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师崇礼 立学程门

　　尊师崇礼 立学程门

　　杨时小时候聪颖好学，善诗文，人称“神童”。北宋熙宁九年(1076)，杨时中徐铎榜进士，次年被授予汀州司户参军，他以病为由没有赴任，专心研究理学，著《列子解》。元丰四年(1081)，杨时被授予徐州司法。29岁那年他前往河南颍昌，投于洛阳著名学者程颢门下，研习理学，勤奋好问，学习成绩优异，与游酢、伊溶、谢良佐并称“程门高弟”，即程门四大弟子。杨时学成回归时，程颐目送他远去，曾感慨地说：“吾道南矣!”元丰六年，杨时赴徐州上任;同年八月，他完成《庄子解》的著述。他在担任地方官吏时，所到之处“皆有惠政、民思不忘”。元祐三年(1088)，杨时被授予虔州司法。杨时执法公平严明，秉公办案，刚正不阿，“公烛理精深，晓习律令，有疑狱众所不决者，皆立断。与郡将议事，守正不倾。”(胡安国《龟山先生墓志铭》)元祐五年，杨时又因父亲杨殖去世，回乡守制。

　　程颢去世后，杨时又一次北上求学，元祐八年五月，杨时投于程颢的弟弟程颐门下，到洛阳伊川书院学习。那时，杨时已40多岁，而且他对理学已有相当造诣;但是，他仍然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勤奋好学。他不仅学习勤勉，而且非常尊敬老师。有一次与游酢去拜见程颐，见老师正在厅堂上打瞌睡，不忍惊动，便静静地站在门廊下等候。这时，天空正纷纷扬扬下着大雪，待程颐醒来，门外的积雪已经下得很厚很厚了。《龙文鞭影》中“立雪杨时”讲的就是杨时这种好学精神和尊师重道的故事，成为今古佳话，成语“程门立雪”也出于此。程颐很为他们诚心求学的精神所感动，更加尽心尽力教授。杨时不负重望，终于学得程门理学的真谛。杨时学成后回到南方继续潜心研究和传播程氏理学。他为了弄清楚张载《西铭》之理，专门写信向程颐请教。他在二程理学和朱熹之间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杨时一生精研理学，特别是他“倡道东南”，对闽中理学的兴起，建有筚路蓝缕之功，被后人尊为“闽学鼻祖”，他的著述颇多，主要的都收集在《杨龟山先生文集》中，他的哲学思想继承了二程的思想体系，被后人称之为“程氏正宗”。杨时还用《华严宗》、《易经》的内容来阐述他的哲学思想，并用孔孟的《大学》、《中庸》、《孟子》中“格物致知”、“诚”、“形色”、

　　“天性”等概念来丰富、扩充自己的思想。对“理一分殊””、

　　“明镜”等学说有新的创见，还在自然观上，吸收了张载“气”的唯物主义学说。他的哲学思想对后来的罗从彦、李侗、朱熹等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对我国的古代哲学，特别是思辨哲学方面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他的哲学思想流传到国外，在南朝鲜、日本的影响很大。宋嘉定十六年(1223)宋使到高丽(今朝鲜)，国王急切地问道：“龟山先生安在?”

　　绍圣元年(1094)，杨时赴浏阳上任。翌年夏末初秋，浏阳县出现严重旱灾，许多农民颗粒无收，纷纷外出逃荒。杨时立即赶写《上程漕书》、《上提举议差役顾钱书》，向上反映灾情，使朝廷及时拨给赈灾粮款，将官仓三千石稻谷迅速赈济灾民，缓解了灾民的苦难。绍圣四年浏阳连降暴雨，浏阳成了“水泽之国”，大片农田被淹。杨时《上州牧书》禀报浏阳爱灾情况，请求拨粮钱赈灾和减免灾民赋庸调。

　　崇宁五年(1106)，杨时奉敕差充对读官，转授浙江余杭县知县。奸相蔡京借口“便民”，实际上是为其母筑坟圈地。杨时不畏权贵，坚决抵制其害民之举;并且揭露和批评蔡京专权、暴政虐民的罪行。

　　奸臣蔡京、童贯、朱勐、王鞴等为了迎合宋徽宗的奢侈荒淫，大肆搜刮民间奇珍异宝，建龙德宫。仅朱勐主持的苏杭应奉局，用来运送奇花异石的船只就多达2400多艘。朱勐之流还乘机敲诈勒索，大发横财。百姓怨声载道。杨时对他们的行径深恶痛绝。他在《余杭见闻》中，愤然写道：“今天下上至朝廷大臣，下至州县官吏，莫不以欺诞为能事，而未有以救之!”“今天下非徒不从上令，而有司亦不自守成法。……其如法何?”他批评朝廷：“免夫之役，毒被海内，西城聚敛，东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盖尝罢之，诏墨未干，而花石供奉之舟已衔尾矣。今虽复早前令，而祸根不除，人谁信之?”他主张“为政以德”，“爱人节用”，“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他还一再上疏恳请朝廷减轻农民赋税。

　　政和二年(1112)四月，杨时赴萧山任县令。萧山县城周围农田易旱易涝，连年受灾。乡民曾多次要求将低田蓄水为湖，以灌农田，但都未实现。杨时到任后，认真听取乡民的意见，率百姓修筑“湘湖”，成湖3万7千多亩，周围80余里，可以灌溉农田14万6千8百余亩;即使大旱之年仍然有过半农田可以得到灌溉;而且“湖中多产鱼鲜，又有莼菜，可炊以疗饥”。后人建祠堂、描画像祭祀他。据《萧山县志》载：“政和二年，(杨时)为邑令，经理庶务，裁决如流。以民岁苦旱，开筑湘湖，以灌九乡，至今民赖其利。祀宦祠。”

　　杨时在朝廷任职时，不畏权势，据理直言，所言多卓有见识，所行不乏爱国之举。他以“弃军而归”、“帅臣失败”为由，对贪生怕死的童贯“明正典刑”，他还上疏斥责奸相蔡京等人聚敛“花石纲”，以为此举有“误国之罪”，“其害尤甚”，要求朝廷废除之，并坚决反对割地求和的投降卖国政策，力主抗金，挽留抗金名将李纲，但杨时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疏：“愿明诏有司，条具祖宗之法，著为纲目……”甚至认为奸相蔡京所作所为是“继神宗为名，实扶王安石以图身利”，“今日之祸，安石启之”，要求“追夺(安石)王爵，毁去配享之像”，这表现了杨时复古、保守的一囬。

　　宣和六年(1124)经张舜民推举，宋徽宗召杨时为秘书郎。

　　翌年三月，杨时上书《与执政论时事札子》，建言10件大事。他写道：“如今士大夫不敢对天下大事畅所欲言，不过是为了明哲保身而已。但他们不曾想过，天下动荡不安，岂能保全自身?”他从“慎令、茶法、盐法、转般、籴买、坑冶、边事、盗贼、择将、军制”十个方面分析朝廷一些政策的弊端以及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并且提出许多趋利避害的建议和措施。杨时提出不能只给流亡他乡之人免除赋税，还应对辛勤劳作的农民一视同仁，使他们也能得到实惠，从而信任朝廷，而不至于跟着抛弃土地，背井离乡，沦为盗贼，引起社会动荡。他主张放宽或废弃茶盐二法，以保证贸易自由，减轻百姓负担。他认为爱民就要民有常产，方可使天下百姓安居乐业，杨时建议朝廷恢复以前做法，拨出一笔经费作为籴本，即定购粮储备金，年初预支给农民购买生产资料和维持平时生计，秋收后农民按额交粮，结算时从中扣除原发的预订金。这样，国家既能按时收粮入库，农民也从中得到便利，乐于耕种土地，不至于逃亡。但因当时奸臣当道，杨时的建议未被采纳。

　　同年七月，杨时被任命为迩英殿说书;八月授国子监祭酒，赐祭器、谱牒、金盆花。十二月，杨时闻金军南侵，连上两疏，提出“严为守备”、“收人心为先”等建言。杨时不惧强权，公然斥责童贯：“为三路大帅，敌人侵疆，弃军以而归拏戮之有余罪，朝廷置之不问。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继弃而遁。当正典刑以为臣子不忠之戒。”他斥责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蠹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切齿。”建议罢黜投降派张邦昌，诛杀童贯，表现出非凡的见识和勇气。

　　靖康元年(1126)杨时先后任著作郎兼侍经筵、左谏议大夫兼侍讲、国子监祭酒等职。时值金兵包围汴京，朝廷对战与和争论不休。杨时抗金态度是坚决的。他提出立统帅、示纪律、一号令、攘夷狄、排和议等7项主张。他坚决反对割地求和的投降卖国政策，力主抗金，希望朝廷重用李纲等抗金重臣。可是，负责京都防务的主战派人物李纲却被罢官，激起开封军民的愤慨。陈东等太学生到宣德门前上书请愿。朝廷准备镇压民众。杨时挺身而出，为陈东等辩护说：“士民伏阙，诟骂大臣，发其隐慝，无所不至，出于一时忠愤，非有作乱之心，无足深罪。李邦彦首画遁逃之策，捐金割地，质亲王以主和议，罢李纲而纳誓书;李邺奉使失辞，惟虏言是听;此二人者，国人之所同弃也。”宋钦宗一意求和，依金人条件，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杨时上书，认为“朝廷割三镇三十州之地与之是欲助宼，而自攻也。”“河朔为朝廷重地，而三镇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太祖太宗百战要而后得之，一旦弃之，北庭使敌骑疾驱。”之后，他又上疏乞诛拥重兵坐视太原危急而不救的姚古，均未被采纳。李纲有诗赞杨时道：“儒林仪表，国家栋梁，风云翰墨，锦绣文章。”