。今宜绵等旷玩三年之久，幸荷宽典，而转益怀安，任贼越入河南卢氏、鲁山等县。景安虽无吞饷声名，而罔昧自甘，近亦有贼焚掠襄、光各境，均为法所不容。况今军营副封私札，商同军机大臣改压军报。供据已破，虽由内臣声势，而彼等掩覆偾事，情更显然。请旨惩究，另选能臣，与勒保会同各清本境，则军令风行，贼必授首。比年发饷至数千万，军中子女玉帛奇宝错陈，而兵食反致有亏。载赃而归，风盈道路，嘲之者有‘与其请饷，不如书会票’之语。先帝严究军需局，察出四川汉州知州与德楞泰互争报销，及湖北道员胡齐仑侵饷数十万，一则追赔，一则拿究。他属类此者必多，尤宜急易新手清釐。则侵盗之迹，必能破露，不但兵饷与善后事宜均得充裕，销算亦不敢牵混矣。”

　　间又上疏曰：“教匪滋扰，始于湖北宜都聂杰人，实自武昌府同知常丹葵苛虐逼迫而起。当教匪齐麟等正法于襄阳，匪徒各皆敛戢。常丹葵素以虐民喜事为能，乾隆六十年，委查宜都县境，哧诈富家无算，赤贫者按名取结，纳钱释放。少得供据，立与惨刑，至以铁钉钉人壁上，或铁锤排击多人。情介疑似，则解省城，每船载一二百人，饥寒就毙，浮尸于江。殁狱中者，亦无棺殓。聂杰人号首富，屡索不厌，村党结连拒捕。宜昌镇总兵突入遇害，由是宜都、枝江两县同变。襄阳之齐王氏、姚之富，长阳之覃加耀、张正谟等，闻风并起，遂延及河南、陕西。此臣所闻官逼民反之最先最甚者也。臣思教匪之在今日，自应尽党枭磔。而其始犹是百数十年安居乐业人民，何求何憾，甘心弃身家、捐性命，铤而走险耶？臣闻贼当流窜时，犹哭念皇帝天恩，殊无一言怨及朝廷。向使地方官仰体皇仁，察教于平日，抚弭于临时，何至如此？臣为此奏，固为官吏指事声罪，亦欲使万禩子孙知我朝无叛民，而后见恩德入人，天道人心，协应长久，昭昭不爽也。常丹葵逞虐一时，上廑圣仁，下殃良善，罪岂容诛？应请饬经略勒保严察奏办。又现奉恩旨，凡受抚来归者，令勒保传唤同知刘清，同川省素有清名之州县，妥议安插。楚地曾经滋扰者，亦应安集。臣闻被扰州县，逃散各户之田庐妇女，多归官吏压卖分肥。是始不顾其反，终不原其归。不知民何负于官，而效尤腼忍至于此极？若得惩一儆众，自可群知洗濯。宣奉德意，所关于国家苞桑之计匪细也。”两疏上，仁宗并嘉纳施行。寻迁给事中，稽察南新仓，巡视中城。

　　云南盐法，官运官销，日久因缘为奸，按口比销，民不堪命；又威远调取民夫，按名折银，折后又徵实夫，迤西道属数十州县，同时閧变，解散后不以实闻，官吏骫法如故。际岐上疏痛陈其害，下云南督抚察治。总督富纲请改盐法以便民，巡抚江兰方内召，欲沮其事，际岐复疏争。初彭龄继为巡抚，际岐门下士也，熟闻其事，始疏请盐由灶煎灶卖，民运民销，一祛积弊，民大便。语详盐法志。

　　蔡永清者，总督陈辉祖家奴，拥厚赀居京师，以助赈叙五品职衔，出入舆马，揖让公卿间。际岐疏劾，自大学士庆桂、朱珪以下，多所指斥，下刑部鞫讯，褫永清职衔，际岐坐论奏未尽实，降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以老乞休，贫不能归，主讲扬州孝廉堂垂十年，卒。

　　自乾隆末，云南之官于朝以直言着者，尹壮图、钱沣，时以际岐并称焉。

　　李仲昭，字次卿，广东嘉应人。嘉庆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长芦盐商伪造加重法马，每引浮百斤，损课滞销。商人查有圻家钜富，交通朝贵。自给事中花杰劾芦盐加价，连及大学士戴衢亨，不得直，且被谴，遂无敢言者。仲昭疏劾之，户部犹袒商，或腾蜚语，谓仲昭索贿不遂。仁宗方幸热河，命留京王大臣同鞫，得舞弊状，有圻论如律，在事降革有差，人咸侧目。仲昭又劾吏部京察不公，亦鞫实。既而赴户部点卯，杖责书吏，户部摭其事奏劾，下吏部议。群欲以倾仲昭，侍郎初彭龄号刚正，以妻丧在告，语人曰：“诸人欲报怨，加以莫须有之罪。李御史有言胆，台中何可无此人？”部员闻彭龄言，遽议降四级，甫两日而奏上，仲昭竟黜。

　　石承藻，字黼庭，湖南湘潭人。嘉庆十三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迁御史、给事中，敢言有声。王树勋者，江都人，乾隆末入京应试不售，乃于广慧寺为僧，名曰明心。开堂说法，假扶乩卜筮，探刺士大夫阴私，扬言于外，人益崇信。达官显宦，每有皈依受戒为弟子者。朱珪正人负重望，亦与交接。时和珅为步军统领，访捕治罪，以贿得末减，勒令还俗，遂游荡江湖。值川、楚匪乱，投效松筠军中，以谈禅投所好，使易装入贼寨说降，奖予七品官衔，洊擢襄阳知府。数年，入觐京师，不改故态。刑部尚书金光悌延医子病，怵以祸福，光悌长跪请命，为时所嗤。嘉庆二十年，承藻疏请澄清流品，劾树勋，下刑部鞫实，褫职，枷号两月，发黑龙江充当苦差。仁宗奖承藻曰：“真御史也！”诏斥被惑诸臣，有玷官箴。其已故者免议，侍郎蒋予蒲、宋镕以下，黜降有差。

　　二十四年，湘潭有土、客械斗之狱，侍郎周系英与巡抚吴邦庆互劾。承藻适在籍，系英子汝桢致书承藻询其事，为邦庆所发，承藻牵连降秩。久之不复迁，终光禄寺署正。

　　论曰：仁宗诏求直言，下至末吏平民，皆得封章上达，言路大开。科道中竭诚献纳，如卫谋论福康安贪婪，不宜配享太庙。马履泰论景安畏缩偷安，老师糜饷，及教匪宜除，难民宜抚；又论百龄举劾失当。张鹏展论金光悌专擅刑部，恋司职不去。周栻论疆臣参劾属员，不举劣迹，恐悃愊无华者以失欢被劾；又论朱珪以肩舆擅入禁门，无无君之心，而有无君之迹。沈琨论宜兴庇护属员，致兴株系诸生大狱；又谏阻东巡。萧芝论端正风俗，宜崇醇朴。王宁炜论用人宜习其素，不可因保举遽加升用；又论督抚壅蔽之习，及士民捐输之累，州县折收之患。游光绎论大臣未尽和衷，武备未尽整饬，原效魏元成十思疏以裨治化。诸人所言，虽有用有不用，当时皆推谠直。又龚钅堂当松筠因谏东巡获罪，密疏复陈，自庀身后事而后上，卒蒙宽宥。其章疏多不传，稽之史牒，旁见纪载，謇谔盈廷，称盛事焉。洪亮吉诸人身虽遭黜，言多见采，可以无憾。或犹以时方清明，目亮吉之效痛哭流涕者为多事，过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